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栋印刷史研究文选之二十八
应当重视包括网版印刷在内的孔版印刷术起源、发明与发展史的研究
张 树 栋
2001年5月24日， 印刷史学界酝酿已久的“中国印刷史研究会”终于成立了。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印刷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深入、系统开展的新阶段，对包括网版印刷在内的孔版印刷术起源、发明与发展的研究也必将随之提上日程。对包括网版印刷在内的孔版印刷史的研究之所以“应当重视”，原因有三：其一，抛开五千年前出现的树皮布印花不计，孔版印刷从出现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应用最早的印刷术之一。研究孔版印刷史，对印刷术起源、发明与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其二，以网版印刷为主体的孔版印刷，是平、凸、凹、孔四大印刷之一。对历史悠久、质量优良、种类繁多、应用广泛的孔版印刷史的研究，理应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其三，由于书史观点的桎梏，学术界对印刷史的研究长期以来局限在书刊印刷范围之内，认为只有书刊印刷才是印刷，致使以织物为承印物的型版印花长期被排斥在印刷之外。无疑，这是印刷史研究上的一个误区。要走出这个误区，还有赖于孔版印刷、尤其是网版印刷界同仁的参与，给包括网版印刷在内的孔版印刷术起源与发展的研究以应有的重视。众所周知，印刷这种工艺技术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和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它既可以印书,也可以印报、印纸币、印版画、印地图……；它既可以在纸上印刷，也可以在织物、铁皮、塑料、玻璃等多种承印物上印刷；它既可以在平面材质上印刷，也可以在凸、凹、圆、方等不同形体的表面印刷。作为印刷工业体系，它又与造纸、制墨、版材、化工、机械、电子等多学科、多领域密切相关。正是这种情况造就了多学科、多领域的学者共同参与印刷史研究的局面和氛围。大家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研究印刷史，势必在印刷史、尤其是印刷术的起源与发明问题上出现分歧和异议。下述以书史为基础的四种观点直接桎梏着印刷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值得大家仔细品味和探讨。持此观点者，认为印刷就是印书，把印刷与印书混为一谈。谈到印刷术的起源与发明问题时，把印书之始视作印刷之始，把现存或现知最早的印本书的印刷时间和地点，断定为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和地点，致使印刷术的起源与发明时间滞后，严重桎梏和干扰了印刷术起源与发明问题的研究。持此观点者， 把纸作为印刷术发明的前提条件，认为在纸的质量能以用于印刷之前，不可能有印刷术的发明。这种观点是以印刷术三要素（印版、转印材料、承印物）中的承印物给印刷术定位，不承认秦汉时期的型版印花用的也是印刷术，同样桎梏着印刷术起源与发明问题的研究。持此观点者，认为秦汉时期的型版印花用的是印刷术，但不是真正的印刷术，只能算是“纯粹的印刷术”。理由是它印的不是读物。这种观点是以印刷术的应用领域给印刷术定位，说什么印刷术印的产品是读物才是印刷品，产品不是读物就不是印刷品。这种观点虽很奇特，但它毕竟承认了型版印花用的是印刷术，较前两种观点前进了一步。只因一时还摆脱不了书史桎梏这个阴影才出现这种模糊认识，可以理解。持此观点者，在承认印刷术的发明要具备物质、技术、文化等前提条件的同时，硬把装订加入印刷术发明前提条件之列，无形中落入书史观点之窠臼，投入书史观点之怀抱。上述四种观点，大同小异，皆出自书史观点。虽表现形式不同，但实质上都是从书史角度研究印刷史的产物。需仔细品味、认真探讨。前已述及，印刷这种工艺技术，应用范围和涉及的学科领域非常广泛，致使参加印刷史研究的学者来自多学科、多领域。大家从不同角度研究印刷史，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尺度。这就是“大印刷史观”提出的：“站在印刷立场，从印刷角度出发，以印刷工艺技术的发展为主线，旁及印刷设备、器材、科研、教育和专业书刊出版等相关领域，全面、系统地进行”。只有这样，学术界才能达成更多的共识，使印刷史研究得以正常进行。为此，笔者曾两次撰文论述“有关印刷术起源问题的几个基本概念”（《广东印刷》2000年第8期，《印刷杂志》2001年第8期）。摘要如下，供读者参考。印刷术是工艺技术，属科学技术范畴，在印刷史研究中，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是印刷史研究摆脱书史羁绊回归科技史的基础。参加印刷史研究的学者，无论你来自何方，只要承认印刷是工艺技术，许多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可喜的是，印刷是工艺技术这一概念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赞同，可以说在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对印刷史研究，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原因是，中国印刷史的研究与著述，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书史观点的制约，在印刷术就是印书术这个误区里苦苦挣扎，难以自拔。记得前几年有位台湾的著名学者来信建议说：“是否可以把古代印刷史作为文化史，近现代印刷史归入科技史，以解决印刷史的归属和定位问题”。这反映出学术界在印刷术和印刷史归属上的困惑心理。可见，学术界在印刷术是工艺技术，属科学技术范畴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上，虽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仍存有异议。因此，对这一基本概念有待进一步加深理解和认识。印刷术的发明不是偶然的，因为它需要一个长期的准备过程，对此，学术界已达成共识。只是在这个准备过程究竟有多长，源头又在何处等一些具体问题上尚有异议。譬如，有学者说：“印刷术的发明就像我们今天的科研项目一样，百年大项都没有,哪有千年大项？激光照排的发明才用了多少年？”殊不知,印刷术的发明（起源）是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没有人给它立项，更不可能像七四八工程（研究激光照排的国家重点攻关项目）那样有组织、有计划、有经费、有目标、有大致时限地去搞科研攻关，一切都在自然演进中。甚至“印刷”这个名词也是在雕版印刷黄金时代的宋朝才出现的。我们怎么可以用今日之科研攻关去要求我们的祖先呢？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必须回到印刷是工艺技术这个最根本的立场上来。其一，从物质方面看，它有印版、转印材料和承印物三要素，是通过转印材料将印版上的图文转印到承印物上去的工艺技术。其二，从技术角度讲，它是转印复制术。就我国发明并发展了的传统（古代）印刷术而言，它由手工雕刻和转印复制两大技术系统组成。因此，把手工雕刻和转印复制技术的出现看作是印刷术起源时期的“源头”，当是亳无疑义的。大量出土文物证明，手工雕刻和转印复制技术作为印刷术的核心技术，起始于新石器末期。当时人们出于美化生活的需要，发明了一种通过“陶拍”将图案花纹转印到陶器上去的工艺技术。这种技术，对印刷术的起源来说，意义有三：其一，所用陶拍（模版）上的图纹是手工雕刻的，与印版雕刻颇似；其二，印纹陶上的图纹是陶拍上的图纹通过压力（拍印）转印上去的印迹，开转印复制之先河；其三，新石器末期的印纹陶，有不少是彩陶，必给印刷术中的多色套印以启迪。由此不难看出，无论从技术角度，还是从原理、设想考虑，说彩陶拍印术的出现是印刷术的源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手工雕刻和转印复制术的进一步发展，是商殷时期在龟甲、兽骨之上雕刻文字；西周以降用范模拼排翻铸技术翻铸青铜铭文；战国时期出现的凸版印花；秦汉盛行的盖印封泥、砖瓦模印、型版印花，以及尔后出现的碑石拓印。凡此种种，使手工雕刻和转印复制技术日趋成熟和精湛。与此同时，笔、墨、织物、纸张和刻版、刷印工具等物质条件也随之发展、成熟。正所谓十月怀胎，印刷术一朝分娩在文明、古老的中华大地，已势在必然。研究印刷术起源与发明问题，首先要把什么是印刷术搞清楚。近些年来，面对在印刷术发明问题上众说纷纭这一现实情况，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给印刷术下一个准确定义的必要性和急迫性。笔者也曾撰文《试论中国印刷历史研究上存在的几个问题》（《印刷杂志》1990年第3期），明确提出“为印刷术下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是研究印刷术发明年代的前提条件”。然而，由于印刷术应用广泛且涉及多学科、多领域，大家往往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致使对印刷术定义的意见也不尽相同。这就需要大家掌握同一个尺度，统一到印刷术是工艺技术这个基本概念上来。基于此种认识，笔者认为这个定义应以印刷物质三要素为基础，定义为“通过转印材料，将印版上的图文转印到承印物上去的工艺技术”。这个定义，既不拘泥于凸版（印版），也不拘泥于油墨（转印材料），更不拘泥于纸张（承印物），是对包括古代、近现代印刷在内的各种印刷术的高度概括。当否，敬请方家指教。有了印刷术，必有印刷品，采用印刷术生产的产品都是印刷品，这是尽人皆知的常理。那种印刷在纸上的是印刷品，不印在纸上的便不是印刷品；印得是读物是印刷品，印得不是读物便不是印刷品的观点有悖常理，显然是不合适的。有了印刷术，必有印刷品；有了印刷品，未必就有印本书。这一概念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原因是印刷品只有经过“装订”这个印后加工工序,才能制作出印本书。在这里：印刷品在先，印本书在后；先有印刷品,后有印本书；没有印刷品便没有印本书。况且在印刷术发明初期,只能印些简单的单张产品,不可能用来印书。至于有人有意无意地把它混为一谈，无非是想把戴上“现存最早”或“现知最早”桂冠的某印本书的刻印时间和地点，说成是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和地点罢了。由此看来，印刷术与印刷品，印刷品与印本书，涵义不同，在印刷史研究上并非无足轻重，希望学者们多加注意才是。印刷的定义,前已述及。装订的定义, 《词海》的释文是 “印刷品从印张加工成册的工艺的总称”；《新现代汉语词典》的释文是“把零散的书页或纸张加工成本子”。可见，印刷与装订是两种完全不同、相对独立的工艺技术。众所周知：装订对于印刷来说，只是印后加工工序；印刷品有的装订,有的则无需装订；印刷品可以装订，没有印刷的纸张、手写本书、书画家的书画作品也可以装订；当今的印刷厂,有的有装订,有的则没有装订；与印刷相关的企业中，有独立的装订厂；两千年前的装订，把竹简装成“策”，把在缣帛上书写、绘制的书画装成“卷轴”；……这众多事例,集中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印刷与装订没有因果关系。那种把装订作为印刷术前提条件、认为没有装订便没有印刷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孔版印刷的起源与印刷术的发明问题，在当今印刷史研究中，是检验学术观点的试金石。持书史观点者，在谈到印刷术发明的技术条件时，只涉及印章的盖印和刻石的拓印。而“大印刷史观”认为，以纸为承印物的雕版印刷的发明，既与印章的盖印和刻石的拓印有关，也与秦汉时期的型版印花相承，而后者更具实际意义。原因是型版印花本身就是雏形中的印刷术。对此，中国网印及制像协会理事长宋育哲先生撰文《孔版印花的起源与印刷术的发明》明确指出：“孔版印刷的历史悠久，孔版中的型版又是孔版印刷技法中最早的一种印刷技法，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在研究印刷术的发明问题时，把型版忽略掉。……研究孔版印刷的起源，对印刷术发明问题应该是必不可少的。”美国汉学家卡特在其名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中说：“织物的印花，特别是这种图像印花织物，其在为纸上的雕版印刷开先路的准备工作中起有一部分的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从它再转而学习新的纸上印刷的技术，就比较简单了。”著名书史专家李致忠先生在其新作《古代版印通论》中谈到发明雕版印刷的技术条件时，说“石刻的传拓，玺印的镌刻与钤盖，漏印技法的长久普遍行用，似乎都为雕版印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镜，一俟社会环境成熟，它便会应运而生。”著名考古专家牛达生先生认为，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印花敷彩纱和金银色印花纱，是用印刷术印制的。只是当时这种印刷术生产的产品不是“读物”，故被牛先生称之为“纯粹的印刷术”。从上述数例不难看出，孔版印刷的起源与印刷术的发明息息相关这一史实，已得到包括图书、出版、考古等领域的学者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赞同。正是这种赞同，使印刷史研究在摆脱书史桎梏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相信在尔后的岁月中，尤其是在网版印刷同仁的重视和参与下，印刷史的研究会更上一层楼，越来越贴近历史的真实。
张树栋 :1936年生于河北献县淮镇东刘庄村，大专学历，副编审职称。从业印刷、出版与印刷史研究63年余。著有《中华印刷通史》《中国印钞通史》等图书20余种，在人民日报、新闻出版报、中国印刷、台湾印刷人、香港印艺月刊等多家报刊发表文章200多篇。近作《中华印刷典故》荣获2015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首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第28届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一等奖。现任中国印刷博物馆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印刷博物馆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印协印刷史研究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书局《中国出版史研究》编委会编委。 赵志忠，笔名赵刚，号国学守望者，男，1973年4月生，河北省献县淮镇人。作品发表于《诗刊》《中华诗词》《中华辞赋》等。中国作家协会《诗刊·子曰诗社》社员，诗词中国·中华诗词网2017年度优秀通讯员，采风网2017年度十大新闻奖获得者，河北省诗词协会会员，河北省采风学会会员，河北省沧州市诗词楹联学会副秘书长，沧州市新联会常务理事，沧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沧州骄子》编委，《诗眼看世界》创始人，采风网沧州站站长，献县知联会理事，献县新联会副会长、秘书长，沧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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