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Ziblatt, D. (2006). How Did Europe Democratize? World Politics, 58(2), 311-338. doi:10.1353/wp.2006.0028
作者简介：Daniel Ziblatt，哈佛大学政府系伊顿讲席教授（Eaton Professor），主要研究领域是民主化、民主崩溃、政党、国家建设等。个人介绍见https://scholar.harvard.edu/dziblatt
相比当今世界政治中的民主化乱象，19世纪时民主在西欧国家的兴起则显得非比寻常。欧洲是如何实现民主的？传统叙事认为欧洲的民主之路虽然艰难，但却由无法逃避的历史力量所决定。正是在工业化时期和“民主的时代”，西欧国家经过激烈的民主转型最终跨入民主的门槛。但是，如果真是这样，西欧发达民主国家为何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民主回潮呢？本文所评论的四本著作（The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y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Democracy and Redistribution by Carles Boix；Paths toward Democracy by Ruth Berins Collier；Contention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1650-2000 by Charles Tilly）主要围绕“什么原因推动了民主化”、“谁在追求民主”和“民主如何得到保障”三个问题展开，认为西欧民主化过程本身就裹挟着反民主的潮流，通往民主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民主改革往往与非民主的制度共存。
一、民主化的原因
风靡一时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变迁是民主化的启动因素，但是以摩尔和泽沃斯基为代表的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本评论中的两本著作——《民主与再分配》和《民主与专制的经济起源》则提出了一种替代性机制来强调经济变迁对民主转型的推动作用。二者的关注点是收入不平等模式的转换如何制造民主化的机会。
在Boix的分析中，经济不平等（economic equality）和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是两个核心要素。随着经济发展，经济不平等程度下降，民主对非民主领导人的威胁降低，因为在他的框架中，民主反映的是大部分平民的偏好，他们倾向于向富人征税，获取更多的再分配。非民主领导人对民主的阻挠源于对代价高昂的再分配的恐惧，随着不平等的下降，再分配的潜在代价将低于镇压的代价，正是此刻才有了民主转型的可能。当经济资产变得更具流动性时，精英并不会和原来一样害怕征税，也就降低了对民主的代价的恐惧。同时，他还引入了中产阶级，讨论了跨阶级联盟的可能性，并提出了“有限民主”（limited democracy）的概念。正是西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经济不平等和资产专用性的下降引发了民主化，他也解释了欧洲民主化的渐进性特征和阻碍力量。但是，有两个地方值得深入关注。首先，对民主的需求来自哪里？如何解释不平等下降后，对普选权的阻碍依然存在？如果对于民主的需求并不总是来自于穷人自下而上的再分配的要求呢？民主改革也可能是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过程。其次，是什么决定了有限民主的特定形式？如果渐进主义是西欧民主化过程的重要特点，那么具体说明这种渐进主义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
和Boix一样，Acemoglu 和Robinson（A&R）也使用了理性选择理论，其分析框架中包括三种行动者：富人、中产阶级和穷人。这些行动者的偏好是已知的：富人畏惧民主是因为再分配的潜在代价，穷人想要民主是为了实现再分配，而中场阶级通常想要有限的民主。非民主国家的富人面对革命的威胁时究竟选择镇压还是民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两个因素：经济不平等的程度和社会收入的结构。A&R将民主化视为两大主要行动者，即富人与穷人的斗争。民主化并不发生在富人威胁最小的时候，而是发生在来自底层的骚乱和革命对富人的威胁很大的时候。A&R用倒U型曲线来刻画经济不平等和民主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当不平等程度较低时，对民主的需求有限因此没有民主；当不平等程度很高时，精英不愿意选择妥协，因为他们怕失去太多而宁愿选择镇压。因此，民主政体转型最可能发生在不平等程度处于中等水平的时候。但是，什么时候能被看作是不平等的中等水平呢？A&R的解释有两点值得关注。首先，对于不平等的理解是见仁见智的，并且部分取决于行动者的认知，因此推动民主化的力量也不是单纯地以富人、穷人和中产阶级围绕再分配的斗争所能解释的。其次，分析中“部分民主”（partial democracy）类型和制度内容是什么呢？
总体而言，Boix和A&R的研究通过强调集体行动者的资源、偏好和策略弥补了现代化理论中结构功能主义的部分缺陷，但是概念过于抽象，没有系统的经验性证据来证明不平等和资产专用性等结构性变量如何在实际上产生对行动者的影响。另外，虽然在民主和镇压的两种可能性之外引入了对于“部分民主”的分析，但是并没有探讨其具体的制度组成。
二、谁在追求民主
Collier非常精炼地总结了精英和工人阶级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民主化既需要关注自下而上的来自工人阶级的压力，也需要考察精英之间的政党竞争。工人阶级在第一波民主化时期所发挥的作用比想象中的要小，而在第三波民主化时期则产生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她认为存在多种民主化的路径和推动民主化的多组行动者和策略。
通过鉴别民主化的多种路径，Collier解开了一个学术争论：究竟是精英竞争还是来自底层的压力推动了民主化。她认为大部分的争论源于学者仅仅选取了不同的但是有限的历史经验来进行研究，而她则通过关注更多的国别案例和实现民主的特定时刻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是否只需要关注跨入民主门槛的特定时期？这一实质上二分的民主化测量方式是否会遮蔽非民主时期重要的民主改革？也许我们应该尽可能多地关注整个19世纪的民主化片段（episodes）。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跨入民主门槛之前，何种联盟动力支撑着更加不易察觉的制度改革？
三、民主如何得到保障
Tilly的核心观点是非常偏向社会学的：社会变迁对民主化是必要的。社会变迁可以被概括为两个方面，即信任网络的变化（changes in trust network）和类属不平等的变化（changes in categorical inequality），这些变化推动了公共政治场域的变化从而产生了民主化。但是什么因素引发了这两种机制本身呢？在此可以看到抗争和暴力的重要性：正是暴力打破了传统社会的信任网络和类属不平等。暴力和抗争以多种形式来粉碎反民主化的社会结构。但是，过多的暴力是否会造成过度的破坏？既有的私人信任网络总是与民主化格格不入吗？
与Tilly 相似，A&R也认为暴力和抗争对民主化非常重要，民主化是对来自底层的变化的回应。但是二者也存在不同，A&R对民主化中暴力的作用持更加审慎的态度。二者最关键的区别在于，在何种程度上，对既有政治制度和精英的革命性颠覆有益于民主化？在Tilly的更偏向社会学的框架中，社会转型越深刻，民主化越全面。而在A&R的框架中，如果民主化意味着所有既有的制度和精英将会被革命潮流所取代，那么非民主精英可能更有可能选择镇压手段来阻碍任何民主化。相反，如果传统精英能够保证在民主政体中的部分制度性权力，那么就更有可能实现向民主的和平转型。如果精英没有彻底丧失对于国家政治权力的控制，那么他们更乐于做出让步。
未来的研究方向
在回顾这些著作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一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在回答前述三个问题时，学者们往往转向“部分民主”（partial democracy）这一概念，但是它并没有得到明确的界定，而只是描述处于威权和民主之间的剩余类型。作者认为民主化过程中民主的不同属性并非同时产生，不同制度组合的互动也可能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因此提出了“非同步性政体变迁”（asynchronic regime change）的概念。首先，它可以呈现不同制度场域中不同的制度原则和逻辑；其次，政治体制中共存的政治制度产生的时序往往不同，而且可能具有不同的前因。第三，政治体制中不同的政治制度具有自身的反馈效应，有可能产生与改革预期不同的结果。
未来的研究必须克服概念和测量的错配，这种缺陷可能导致我们忽视重要的但尚未探索的民主化片段（episodes of democracy）。一方面，所有的学者可能都会同意在概念上并不存在第一波民主化的转型时刻（moment of transition），几乎所有民主化改革的主要推动力的产生都比迈入民主门槛的时间要早得多。另一方面，学者在实证分析时往往使用严格的二分法或将民主的不同维度合并，虽然学者在概念上也提出了民主可以是“部分的”（partial），但是在实证分析时却仿佛并不存在，结果是一系列民主化的重要片段依然隐藏在传统研究的背后。如果民主化存在一个引入民主制度的过程，那么我们可以采取新的分析单元来观察民主化过程中的任一片段，从而呈现它是如何在不同的时空中展开的。
编译：何家丞
编辑：吴温泉
审读：释启鹏 杨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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