追记“中国第一音箱”
撰文 / 乐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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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J35”音箱诞生50年了，50年来它一直被称为“中国第一音箱”，地位无可撼动。它的设计、元器件生产和成套制造都是中国人独立自主进行的，曾经大量装备我国的专业录音室，据说还向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出口。它的主设计师是上海中国唱片厂总工程师、中国声频技术泰斗李宝善先生，厂里外号“李喇叭”。在J35之后，我国没能再拿出一件完全合乎录音室技术标准的国产喇叭箱，虽然间或有“声乐”“真美”“美之声”等品牌推出了监听级喇叭箱，但或昙花一现，或不能真正用于录音监听，终未被国内录音行业接受。在电子器材领域，完全以中国自主知识产权制造的设备，能跻身国际一流技术领域的并不多。时光上溯五十年，即上世纪70年代，那就更凤毛麟角了。难怪如今的音响发烧友仍经常谈论J35，感怀无限、眷恋不已。翻翻网页，不难查到这些文字。↑在最近的一次音响展览会上，老旧的J35仍被拿出来放在玻璃罩内供大家膜拜，犹如法国卢浮宫里的蒙娜丽莎画像在“中华J35”出生50年之际，我觉得有必要写一篇文章，追记它的过往历程，为它留下一点痕迹，一丝留恋。我曾经使用过J35，也见过李宝善先生。具备这两个条件而如今仍在码字的人，恐怕所剩无几。有必要先科普一下，J35是录音室监听音箱，和家里的民用音箱有极大不同。它通常在混响时间很短的密闭室内使用，播放出的声音要求均匀覆盖人耳能听到的全频段声音，并极少带有喇叭和箱体工作时本身难免发出的某些声染。这是一种工具音箱，用来制做唱片、广电节目。监听音箱也分好多种，比如节目编辑的审听也是一种监听，但技术要求比录音室监听要低一点。录音室监听音箱有极其苛刻的技术指标，世界上能做喇叭箱的厂家千千万，能做录音监听的凤毛麟角，历史上仅有英国、芬兰、俄罗斯、法国、美国和日本的少数厂牌能做，是喇叭界的珠穆朗玛峰。50年前，上海做出了J35，此后十多年装备了几乎所有的地市级以上广播电台、电视台，各地电影厂、唱片公司也能见到它的芳踪。标榜自己是“监听级”音箱的不时有，但如果地球上没有一间录音室愿意用，就像一个自称的大力士，没人要你举杠铃啊。↑ 一对进入二手市场的J35我第一次听到J35的声音时只有10岁，那是1972年，地点在上海北京东路2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二楼演播间。作为一个儿童节目的表演者，我后来频繁与J35“合作”，而且在天南海北的电台、电视台、唱片厂、电影厂里都曾与它不期而遇，甚至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广播台里，80年代初也有一尊J35。中国广播电视界长期大量使用进口设备，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打破封锁，曾研发了三大件国产广播级替代录音器材，其中有两种是上海中唱生产的，分别是J35监听和411调音台，另一件是635广播录音机，中央广播事业局录音器材厂在山西榆次生产的。还有一些小东西，比如在西安生产的连环牌录音磁带等。J35国产监听箱的诞生背景大抵如此。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国内省级以上广播电台主要装备两种监听喇叭箱，一种是从日本进口的三菱大通 Diaton DS-35B，另一种就是中华J35。J35的正式名称是“中华 GY-J35”，恰与大通DS-35B有些相似，有人揣测它是不是仿制了大通35B，但研究了它们各自的设计后，结论并不是。虽然中华J35和大通35B都是多通道密闭式设计，可整体设计的区别是比较明显的。从外形上说，J35的体积比大通35B大了2.5倍，是个自带架子的落地箱，而大通只是个桌面箱；J35的中低频段用了两只12英寸喇叭，大通35B低频则只用一只12英寸喇叭；J35的中低频通道都是纸盆单元，高中频通道用一只大号角单元，大通35B低频和中频通道分别使用两只橡皮边纸盆单元，高频通道是球顶单元；大通35B是被动式扬声器系统，中华J35则是主动式的，也就是本身带有放大器，这更像当今的监听喇叭设计潮流。仔细琢磨似可发现，J35的本质是一个两分频系统，而大通35B是一个三分频系统，这是最本质的技术划分，J35和大通35B并无血缘关系。在设计中华J35的年代，国产喇叭单元的整体水平和当时的发达国家不是差一点点，因此要全部选用国产单元，其设计思路就会复杂一点。J35的中低频通道使用了两个不同厂牌的12英寸纸盆单元，它们在频段覆盖上有所侧重；中高频通道用一只较大的号角单元。可以想见，J35的主分频点在中偏高音区，副分频点在低音区，因此分频器的设计会比较复杂，在频段衔接上更为精妙，这样设计的出发点，我猜测是为了更好地弥补当时国产喇叭的某些不足。↑ J35音箱内部
为了保证全通路的优质平衡，J35严格控制了箱体谐振，并自带功率放大器，功放没有放在箱体内，而是安在箱体下方的专用木质支架上，为准互补OCL电路，完整正弦波输出功率为15瓦。中华GY-J35的主要技术指标如下（摘自原厂说明书）：谐波畸变：250Hz附近，＜7%；250-8000Hz，＜5%指向特性：水平面±45°，垂直面±18°，10KHz，不均匀度＜10dB该厂的产品推广书中有一段文字，可视为厂方的主观音质评价：
主要供专业监听、广播节目录制和播出时审听，也适合文艺团体等高保真度重放。经广播电台、电视台、唱片厂使用后对它评价：高中低音平衡、清晰、透明，层次感很好，阻尼适当，动态大，特别是微弱钢琴的细节清晰、优美。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对J35的听感是，相对大通35B更柔和，低频量感和动态也都略高于大通，中高频单元因使用了号角，颗粒感极强。J35的中高频颗粒感极其迷人，我记得当时上海电台有一位新闻播音员叫杨新宁，他本人的嗓音天然带有颗粒感，通过J35监听，甚至可以感受到这些声音颗粒的不同饱和程度。三菱大通35B与中华J35的声音取向完全不同，大通监听箱出声很硬朗，中频有溢出感，清晰度高于J35，抓错是利器，但久听很累。大通的声音和以后风行的雅马哈监听有得一拼。而J35的声音质感更接近于后来的JBL4425，只是低频稍弱一点，在表现定音鼓这样的高爆乐器时稍有力度上的欠缺。
J35最大的缺点是低频有一点点染色，不如大通纯粹，声音开大后，仿佛嗓子中有啥东西，这和当时中国制造的喇叭单元总体能力不够有关。
现在有些评价文章从猜测出发，把J35的音质说得尽善尽美，这是不符合实际的，虽然它的个头媲美JBL4344，但音质差别犹如上海牌轿车和宾利轿车之比，真的不好相提并论。无论是三菱大通35B还是中华J35，它们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领先技术水平，过了二三十年就自然落伍了，不必攀附。J35用了三只国产单元，全部选用天津生产的“红声”牌喇叭，红声喇叭后来改名“真美”。1974年夏，我有机会在中国唱片厂录制过一张唱片，其间慕名拜访了李宝善先生，他当时说J35使用的喇叭单元是从全国各厂家提供的几十种喇叭中遴选出来的，都经过严格的消音室测试和工艺改进。由于当时我只是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小屁孩，李宝善先生没能多说技术话题，现在回想起来真是遗憾。在部分后期制造的J35音箱中，还发现低音喇叭使用了“宏声”牌单元，这个“宏声”不是那个“红声”，而是另一家工厂，位于江苏省泰兴县刁铺人民公社。J35的低频单元居然前后有两个供货厂家，品牌读音一样写法却不同，它们之间是啥关系现在查不到了。“宏声”牌喇叭早已停产，早年它也是名牌，曾装载于很多国产收音机中。有趣的是，泰兴这个地方早年生产过中国最好的喇叭之一，现在则是全球最大的小提琴生产基地，销量占世界2/3，这里面有啥联系呢？我想是泰兴人的耳朵特别好吧。泰兴属于江苏省，多数人可能不熟悉，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坊间误传J35的喇叭用了江苏南京牌喇叭，南京喇叭一时身价抬升，其实不确。
李宝善先生是新中国第一批声频专家，他同时是美国声频工程学会和中国声频工程学会会员，是中国最具声望的声频专家（没有之一）。他所工作的单位中国唱片厂是中国声频技术的摇篮，中国的第一张唱片、第一枚唱针、第一台唱机皆出于此。李宝善先生1982年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声频技术专著《立体声应用技术》（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2年5月第一版），这本书有中国声频技术“圣经”的地位。此后他又写出了多部技术专著，曾登上国际声频技术的最高讲坛演讲，是现代中国声频技术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然而，几乎整个80年代，他都陷于单位内部的人事纠纷中。1988年，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都刊登长文为李宝善先生喊冤，可他已于1987年远赴美国投靠女儿，1989年患白血病客死异乡。如果当时能尊重他、善待他，也许“中华J35”不至于会成为绝响。故人已逝，但“中华J35”作为李宝善先生的一座丰碑，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声频技术的发展史上。（本文作者系中国录音师协会会员，曾任中录协首届音乐录制专业委员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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