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和经济不平等的关系是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分配冲突理论认为，民主化通过将政治权力扩大到较贫穷的社会阶层，将增加和再分配有关的有利于穷人的政策倾向，从而减少经济不平等。但是它难以解释许多国家在民主转型后并没有降低经济不平等水平。针对该问题，目前研究者至少提出了三种解释。社会分裂论认为，非经济性的社会分裂会影响选民对政策优先度的权衡，稀释再分配的重要性；国家能力论认为，国家能力是实现再分配的前提；市场机会论认为，民主化带来的开放性市场机会可能加剧经济不平等。
1. 社会分裂论
分配冲突理论的基石是因财富多寡而产生的阶级矛盾，但是这种阶级之间的矛盾并非在任何社会都存在或者是社会分裂的核心表现。社会分裂论从观念和现实两个角度对此进行了反思。一方面，民众在观念上并不一定接受民主意味着再分配。尽管许多理论将再分配作为民主相当重要的特征，但是世界上大部分民众并不这样认为，尤其是中上阶级、受过教育的民众以及经历过共产主义政权的国家的民众。选民对财富再分配的偏好取决于他们对这些政策的公平性的信念，部分没有财富的选民可能认为再分配措施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社会分裂并不仅仅限于经济维度，宗教、种族、血缘、地理等非经济因素也是社会分裂的重要成因，它们会影响选民对政策优先度的权衡。例如，族群分化（ethnic fractionization）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已经有了部分实证研究。族群分化可能和收入不平等存在倒U型的关系，族群分化程度在中等水平时，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还有学者预测，当族群同质性最高时，再分配可能是最多的，但是族群多样性的增加对再分配的影响并不明确。
2. 国家能力论
分配冲突理论预设的政体变迁源于支配阶级和被支配阶级的利益分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再分配政策，其关注点落于国家的利益格局和政策选择。但是，它的缺陷在于强调政治的过程即不同政体类型的利益分配问题，而忽视了政治的起始即国家建构或者说是政治秩序问题。如果没有解决国家建构和政治秩序这一前提性问题，那么仅以利益分配为基础建构而来的解释政体变迁的理论只能是空中楼阁。目前已经有学者从国家能力的角度对分配冲突理论进行反思。索弗（Hillel Soifer）认为国家能力对于再分配是必要的，缺乏国家能力，精英和民众没有理由期望政体变迁意味着再分配的变化。当国家是弱国家时，不平等对政体类型没有影响。斯莱特（Dan Slater）及其合作者则更加精准地关注再分配本身，他认为分配冲突理论低估了发展中国家军队的自主性，高估了官僚的能力，民主崩溃往往源于政治上的弱国家，而非经济上的阶级冲突。（Dan Slater等 | 民主崩溃的政治根源）
分配冲突理论强调选举政治和抗争政治，精英始终需要考虑竞选和再分配的压力。该理论假定对民主的需求产生于民众内部，尤其是穷人自下而上的再分配要求。但是，分配政治需要考虑前提性的国家建构问题，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首先，政治权威和秩序是分配政治的前提，但是发展中国家往往缺乏国家权威和政治稳定，看上去强大的国家权力有脆弱性的一面，这可能稀释再分配的重要性。其次，分配冲突理论关注的“一人一票”原则对于富人可能不适用。民主改革往往是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过程。政治制度的变化会改变法律上政治权力的分配，但这可能被精英阶层在法外的事实性政治权力所抵消。民主政体可能存续，但是可能会选择有利于精英阶层的经济制度，形成被俘获的民主模式（captured democracy）。经济精英可能通过控制政治来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这将阻碍经济不平等格局的改变。因此，民主国家可能并不会产生富人—穷人之间的拉锯战，而是上演经济精英主导的独角戏。最后，即使具有再分配性质的经济政策得以出台，行政官僚执行能力的匮乏和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可能会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3. 市场机会论
对比鲍什（Carles Boix）与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罗宾逊（James Robinson）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二者的差异之一在于何时发生民主化。前者认为是在经济不平等程度较低的时候，后者则认为是在经济不平等处于中间水平的时候。但是，经济不平等水平较低是否意味着富人和穷人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比较低，从而缺乏民主化的动力呢？同时，如何确定经济不平等程度的中间水平？实际上，上述理论预设的差异在现实中本身就有体现，即威权政体实行民主化时，其初始经济不平等水平是存在差异的，这需要与威权国家的经济体制结合起来考察。已经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不同国家民主转型初期经济不平等程度的异质性可能对之后经济不平等水平的变化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果政体转型的威权国家原来实行计划经济，那么它在转型之初的经济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政治上的民主化往往伴随着经济上的市场化，引发促进经济开放和竞争的体制改革，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和新的经济精英阶层的出现，导致不平等加剧。在最初经济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威权国家，民主化可能会增加对穷人有利的公共物品的提供。因此，民主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通过对经济赋权和机会的再分配而非直接的财政再分配实现的，民主化可能将极端的收入分配推向一个中间地带。
部分参考文献：
1.Carl Henrik Knutsen and Simone Wegmann, “Is Democracy about Redistribution?” Democratization, Vol. 23, No. 1, 2016, pp. 164-192.
2.Kenneth Scheve and David Stasavage, “Wealth Inequality and Democrac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0, No. 1, 2017, pp. 451-468.
3.Oguzhan C. Dincer and Michael J. Hotard, “Ethnic and Religious Diversity and Income Inequality,”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Vol.37, No.3, 2011, pp.417-430.
4.Erik Lindqvist and Robert Östling, “Identity and Redistribution,” Public Choice, Vol.155, No.3/4, 2013, pp.469-491.
5.Hillel David Soifer, “State Power and the Economic Origins of Democracy,”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48, No. 1, 2013, pp. 1-22.
6.Dan Slater, et al. “Economic Origins of Democratic Breakdown? The Redistributive Model and the Postcolonial Stat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12, No. 2, 2014, pp. 353-374.
7.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Robinson, “Persistence of Power, Elites, and Institu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8, No.1, 2008, pp.267-293.
8.Michael T. Dorsch Paul Maarek,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Conditional Dynamic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13, No.2, 2019, pp.385-404.
撰文：何家丞 审校：杨端程 编辑：张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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