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Yuhua Wang. Forthcoming. “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 Elite Kinship Networks and State Building in Imperial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作者简介：王裕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本科、硕士，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哈佛大学政府系Frederick S. Danziger副教授。
问题与论点
自上个世纪以降，诸如韦伯（Weber 1915，237）、米格代尔（Migdal 1988, 269）、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Acemoglu and Robinson 2019，18）在内的社会科学家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建立在亲缘基础上的制度会阻碍国家建设。然而，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以亲缘网络为基础的制度与中央集权国家是长期共存的。如中世纪统治英格兰的诺曼贵族（Bates 2017, 26–7）、前殖民时代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王国等。对中华帝国来说同样如此：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僚制国家（Stasavage 2020,138–49），这一官僚体系建立在强大的血缘纽带之上（Perry 1980,60）。
帕吉特和安塞尔（Padgett and Ansell 1993, 1310）指出，理解国家建设，学者需要“深入到正式制度和明确目标的表面之下，进入到人们实际生活的关系层面”。在古代中国，官员的亲属网络，经常由父辈塑造。但一旦形成之后，亲属网络就会将精英对国家的偏好“锁定”，影响他们对中央政府能力的偏好。
许多前人的研究都假定如果精英面临普遍的威胁，他们将会采取集体行动来强化国家能力（Tilly 1992; Slater 2010）。本文“将个人带回到国家当中”（Levi 2002, 37）并指出，即使面临强大的外敌，精英仍有可能在国家建设的改革中存在分歧。
亲缘网络，在某种条件下，与国家建设是相辅相成的。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在地理上遍布全国的亲缘网络能推动精英追求强大的中央政府。如果精英的亲属遍布全国，精英的家族利益就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因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可以帮助精英保护遍布全国的利益。
图1a展示了一个遍布全国的亲缘网络，而图1b则是一个在地理上相对地方化的网络。这两个图用的是北宋王安石变法期间两个朝臣的例子，我会在后文中进行进一步的解释。
我的论点基于一个假定：官员代表他们的家族利益；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影响政府政策带给他们家族性价比最高的保护。这些保护包括抵御外敌和内乱，以及在社会争端中的公正解决（North 1981,23）。官员在保护家族利益时有两个选择：依靠国家这样的公权或者家族组织这样的私权。
如果亲缘网络遍布全国，官员就有强烈的动机来通过国家机构（而非家族组织）来保护家族利益。这样做有两个原因。首先，国家机构遍布全国，在保护地方上可以实现规模效益（Alesina and Wacziarg 1998; Ferejohn and Rosenbluth 2010）。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在保护一个狭小地域上所用的边际成本远远低于一个当地的家族建立自保组织所用的成本。
官员这样选择还有一个社会原因。对于亲缘网络地方化的官员，他们更在乎自己的地方利益而非全国利益。他们反对向中央政府缴税，因为国家可能会把税收用到其他地方。这些地方化的社会网络就把全国分成了一块一块的独立王国，强化了既有的地域隔阂，造成了权益分配冲突。对于集中在某一地域的亲缘组织来说，依赖家族组织维护秩序更有效率，因为这比向中央政府交税换取公共服务的边际成本更低。因此，如果亲缘网络地方化，官员就会反对增强中央政府能力，因为这些政策会把原属于地方的资源转向国家而削弱他们在当地的权力基础。
遍布全国的和地方化的社会网络遵循着奥尔森（Olson 1982,48）描述的共容性利益集团和狭隘性利益集团的运作逻辑。处在全国化网络中的官员代表了跨地区的利益。相反，身处地方化网络中的官员只代表了一个小范围的利益集团。
如果很多官员的亲属都遍布全国的话，这些跨地区的网络就会推动这些官员组建一个“国家建设”联盟，追求国家利益，而不是各自地方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官员就不会把注意力放在私权上，因为遍布全国的亲属如果在每个地方都建立起自己的私人保护，资源利用不能整合，在成本计算上是没有效率的。因此，这些家族利益遍布全国的官员就会采取霍布斯式的方案（Hobbesian deal）：向统治者缴税来换取中央化的保护。
这一方案提供了双重的可信承诺，分别是：（1）皇帝与官员之间的可信承诺以及（2）官员与他们亲属之间的可信承诺。首先，全国化的网络强化了官员在皇帝面前的议价能力：他们可以调动全国的资源来和皇帝讨价还价。而皇帝在面对拥有全国网络的官员时必须承诺提供公共物品而不是依靠国家机器掠夺社会。相反，那些身处地方化网络中的官员只拥有区域性的权力基础，他们只能动员部分地域来获得某些地方自治或者向皇帝威胁独立。但是对于皇帝来说，平息地方性的叛乱比较容易。其次，国家这样一个公权机构可以帮助官员向他们的亲属做出一个制度化的承诺，因为国家不能像家族组织那样轻易地将某一个家族成员排除在受益群体之外。
在这样的国家-社会关系中，国家和亲缘网络就是互补的而不是互相阻碍的。
据此，我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1：官员对于增强国家能力的支持随着他亲属网络在地理上的规模增加而增加。
接下来，我将通过王安石变法这一历史事件来验证我的论点。
历史背景
北宋立国后，面临着契丹和党项等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战争一触即发。在1065年，北宋政府有80%的财政收入花在了防务上，这导致了政府财政出现了宋代以来的第一个赤字（Smith 2009, 349）。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069年，宋神宗引入了一系列新政策，这便是闻名后世的熙宁变法，这项变法旨在增强国家权力，强化国家对市场经济活动的介入以满足财政与军事之需。主要改革措施包括方田均税法、保甲法、青苗法、募役法。这一系列变法措施在实施后，宋朝政府在十一世纪的税收占到了经济总量的17.5%，遥遥领先于世界同时期的其他国家（Guo 2019; Stasavage 2020, 160）。
但是针对这项变法，朝臣却出现了对立的情况。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认为增强国家能力与他们个人的家族利益是一致的。比如王安石在写给江、淮发运判官马遵的信中就提到“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Wang 1086, 75: 22）。然而，诸如司马光、苏洵、苏辙、郑侠、王岩叟这样的官员却反对这项变法。为了维持新旧党人之间的平衡，宋神宗有意让朝中两派互相制衡（Liu 1959, 60），这样虽然增强了君主的权力，但是却对变法的命运造成了威胁。在王安石被罢相以及神宗驾崩后，代表反对新法的宣仁太后高氏垂帘亲政，在高太后的支持下，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元祐党人尽废新法，是为“元佑更化”（Deng 1997, 254）。
网络遍布全国的官员与网络地方化的官员
与先前的历史研究（Ebrey 1993; Bossler 1998）一致，在这一部分我展示官员家族的迁徙历史显著的地影响了他们亲属网络在地理空间的分布。
官员样本
我使用了两个主要标准来收集官员样本。首先，我选取了从三品及以上的中央政府官员，因为从三品及以上的官员可以参加朝会而直接影响政府政策。其次，我将样本限制在神宗（1067-1085）一朝。在此基础上，我收集了137位官员的数据，他们都是汉族男性，在1067年的平均年龄是51岁。他们平均在1047年步入官场，到神宗上位时平均位阶在三品（正部级）。
衡量亲缘网络
我建构了一个亲缘网络地方化的指标来衡量每一个官员亲缘网络地域集中的程度。每一个网络由两方面组成：即官员自己的核心家庭以及与之联姻的家族。如图2所示：
我参考《全宋文》中收录的墓志铭来建立亲属关系网络。图3展示了神宗时期一位宰相——富弼的墓志，上面记载了其子女婚姻的信息。
我的研究团队从《全宋文》里首先查阅了神宗朝所有从三品及以上官员的墓志，然后手动收集这些官员的夫人、子女以及女婿的信息。接下来，我们对《全宋文》进行检索，以确定文集中是否收录这些家属的墓志铭。我们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并参考了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 2018），在此基础上我们搜集了68个官员的亲属网络。由于成本的限制，我们的数据收集集中在三代之内——官员父母一代、官员本人这一代以及官员子女一代。我在下面的回归中控制了亲属数量来处理一些家族的亲缘网络记载比另一些更多的问题。对于样本中记载缺失的问题，我在主分析中使用了个案剔除（listwise deletion）的方式，此外我在稳健性检验中对缺失值进行了多重插补（multiple imputation）。
接下来，我参考经济地理学文献中衡量市场地方化的“市场倾向”（market potential）路径（Harris 1954）建构了一个亲缘网络地方化的指标。我用来表示官员i亲属在地方上的集中程度（Local concentration of kin），其中是官员i离他亲属k之间的直线距离（以公里计）。其暗含的逻辑是随着亲属离官员本人越近，指数就越高。这一指数并不受到行政区划的影响。在稳健性检验中，我还使用了其他的测算方式，结果均未发生大的变化。
分散的 vs. 集中的网络
有宋一代，中国精英具有强烈的动机在本地进行嫁娶，但是随着家族政治地位的上升，门当户对的家庭越来越少，这些家族就会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而亲属的迁徙为家族实现跨地区的联姻提供了机会。
宋代的官员多在家乡以外的地方轮流任职（Smith 2009, 357–8），即便是曾经供职京师，许多人最终也是在道这样的省级单位上致仕（参见Deng 1997, 239）。这样，许多人毕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度过（Ebrey 1993, 66）。他们与当地家族的联姻能保证他们在当地建立网络，获得社会支持以及调和风险（Bossler 1998, 170）。当危机发生时，附近的通过婚姻联系结成的亲家可能比远方血缘相同的宗亲更能起到帮助（Bossler 1998, 170）。
因此，官员的家族迁徙模式与他的亲缘网络在地理上的扩展是有关的。对此，我使用墓志铭和CBDB（2018）追踪了官员家族迁徙的信息。我特别关注官员的父亲，因为他们能在孙辈的嫁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Ebrey 1993,69），从而影响了官员的亲缘网络。父亲迁徙（Father migration）这一变量是官员父亲最终定居地到其祖父居住地间的“直线距离”（以公里计）。
表1展示了用最小二乘法（OLS）估计的父亲迁徙与官员亲缘关系地方化之间的关系。如果官员的父辈迁徙了很长距离，那么官员本人就越有可能拥有一个遍布全国的亲缘网络。当纳入官员家乡所在州府的固定效应，即控制诸如地理、历史与当地文化在内的家乡层次的协变量后，结果也是稳健的。
姻亲网络与国家建设偏好
//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官员对变法的态度。我从三大史料入手，它们分别是脱脱编纂的《宋史》（1343）、李焘编修的《续资治通鉴长编》（1177）以及今人曾枣庄、刘琳主编的《全宋文》。
我的研究团队阅读了这些史料并且识别了137个官员在变法期间的事迹，然后我们选择了与王安石变法有关的活动，如向皇帝上疏或者参加朝议。根据这些活动我们对每个官员变法的态度进行了手动编码。
官员的态度是两极分化的。如图4所示，在64位公开表达看法的官员中，有34位表示支持（54%），我将他们的态度记为1；有24位表示反对（38%），我将他们的态度记为0。而剩下得5名官员支持变法中的一些政策而反对另外一些；我在分析中将他们的态度取均值，即记为0.5。
此外，还有超过一半的官员（74名，占比54%）并没有对变法公开表明态度。他们中的大部分人（49名）出任的是礼仪性的官职，如供职礼部。因此，一个简单的解释是这74名官员并没有参加决策，因此无法表达对新政的态度。在主分析中，我使用了个案剔除的方法将这些人排除在外。而在后续稳健性的检验过程中，我使用了三种替代性方法来进行分析。首先，我将这些没有公开表明态度的官员列为中立。因变量的编码也相应地改为三分类——分别是支持（1）、中立（0）和反对（-1）。其次，我把样本限制在与决策职务相关（如宰执、财政、军事等职务）的官员；第三，我对这些官员进行随机赋值（依据伯努利分布）。
官员的职业轨迹表明宋神宗试图平衡新旧党人的势力。支持变法与官位变动（首任职务与最后一任职务之间的品级之差）的相关性非常小（0.066），且在统计上也不显著（p = 0.688）。这表明皇帝对于新旧党在职业变动上是平等对待的。这就部分减轻了样本存在“选择偏差”的顾虑。
另外一个顾虑是官员可能出于压力对变法表明特定的立场。这样做可以对同僚或高级别官员表达政治恩惠/政治忠诚，以期望能在未来以同样的方式得到回报。为了考察这种可能性，我检验了官员态度与他们政治品级之间的关系。由于官员的职位在神宗期间出现变动，我使用平均品级（所有品级的均值），发现它们之间的关联在统计上不显著。在回归分析中，我也控制了这一变量。
//结果
我用OLS估计下列方程：
其中因变量Support for reform_i是一个连续变量，用来衡量官员i支持变法的程度，自变量Local concentration of kin_i是衡量官员亲缘网络地方化的指数（值越高代表越地方化）。假设1预测β将会是负的。μ_j包括了官员籍贯所在州府的固定效应。所有的标准误都是稳健标准误，出于地区内的相关性，我将它们聚类在州府j层面。此外，我对所有变量都进行了标准化处理。结果如表2所示：
其中第1列展示了Local concentration of kin_i与Support for reform_i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第2列增加了官员籍贯所在州府作为固定效应，第3列加入了接下来我将讨论的控制变量，第4列则是使用最小绝对值收敛和选择算子（LASSO）回归的结果。
在控制变量上，我考虑了8个替代性解释。首先，诸如家族财富这样的官员个人特征会影响他们的计算。比如，富有的家族有更多的资源来支持亲缘组织，因此更不需要国家的保护。而地理、历史、文化与农作物在内的地域特征也会影响官员的态度。比如，遭受入侵与内部叛乱威胁的地区更有动机去增强国家能力（Tilly 1992; Slater 2010）。分配的逻辑则指出土质肥沃与农业产出高的地方更可能反对国家建设，因为他们收入高，也必须承担更高的税收（Meltzer and Richard 1981）。宋代官员财富的数据很难找到，但是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有宋一代，高级官员多出自富裕的地主家庭（Liu 1959,16）。为了控制他们的家族和地域特征，我纳入了州府层级的固定效应。
其次，近来社会网络分析发现行动者在网络中越接近中心，他对其他行动者的影响就越大，也就更愿意采取行动。因此我控制了每个官员的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测量网络中节点对资源流向的影响（Padgett and Ansell 1993, 1278）。此外，我用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和博纳西奇中心性（Bonacich power）作为稳健性检验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
第三，有可能亲属或者子女的数量（而非他们所在的地点）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如果地理分布不变，亲属数量越多，地方层级的交易成本越高，这样便会促使官员购买国家提供的服务（Schelling 1960, 57）。因此，我控制了亲属的总数与子女的总数。
第四，有宋一代被认为是派系政治与不同哲学流派兴起的时代（Bol 2008）。为了给每一个官员的派系进行编码，我首先识别了主张变法的新党领袖：王安石、吕惠卿、蔡确等。接下来我根据历史学者的著作来定义每一个官员与变法领袖的派系联系。这种派系关系需要满足下列三个条件之一：（1）他与变法派领袖处于科举中“主考—考生”的关系 ；（2）他与变法领袖同年通过了科举考试；或者（3）他和变法领袖处于同一哲学流派。
第五，权力的变化可能影响官员对变法的态度。比如，位阶较低的官员可能通过支持或者反对变法来换取官阶更高的同僚在政治上给予的提携。一些现代威权主义政体的研究表明级别低的官员有更强的动机去迎合统治者的意图来显示政治忠诚（如Kung and Chen 2011）。为了检验这种可能性，我控制了神宗在位期间每一位官员的平均品级。
第六，亲缘网络越暴露在游牧民族入侵或者内部叛乱威胁之下的官员越倾向于支持强国家建设。为了测量对亲缘网络的外部威胁，我建构了一个指标来测量每个官员的亲缘网络离（神宗在位之前50年）所有外来威胁的距离。因此，亲缘网络中心离外部战争的距离可以表示为∑_(x∈W)(1+distance_(k_c,w))^(-1),其中distance_(k_c,w)是从亲属网络的中心k_c到外部战争w的“直线距离”（以公里为单位）。W包括了从1016年到1065年间宋与西夏、辽之间的所有战争。这一指数随着外部战争到亲缘网络中心的距离越近而越高。与之相似的是，我建构了亲缘网络中心距离内部叛乱的指标∑_(x∈R)(1+distance_(k_c,w))^(-1)，其中distance_(k_c,w),R表示从亲属网络中心到大规模叛乱发生地的距离。R包括了1016到1065年间所有的起义（包括农民、工匠参与的民变）。这一指数随着起义到亲缘网络的距离越近而越高。
第七，我所有测算的距离都是“直线距离”，并没有考虑地形因素。有人可能指出，如果亲属住在山区，可以靠山作为天险来进行防御，而不需要依靠国家。因此，我控制了地形的崎岖程度（Ruggedness Index），我使用小格数据（Nunn and Puga 2012）计算了覆盖官员亲缘网络的所有小格的平均崎岖程度。
最后，官员的家族历史也十分重要。我测量了官员的父辈是否通过科举来入仕（以区别是否门荫入仕）。这一变量也间接测量了官员父辈的政治倾向，这是因为儒家考试可能形塑了父辈的政治观念，这就又可能反过来影响他们的儿子（即官员本人）的亲缘网络。我也控制了父辈的迁徙来测量其距离原籍的距离。如上所示，父辈迁徙与官员亲缘网络的地理分布密切相关。这也是LASSO回归模型选择的唯一协变量。
在所有的回归模型中，地方亲缘网络的地方化（Local concentration of kin_i）与对变法的支持（Support for reform_i）之间是负相关的，均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标准化回归系数在-0.250到-0.433的范围内，这表明地方亲缘网络的地方化程度每升高1个标准差，官员对变法支持的标准差就下降25%-43%。
这一结果是非常稳健的。如，原来对自变量的测量假设每个家族内的亲属成员对官员的影响是相等的。我从两个方面放宽了这些约束。首先，在诸如古代中国这样的男权社会中，官员可能更重视儿子的亲属网络而非女儿的，这是因为儿子会继承家族的财产（Ebrey 1993, 235）。因此，我将每一个与女儿有关的亲属网络的赋权降低。其次，我根据距离官员的亲情距离来调整亲属的权重，这是因为官员会更重视儿女这样的核心家庭成员而非远方宗亲。用这些不同的自变量建构方法得出来的结果是相似的。此外，我还尝试了每次排除一个官员来看这样做是否改变了回归结果，结果依然是稳健的。
尽管我控制了一系列变量，未观测到的变量仍然可能会扭曲我的模型结果。因此，我进行了形式敏感性分析来判断未观察到的变量是否对回归结果产生显著的（与我能够测量的变量相比）影响。AET比率的区间在13.650到15.328之间。这一比率表明未观测到的变量的边际效应至少是已经观测到的变量边际效应的13倍。这远远超过了以往研究中用于确定对不可观测变量选择的基准值3（如Nunn and Wantchekon 2011, 3238）。
总而言之，假设1在统计分析和稳健性检验中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官员对国家建设的支持与其亲属网络在地理上的扩展程度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结论
以往的研究将国家建设视为国家与社会间的竞争 –– 国家最终会凌驾于社会组织之上。在这一竞争中，亲缘网络被视为现代国家的主要竞争者。然而这一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西欧国家发展的经验。在西欧之外的地区，复杂的亲缘网络却是普遍的（e.g., Evans-Pritchard 1940）。中国国家的官僚化要领先于欧洲1000年（Hui 2005）。11世纪时，中国宋代的税收就已经占经济总量的15%还要高，这是英格兰18世纪才达到的标准（Guo 2019; Stasavage 2020,160）。中国在国家建设取得这些里程碑式的成就时拥有强大的亲缘网络。
我考察了亲缘网络的形式如何激励精英来推动国家建设。文章指出，超越地方纽带、在地理上分布广泛的亲缘网络使得精英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协调一致。社会科学研究认为强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North 1981; Dincecco 2017）、防止政治暴力与内战（Fearon and Laitin 2003）、提供公共产品（Rothstein 2011）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下国际社会提出的政策干预主要也是建立“韦伯式”的官僚体系。但是中国的经验表明社会结构会影响国家建设的轨迹。当精英嵌入地方化社会关系时，他们更可能倚赖地方、私人组织来提供保护而非依靠国家。这一经验的启示是国家的脆弱性可能是一个社会问题，不能单纯地通过官僚制改革来解决。因此，国家建设不应当局限于官僚制改革，而更应当关注能促进国家能力的社会结构层面的激励。（因篇幅限制，全文注释与参考文献略）
编译稿已经王裕华教授审订，全文翻译已获授权，正在进行中，敬请期待。
编译：杨端程 编辑：韩丽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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