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大连市政府、大连史志办、西岗区政府都没有资格使用海南丢编辑的东关街史料，盗版可耻，滥用公权力盗版更可耻！
从2016年开始回放
2015年11月
消防警
交警
警犬
笑话就是笑话，永远都是笑话，书归正传。
本文任何单位、任何人不能商业使用，随意截取，随意编辑，
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无论过了多久，也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不会忘记自己是海南丢，更不会忘了故乡的东关老街。
如影相随，始终系在我的梦里。
东关街不仅海路闯关东的第一站，记录着大连的童年旧影，还是海南丢文化最后的遗迹。在那里，可以放纵轻歌，用自由的脚步丈量老街巷；在那里，可以释解心灵，以崇敬之情与老房子亲切对话。或伤怀、或寂寞、或痛处之时，皆会悄然而至，默默无声地呆望，倾听冥冥中红砖青瓦里那远去了的先人的声息。
严格意义上说，东关街是一条很短的小街，北头连着鞍山路，南面牵着长江路，长短不过三十几米。或许因为电车站的缘故，有了东关理发社、东关市场，随之慢慢扩延开来，东自英华街、西至新开路、北起鞍山路、南到黄河路整片相互系连的区域都成了东关街。
（短短的东关街）
（1906大连市街图）
（1941年大连市街图）
（1943年大连番地入案内）
东关街之名始于日本侵占大连初期。当时，滨城居民不足2万，其中1.4万余人蜗居南山一带。殖民者当然要独享那片风光秀美之地，1905年9月至11月，以“下层中国人的一般杂居，在卫生风纪方面有值得忧虑之处”为借口，将大连街最早的先民强行迁至所谓“支那街”（小岗子，今东关街）。殖民者在强迫中国人迁走之前，采取了怀柔政策，于1905年8月开始发放小岗子街基，准许在那里盖房子、经商。华商遂组织起来，成立了“小岗子公议处（后改小岗子公议会）”。种族隔离政策的实施，不经意间推动了西大连的发展。1905年至1911年，东关街雏形建成，成为继胜利桥北之后，建成的第二个街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部分街道、建筑重新规划与改造，慢慢形成了今天的格局与模样。
东关街是海南丢聚集区，无论殖民者如何同化，这些来自山东各地的人们（山东移民占80-90%）始终操着浓浓的乡音，说着涩涩的古语，慢慢相融，以胶东话为基础，形成了今天的大连话。
老辈儿，东关街畔的海南丢称筷子笼为“箸笼”。箸系古文，儿时，我不解“zhu”为何物，以为是竹。如今想来，真是惭愧。由此可知，代代相绵的中华古韵从来都没有丢失。
趣说“鼓蛹与固蛹”
儿时，大人看不惯坐不住的孩子们，常批评道：“成天到晚瞎鼓蛹（或固蛹）什么？”
（来自网络）
大家虽小，都知道那不是什么好话，仅记得词汇，却不晓得如何书写，而且《新华字典》里也找不到相关解释。
鼓蛹是有具体词汇的，山东话里就有“鼓蛹”一语，有些地方的乡野还将知了猴（幼蝉）叫“鼓蛹”。幼蝉慢慢吞吞，身体总是向上一弓一弓的，故而“鼓蛹”有这样的直面意思。“鼓蛹”也有嫌乎别人动作缓慢的意思，“看恁‘鼓蛹鼓蛹’的，就不能快点”。
“鼓蛹”亦延伸出“动弹”的意思，如乘火车坐硬座，坐在外面的人感觉挤，让旁边的人往挪，常会说“鼓蛹鼓蛹”。
“鼓蛹”还有“工作”之意，如大人们常会对孩子们说，“我再鼓蛹几年，帮恁们多挣点钱。”
按照中文古音解释，“鼓蛹”是“拱”之反切。反切诞生于汉末，是古代的拼音法，当时，每一个汉字要使用两个汉字来拼音，第一个汉字取其“声母”，第二个汉字取其“韵母”。如“拱”，《集韵》、《韵会》记载：“拱，古勇切。”“古勇”音同“鼓蛹”，也就是说乡人不会说“拱”，通过反切产生了古音俚语，久而久之，“鼓蛹”转音为我们今天常说的“固蛹”。
“Biang”与婢养的
大连街，尤其是东关街的孩子，使用频率最高的大连话是“biang”。有人说是源自“鳖养的”或“X养的”之类的骂人话。大连人多是山东裔，文化风俗、语言习惯多传承山东，“biang”当然是源自齐鲁大地。但古人骂人却是不带脏字的，据张景芬《婢养的》载，“bi养的”源自“婢养的”，而“biang”恰是“婢养的”的转音。
山东人最早使用“婢养的”的文字记录见《战国策》。据记载：昔齐威王尝为仁义矣，率天下诸侯而朝周。周贫且微，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居岁余，周烈王崩，诸侯皆吊，齐后往。周怒，赴于齐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东藩之臣田婴齐后至，则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
齐威王叱骂刚刚即位的周天子不是正出，因为他是婢女所生。齐王开骂，庶民纷纷效仿，久而久之，遂在达官贵人、平民百姓中流行，最终成为流传两千余年的口头禅。性格豪爽的大连人多是“海南丢”，自然不自然地丢失或省略了“y”音，演变成今天的“biang”。“婢养的”演变并未就此终止，辗转中又省略了“n”与“g”音，直接成为“bia”，而且尾音的语气更重了。
烟囱与釜台
老辈儿，烟囱一般都叫“釜台”。为什么叫釜台呢，其实也是古语。“釜”是一种灶具，圆底而无足，必须安置在炉灶之上或是以其他物体支撑煮物。釜放置在台上，故而诞生“釜台”，逐渐发展为烟囱的古语。“釜台”一语在山东，尤其是胶东地区流传很广，至今青岛小珠山还有一座山峰就叫“釜台筒”。
（烟台傅家村探花府老釜台）
路过烟台傅家村时，我曾看过一个建于清中期的老釜台。因为年代久远，感觉非常震撼。友人说，它马上会被拆掉，不禁扼腕惋惜，就用相机拍下来留念。那是我亲眼见到的年代最古老的釜台。
人们一年四季用木柴、煤炭取暖做饭，习惯了人间烟火。烟囱筒细，会堆积碳灰，日积月累就会被堵住。一旦烟囱被堵，持家的妇人就会对当家的男人说：“掌柜的，‘釜台’眼子堵了，赶紧透透（三声音）去。”勤快的男人立马会拿着一个粗铁丝绑上废布头，踩着梯子登上屋顶，麻利地透烟囱。
如今，烟囱越来越少，城市也越来越美了。虽然知道“釜台”的东关街的孩子不多了，但充满海蛎儿味的大连话已经成为大连街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东洋的女人西洋的楼，福山的厨子遍天下”，这话一点不假，鲁菜居于四大菜系之首，离不开福山厨子的努力。老大连人多来自山东，所以鲁菜便在涩涩的青泥洼落了根，慢慢发展成今日的大连菜。东关街就是大连老菜最早的起家之地，至今还可以找寻到四云楼、日新饭店等诸多老菜馆的旧址。
中国人素有“无鸡不成席”的情结，而老大连人若要吃鸡，首先想到的便是“四云楼”。四云楼的旧址位于东关街里的华胜街23号门洞西侧。四云楼烤鸡的做法非常独特，先在鸡肚子里塞上葱、姜、香菇和一些调料，然后再烤制，所以肉质很嫩，味道很特别。后来，随着生意的兴旺，四云楼搬去了东大连。
日新饭店是上世纪20年代金字号的西餐店。当年，其独创的拔丝冰淇淋不仅中外皆无，更是大连地区独有的菜品。所以，许多过往的国内外宾客都慕名来东关街……
（葛书光摄）
记忆中，东关街最有名老字号应是“三八馄饨馆”。旧址已经拆除，就在今天“东关小学”的北门外。90多岁的老海南丢杨锡月说，老馄饨馆解放前就有，是个能干的女人开的，解放后，因为在这里的职工多是妇女，所以叫“三八馄饨馆”。过去，西岗地区没人不知道“三八馄饨馆”，几乎都吃过这里的馄饨。“三八馄饨馆”的馄饨也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馄饨。我知道，很多老大连人希望看到老字号的重生，都想再尝一尝那香喷喷的馄饨。
有人说，一座城市的古籍如果消失了，是一件令人感到悲哀的事情。我想，如果大连没有老字号，没有原装的老饭店，也是一种莫名的悲哀。大连老菜记载着大连人的老口味，也见证着大连的老味道。
殖民者从未在精神上征服大连人，无论是西方的上帝，还是东洋的天照大神，都不曾熏染海南丢，他们只信仰来自故乡的鲁班爷爷、妈祖奶奶和孝儒传统。虽然祖辈多已远逝，父辈也渐渐老去，他们留给后辈的精神却没有丢失。祖先遗传的对城市的挚爱，一代一代延续下来。
宏济街14号一带就是海南丢当年的心灵归处——东关大庙的故址。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在古庙里拍摄反特片《虎穴追踪》。因为潜伏的特务以古庙做据点，这里的戏份很多，而且影片的高潮也发生在古庙里。说来很巧，影片的“男一号”侦察员李永和的扮演者赵联就是大连人。看着电影的回放，不免痛心。
东关大庙就是天后宫。偶然原因，去了厦门，看到了妈祖；又去了武夷山，也看到了妈祖；回到北方，在青岛又寻到了妈祖；路过烟台，亦觅见了妈祖。忽然感知，有大海的地方一定会有妈祖遗存。虽然传统文化在大连被割断过，但大连深受山东影响，所以齐鲁的文化、精神以及风俗习惯必然会传播到大连街。
妈祖信仰起源于宋代福建莆田沿海地区。郑和下西洋时，妈祖显灵救助，永乐皇帝便封之“天妃”，还亲笔撰写《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碑文。到了清朝，妈祖晋为“天后”，妈祖庙有了“天后宫”的称谓。
妈祖在北方被称作“海神娘娘”。祖籍福建的散文家冰心还亲切地把妈祖叫做“妈祖奶奶”。如今，妈祖信仰已经随着华人的脚印传播到世界，先后建有妈祖庙宇5000多座，信众达2亿余人。“凡是有海的地方就有妈祖庙”，所以便有“天后宫的建立史就是中国航海史”说法。
中国在特殊年代破坏了很多妈祖庙，因此，妈祖遗迹弥显珍贵。目前，我国有三个妈祖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就有我见过的烟台天后宫。烟台人把它叫做“烟台福建会馆”或“天后宫”。这座妈祖庙位于烟台芝罘区，1884年始建，1906年落成，当时被称为“鲁东第一工程”。它不仅是由福建船帮商贾集资修建的一座供奉海神娘娘的封闭式古典寺院建筑，也是我国北方现存唯一一座闽南风格古建筑群。
（张国栋摄）
中国建筑通常都是坐北朝南，“烟台福建会馆”却是坐南面北。模糊记忆中，东关大庙也是坐南朝北。东关大庙由大连建市初期首富刘肇亿1908年倡议修建。它与烟台福建会馆有很多相似之处，堪称同根同脉。1933年改名为龙华宫，所以又被称作“龙华宫”或“龙华寺”。
每逢农历三月二十三海神娘娘生日（圣母诞日），东关大庙都会大办庙会。人们会在山门前的空场上会高搭席棚为舞台，演戏酬神3天。此际，市民游客10万余人前来观看，非常热闹。初一、十五香火亦是不断，农历七月十五还会举办“盂兰盆会”，为死者超度亡魂。
海南丢孙来成讲述了一段自己与东关大庙的故事。1938年，孙来成刚满4岁，老爷爷带着他来东关街逛庙会。赶庙会的人很多，他们顺着上坡路挤进人海。老爷爷领着他一面走一面看着土坡两旁的小买卖。一个卖玩具的小车吸引了孙来成，他便趴在小车旁看了许久。回头不见了老爷爷，小孩子便放声大哭。一个好心人把他领到东关桥洞旁的小衙门（旧指派出所），警察将电话打到其居所能登町（今武汉街）小衙门核实。经过确认，家人赶过来把孙来成领回了家。虽然已经过去70多年了，但当日热闹的庙会和小衙门的场景记忆犹新。
（37中旧影~葛书光摄）
建国后，东关大庙被看作是封建迷信而受到批判。后来，成为抗大小学（后东关小学）。：“文革”时期，古庙里的佛像皆被红卫兵砸碎。此后，改建为西岗区青少年宫时，庙宇的钟楼、山门、耳房、过堂等相继拆掉，仅留下了大雄宝殿。据《大连石化报》朱爱华回忆，他读小学的时候特别喜欢画画，曾亲自将心爱的作品送到这里。记忆中，我曾和同学孙成在这里学习制作船模。因为当时的年龄实在太小了，已记不起那建筑的模样，之后也再未来过。
后来，这里与大连市第三十七中学互换，成为校舍部分。据《半岛晨报》报道，大庙最后的主人是1978年搬到这里的大连家用电器七厂。2006年11月，拆除东关大庙，大连文化遗迹之一、海南丢遗迹之一再度被抹去。2009年10月，妈祖信仰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如今，旅顺口正在申请世界文化遗产，而大连原本是有世界文化遗产的。
东关街是最早的海南丢遗迹，是大连文化的原点，在这里诞生了大连菜、大连话……把它称作大连历史的坐标，一点都不为过。走在布满皱纹的老街巷里穿梭，用心思索，仔细考究，剥开尘封的记忆，我们还会发现各种各样烙着大连印记的基因密码。
（博爱医院旧影）
博爱医院是众多记忆之一，宏济街29号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就是它的旧址。那里原先有两座老楼，一东一西相邻，西面的诊所还保留着，东面的住院部在1987年拆除，原址重新规划，建起了高楼。凝眉注视，总会望到那片散不掉的旧日梦影。
如果追溯博爱医院的历史，必须要提孟天成。他是台湾人，1911年来大连谋生。这虽不是台湾同胞来连发展的最早记录，却可证明大连和台湾在100多年前就有了往来。上世纪初，日本对台湾实施殖民统治，年轻人倍受打压，很难实现抱负和梦想，而且大连工资又是台湾的三倍之多，所以很多台湾青年纷纷来连发展。当时，台湾、大连两地交通便捷，由基隆出发到大连，船行仅需三天两夜即可到达。信件往返也很便捷，一星期即可收到。
1917年，孟天成得到朋友帮助，集资在宏济街上建起博爱医院。医院虽小，却深受大连人欢迎。大家来这里看病多是冲着他的名头，博爱慢慢地便成了品牌。上世纪30年代，大连总人口超过30万，中国人大都聚集在东关街一带，而仅有几十张床位的博爱医院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1934年，孟天成在原有的基础上，建博爱医院新馆——建筑面积为4200平方米，床位达到400张。据孟氏亲人记述，博爱医院当时每天的求诊人数高达3000，是大连最大的私人医院。
翻看历史，我们会发现，在时代的洪流中，有人变得贪婪，有人依然单纯；有人变得麻木，有人依然激情；有人变得卑鄙，有人依然高尚。李鸿章不能把持良知，违心接受巨额贿赂，俄国人维特因此片面地评价中国人，“在东方良心可以出卖。”同样面对逼迫，孟天成却淡若止水。当时，日本人为了同化中国人，让台湾同胞改姓，他们示意孟天成改日本姓，他平静地回答：“即便我改了姓，骨子里流的依然是中国人的血。”这句话体现的恰是中国人的孝儒精神，也是大连的城市气质。
解放后，孟天成于1946年5月25日在《人民呼声》报发表声明，将医院全部房地产、仪器、药品、资料和技术，自愿无偿献给大连人民。6月，博爱医院正式改名为大连市公安总局医院。1955年5月，改为旅大市第二医院。“文革”期间，改名西岗区人民医院。1981年，重新划归市卫生局，改名大连第二人民医院。不过，大连人还是喜欢把这里叫做“东关街医院”或“博爱医院”，叫东关街医院是因为都爱东关街的亲暖，叫博爱医院则是永远记着孟天成的品格。
西岗市场并不是大连最早的民生市场，而今却是大连之最。1909年冬，小岗子公议会集资兴建小岗子市场（西岗市场前身）。众志成城，青瓦灰砖的建筑很快建起来。人多聚福，福多聚财，市场繁华起来，为人们带来了方便和快乐。
老辈商人更爱民爱国，1917年直鲁大灾，公议会倡导赈灾。当时年销售额虽然仅有20万元，捐款逾万。常言说“好人好报”，天意偏偏弄人。1920年春节刚过，市场失火。因为正处节假期间，消防队救火不及时，市场化为灰烬。面对残砖瓦砾，人们心如刀割。大家虽然伤痛万分，但并没有被无情的大火摧垮。公议会再次集资，利用灾后商场外壁修建起简易的板房，恢复了经营。多难兴邦，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年销售额仍超过了往年，达到286475元。
后来，先人们又修路架桥，以商业富民兴市。不夜大街开辟后，万家灯火，繁华似锦，不但吸引了众多的中国人，即便是日本人也纷纷跑来凑热闹，往来的名流更爱来此游逛。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黄炎培就曾来西岗市场驻足玩赏。《黄炎培日记》清晰地记录着：“7月11日（1927年） 偕纠思（黄炎培的夫人王纠思）西冈（岗）市场购物”。
说起“西岗市场”，老大连人会讲出无数的故事，但大都模模糊糊的，很难还原百年的沧桑。建筑显艺术之美，历史见沧桑之美，夕阳落下之时，点点的灯光慢慢汇成市井的繁华，慢慢凝成老市场不朽的芳华。
（大德记旧影）
1852年，山东福山人康德福在金州创建“德记号”，后人称为“康德记”。康家第二代有五人经营“康德记”老号或分号。康家第三代时，其分号遍布金州、大连、普兰店、瓦房店等地。当时大连的“康德记”主要集中在西岗地区，有“康德记全栈”、“德记西栈”、“大德记”、“德记福栈”、“康德记”。据《西岗文史资料》记载，康德记全栈由康德全、康忠全兄弟经营。康德全曾任大连中药业组合长，1932年担任西岗商会董事。“德记西栈”由康盛亭1919年创建，1926年任小岗子公议会会董事，他的后人康从周1935年任西岗商会董事，后由康祁氏负责打理。“大德记”由康忠翰经营，“德记福栈”由康忠善经营，“康德记”由康忠国经营。160年来，“康德记”已历经五代。1999年，“康德记药房”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贸易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单位。2009年，“德记号中医药文化”被辽宁省人民政府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是目前辽宁省唯一一家被列入名录的中华老字号药房。
“康德记”总栈在金州，曾经为“东北王”张作霖的弟弟张作相配制过滋补膏药，还曾邀请当时红透上海滩的电影明星阮玲玉做过广告，因此在大连地区颇有声望。“德记全栈”亦门庭若市，生意一直很火。
（德记全栈）
同为海南丢后人的李军告诉我，他的叔叔李严朴是老字号“德记全栈”传人康汇源的女婿，“德记全栈”旧址就在西岗市场东门对面五层楼的一楼。解放后，康汇源将“德记全栈”捐出，到东关街医院（即第二人民医院）做了皮肤科大夫。“文革”期间，李军经常来接送住在姥爷家的堂妹，所以会常会见到康老爷子。康汇源秃头无发，身材高胖, 长得很、富态，也很有派头。彼时，康汇源因为历史问题蹲了牛棚。据老西岗人回忆，都是因他脾气暴躁、心直口快而遭人陷害所致。造反派抄家前，康汇源让女儿康长红、女婿李严朴偷偷将一些喜欢的东西送到了亲家。
“文革”后，康汇源得以平反，继续行医。上世纪80年代，他的工资大概在200多块，日子过得非常滋润。行医者多雅兴，康汇源也不例外，他喜欢收藏古玩。李军回忆说，自己与康汇源很合得来，经常在一起说笑，他还用过康老爷子制作的“康德记”万金油。当时，康汇源单位分了房子，搬家到石道街，李军也来帮忙。
20多年后，已是天命之年的李军再次来到市场街寻到“德记全栈”旧址，已没了当年的风采。夏日炎炎，感觉不到凉风，人们像从前一样，或匆匆走过或偶尔停下。咣当咣当的老电车驶过，依稀还是从前那般模样。
（德记西栈）
东关街里的平和街48号北楼就是“德记西栈”旧址。解放前，康家招何宏邦为女婿，后由其作掌柜。解放后，改为和平诊所。当年，大连的名医如李寿山等皆在此坐堂问诊。老楼原为二层，第三层是后接的，肉眼可就以分辨出来。墙面上还有看不清的字样，已经没人可以记起。许多旧事都随着老人们的逝去而消逝。
人们需要记忆，城市也需要记忆。任何一座伟大的城市都是由历史的记忆来串联的。丧失这些历史的记忆，城市也会变得空洞。我亦为我的城市骄傲，希望我的孩子能像我一样看到这百年老市场和百年老字号所凝固的城市记忆，而我孩子的孩子也能看到。
人们喜欢东关街的朴素简单，更留恋东关理发社的旧梦。雨后，我又踱步来到熟悉的门口。屋顶上依然嵌着五个红色的大字“东关理发社”，虽然已是人去楼空。印象里，它是上世纪80年代西岗一带最有名的理发馆，每逢过年过节屋里都会坐满了排队的人，西岗一地要出嫁的女孩也多会来此做头。虽然它名为“东关理发社”，门牌却是“华胜街14号”。
说起它来，还可以追溯中国以及东北的理发史。国内贸易部发掘理发史时发现，有据可查的我国第一家理发店，是1911年9月扬州人张聚年在汉口开的“长生堂文武理发馆”。随后，“万国”、“香港”、“上海”等一批老字号理发厅陆续在武汉三镇开业，至1934年，武汉的理发店已超过500家。
再说东北地区的文化中心沈阳。沈阳市沈河区三经街上的孔雀理发店堪称沈阳现存最老的理发店。据民国十八年五月二十出版的《大亚画报》上登有“美化的孔雀理发社”的广告：“雅洁舒适、技术精妙、高尚价廉、式样美丽”等，旁边还画着一只孔雀。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由此可知，孔雀理发店至少有83年。
大连最早的理发店是中央理发馆，建于1913年，旧址位置在天安国际大厦。那是日本人开的最高级的理发馆，当时剪发3毛、整容1毛五、剃头两毛 。解放后，中央理发馆更名新生理发社，1953年改名红星理发馆，1986年改叫红星理发厅。2002年改制为民营 。
询问老一辈海南丢杨锡月（2010年93岁），才知道“东关理发社”原是一家民国初年的老发馆，最早的业主叫秦老四。旧时，穷人家的孩子为了省钱全都剃成秃瓢，所以满街都是小马蛋子。当年，铺子里的伙计们每天都要抱着葫芦练习刮刀基本功，熟练了以后还要拿师傅的脑袋开刀实践。后来，秦老四搬到马栏子，理发店便转卖给一个姓向的湖北人，店名也改为中西理发铺。
说来我真是与它有缘，秦老四寻不到大名，而“姓向的湖北人”大名已经找到，叫做向胜春。1956年公私合营后，中西理发铺更名为东关理发社，原来的个体私营也改为集体国营。纵观历史，东关理发社可以说是我国现存不多的年代最早的理发馆。
（贺业伟提供）
喜欢走东关街，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好像穿越大连的百年沧桑。不知为什么，总感觉这里最亲。父亲在笔录中这样记述，祖父是一个瓦工，1916年跨海来到青泥洼。看着挂在瓦檐上的尘土慢慢地被春风拂落，我情不自禁。城市虽然脱胎殖民，但是这里的每一条路，每一栋房子，都凝着海南丢的血汗。
“华春照相馆”应是大连目前仅存最早的老照相馆，据记载，这是大连华商开办的第一家照相馆，由金州人邱玉阶于1907年在金州创办。在开办这家老相馆前，邱玉阶花了两百大洋拜一位张姓师傅学艺。他还曾到日本人开的“土田写真馆”学习摄影技术。“土田写真馆”就是“新新照相馆”的前身。
彼时，日本人将东关街以西一带称作“支那人街”，因为北京街一带是山岗，海南丢形象地把这里叫作“小岗子”。1908年，华春从金州迁到给泛着黄土的“小岗子”，给这里带来了别样的风情。明亮的橱窗里象大上海的相馆一样悬贴着周璇等电影明星的照片，过往的人流不再匆匆，而多了几分张望，华春遂慢慢成了金字招牌。
海南丢杨锡月回忆说，当时中国人拍张照片很稀罕，价钱也很贵，需要8毛钱左右。祖父是瓦匠，我看过父亲的笔迹，那正好是祖父当时一天的工钱。可见当年拍照留影是一件非常奢华的事情。我还寻觅到了一张华春相馆拍摄于1909年的老照片，上面清晰地印着当年的地址：大连市平和街六番地。照片显示，华春还通上了电话，恰好是五位数号码，足可证明其当时不俗的实力。
为了同日本殖民者竞争，邱玉阶还把他的儿子邱凤仪送到国外去学习摄影技术。邱凤仪学成回国后，亲自主持店务，扩大规模，生意更为红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殖民者颁布“七二五”限令，制定照相业收费标准，并据此判定华春“故意违法物价罪”，处以巨额罚款。从此，华春开始没落，昔日的繁华也逐渐褪色了。
解放后，华春照相馆又开始重新复苏。据《西岗史话》记述，1956年公私合营时，全市照相业清产核资股金总额为11.12万元，华春就占了4万多元。物华的掌柜蒋德修则在解放后被定为资本家，1956年时病逝。公私合营后，他的子女都被分配到大连的各大摄影社继续工作。
距华春照相馆几步之遥就“物华照相馆”，西岗街41号大门洞位置便是它的故址所在。蒋德修也叫蒋叔缘，因为照相的技术非常好，许多社会名流都来此留影。为什么要说它们呢？无论是“华春”，还是“物华”，它们的名字里都有中华的“华”，这就是齐鲁孝儒精神在大连的传播，中华精神始终没有消失。
“华春”、“物华”都是隐晦地表明自己的身份，而在东关街还真能找到铭着“中华”的匾额。
“富侨足道”一带是大连第三十七中学旧址，原为妈祖庙部分。1926年，为解决华人子弟学前教育，小岗子公议会会长庞睦堂个人出资在此建大连中华幼稚园。幼稚园即幼儿园，这也是大连第一家中国人办的幼儿园。解放后成为校园，1962年建大连市西岗区半工半读第三中学，1972年改名大连第三十七中学。2006年末，学校迁至宏济街，周围旧楼悉数改造。
（大连中华青年会故址）
大连中华幼稚园却不是东关街里第一个表明“中华”身份的老地场。我要说的，我要找的，是原东关小学（原黄河路103号）。“金浪华洗浴”一带就是它的旧址。最初，这里是中国妇孺救济会大连分会，会长是英国太古洋行账房先生陈德麟，总干事是《泰东日报》主笔傅立鱼。他们都是侠义衷肠之人，专门解救被拐卖到大连的妇女。他们还做了一件更伟大的事情。
当时，大连遭受日本愚民奴化，很多人不知道中华民国，有的人甚至说自己是大清国人。为此，傅立鱼、陈德麟于1920年发起，联合商界富贾郭精义、张本政、李子明、邵慎亭、徐香圃、庞睦堂等成立大连中华青年会，大连妇孺救济会就是当时的筹备处。张本政被选为会长，他却婉言谢绝，人们遂推选傅立鱼做会长。
1920年6月10日，傅立鱼向时任大连民政署长中野有光申请立案，并获得允许。因为没有落实会馆，就以大连妇孺救济会为办事处。后租用张本政“政记轮船公司”26间房屋（原修竹商店东侧）作临时会馆。大连中华青年会取名“中华”，意在不忘祖国。
1921年10月，大连中华青年会又创办小学校。因为使用关内教材，深受大连人的欢迎，大家都把子女送到这里接受传统教育。1922年8月，大连中华青年会迁至惠比须町158番地（原东关小学），小学校随之迁来。当时，学校的大门上还挂着一个门匾，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勤俭诚敬”。
大连中华青年会不仅倡导教育救国，还提倡体育兴邦，1921 年组建了大连第一支中国人足球队——中华青年会队。同年8月26日，大连中华青年会还在天之川水源地（今星海公园浴场）举行了大连第一次水上运动会。
大连中华青年会也为大连人提供了许多文化交流机会，定期开办星期讲坛。登上青年会的讲坛的多是当时的风云人物。汪精卫曾于1910年、1922年、1942年四度来连。1923年5月22日，他第二次来大连时，便在大连中华青年会临时演讲《中国将来之希望》。后来，又有广东国民政府外交总长伍朝枢在此演讲“三民主义”。1925年2月1日，我国现代话剧创始人之一欧阳予倩也在这里演讲《中国戏剧改革之途径》。
原中华民国财政总长周学熙也来过东关街。傅立鱼与周学熙是安徽老乡，1926年，他在大连与傅立鱼相识。“他乡遇老乡，新知如故交”，事后，周学熙应傅立鱼的邀请，专程拜访，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大连中华青年会学校。高兴之余，周学熙即兴赋诗《参观傅笠渔青年会学校》：“安定遗规世鲜宗，何期今日见高风。百年尘劫归辽鹤，万里烟雨付冥鸿。周室菁峨开治谱，汉家草泽屈英雄。佇看海宇澄清业，尽在先生杖履中。”
正是因为从未断绝中华文明的洗礼，大连的中华文化从未断掉，所以，今天的人们更应感恩傅立鱼。
1924年7月25日，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也曾受邀来大连中华青年会演讲。胡适当时说，我来大连早有想法，一是要浏览大连的风景，二是要考察大连的民风民情。
7月28日，留着一袭长髯的傅立鱼携大连中外名流四十余人在华丽的大和旅馆（今大连宾馆）宴请胡适。虽是盛夏，槐荫林下仍是一片煞凉，人们品享着美食，消受着清爽，推杯换盏之间尽是逍遥，酒不醉人人自醉。
潇洒之余，到青年会馆演讲是胡适此行的最终目的。7月30日下午四点，胡适在傅立鱼等人的陪同下穿过香火缭绕的东关大庙，径直来到灰砖青瓦青年会馆。事先，胡适曾为演讲内容与傅立渔仔细商议一番。傅立鱼开列了许多题目让胡适选择，他便选了《新文化运动》。青年会第一大教室里座无虚席，大约有500多人静静等待。
胡适说，虽然大家都关心黎元洪代理总统、张勋复辟、曹锟贿选总统等杂七乱八趣闻轶事，但都不及“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所以我选了这个题目。新文化运动不是根本上推翻中国固有文化，而是重新估价。他还说，当下吗，中国文化不改革，毋宁死。当然“新文化运动”也不是所谓的什么主义……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傅立鱼也在滨城传播新文化运动。
因为傅立鱼与国民政府联络密切，甚为日本殖民当局嫉恨。1924年10月29日，孙科来连。傅立鱼率众在青年会举行欢迎大会，并在泰华楼举办欢迎宴。孙科对青年会深表感谢之余，为青年会捐大洋500元。东北易帜，举国欢庆，傅立鱼联合大连人士致电南京政府祝贺。这却惹怒了日本殖民者。1928年7月22日，殖民当局以“政治结社”等罪名将他逮捕，关押十五天后，未经审判强行驱逐出大连。离开大连之前，傅立鱼剃须明志，来到青年会学校操场告别，他深情地鼓励同仁及少年学生，要好好学习，勿忘祖国，大连是中国的领土。说这些话时，傅立鱼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傅立鱼离开以后，大连中华青年会总干事张洪五成为实权人物。张洪五亲日，青年会便失去了独立性。“九一八”事变后，大连青年会小学取消初中班，改大连青年会附属小学。“满洲国”建立后，大连中华青年会于1932年8月1日改为大连青年会。1934年，学校改名为大连明德小学，后又改为大连明德公学校，校长也换成日本人。此后，大连人都变了身份，不是被看作寄留民，便是被称为州民，或是被叫作满人。每年的2月1日，还要参加日本纪元节（即日本建国日）。但学生们在心底称之“兔子会”。饱受压迫的人们从未逃离，终于等来了解放。
1958年，建东关小学。2006年，搬到西岗街51号，旧址拆除。
（西岗市场北门对面的另一个小衙门旧影）
位于鞍山路和长江路交会处销售消防器材的“国营大连兴安服务公司”是日本侵占时期的东关街官吏派出所，老大连人称之“小衙门”。解放后，这里还是派出所，改叫东关街派出所。
（小衙门）
说起来，这里还是一处与我国奥运史有关的遗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刘长春于9月21日从沈阳折返，回到东关街的家中。第二天清早，“小衙门”将他传去问话。气氛十分严肃，但谈话口气倒还温和。警察问：“刘君今后去向和打算如何？”刘长春回答说：“只有在家安心静气，且有同班同学寄住我家，相待些日子观之时局再议。”
刘长春知道自己已经被监控，便让同班同学赵凌志滞留家中，以蒙蔽日本人的耳目。他的妻子连夜赶回娘家（后海头），设法凑集了七十元给他做盘缠。第二天，刘长春乘船赴天津，后逃至北平（北京）。
之后，日本侵略者散布谣言，公布刘长春和于希渭代表“满洲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消息，并刊登在伪满各大报纸上。1932年5月初，刘长春在《大公报》发表声明：“我是中华民族黄帝子孙，我是中国人，绝不代表伪‘满洲国’参加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1932年7月30日，第十届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当天最引人注意的事情，就是中国代表入场。刘长春入场时，有警察多人乘机器脚踏车护卫，后面还有满载华侨的五辆汽车组成的应援团。
东关街不仅是近代最大最完整的“闯关东”遗迹，也是新文化运动遗迹、近代大连城市起点、近代大连文化诞生地，还有鲜活的党史。
西岗市场有四个门，东门临着市场街，南门（正门）对着大龙街，西门守着繁华街，北门对着长途客运站（原市场小学）。我的母校是市场小学，所以年少时经常到这儿玩，成年后也没有离开这里，骨子里透着亲切。
2009年在地摊闲逛，无意中买了一本《滨城风雷》，又是在无意中看到了一段马祥麟撰写《益记笔店》。其中有这样的记述：“益记笔店坐落在西岗市场南门斜对面，是一处坐西向东的门市房，面临着一条繁华的商业街。街两旁是些糖果店、肉店、茶庄、修表店、洋铁铺、大药房等，一溜两行，十分热闹。笔店门前，有一幅用竹竿挑出的白布竖帘，写有“益记笔店”四个大字。”
根据记述，益记笔店是当时大连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秘密联络点，1927年4月建立。为了让殖民者对常到这里来的人产生怀疑，同时也让到这里来联络的人比较容易找到笔店，地下党员牛蕴山还给笔店门脸做了一个夸张的标志，门旁悬吊着一支大毛笔。地下党组织和团组织的领导人多次在此接头、开会。这里还接待和掩护过途经本地去北京的蔡和森。
1927年11月，为安全起见，联络点转移到与小岗子警察署一街之隔的大龙街42番地（原大龙街152号）。1928年1月20日，中共关东县委第一次党代会在此召开(中共大连市第一次党代会) 。次年3月，因被日本殖民者发现，笔店停业。
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性格、独特的人文印记，如，游人说起北京首先想到的是胡同，谈起上海立即会想起里弄。在青岛，游人过客喜欢讲“劈柴院”，在大连，多半也会说起东关街。
（《虎穴追踪》）
东关街至今保留着各式各样老字号遗迹，所以说，它是最集中展现大连元素、大连符号、大连风情的历史街区。每每穿梭窄窄的街巷，都会许多新发现，那看不清楚的刻字，那讲不明白的雕花，还有那道不尽的轶事与传说。正因为这样，它如此吸引市民、游人、过客，就连不少时尚的年轻人也选择这里作为婚纱摄影的取景地。虽然破破烂烂，骨子里却透着的城市的魂。
东关街还是许多电影的取景地。流金岁月，往事悠悠，除了1956年拍摄的反特电影《虎穴追踪》，袁泉、潘粤明联袂主演的电影《蓝色爱情》也在这里取过景。电影片头，男主人公“邢林”缓缓走过那段老街就是“东关街”区域的华胜街西段坡地。但画面中的那栋老建筑却于2010年前后失火，后失修倒塌。
（《蓝色爱情》）
电影不经意间记录了东关街曾经的风貌，令人顿生穿越时空之感。在《蓝色爱情》里可以找到原汁原味的“立新浴池”。立新浴池是一个老澡堂，解放前叫双合堂，是计划经济时代西岗人的洗浴中心。2006年，立新浴池因城市改造而拆除，现在是新建的东关小学。
（《一个人的奥林匹克》）
一方水土一方人，东关街诞生了刘长春、徐沛东许多名人。天作之合，2007年拍摄的电影《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的不少镜头也是在东关街取景。
说起电影《一个人的奥林匹克》，还有一段故事。因为大连城市发展的太快，剧组最初没有找到理想的取景地，打算远赴哈尔滨拍摄。但在看过飘溢着民国风的东关街后，剧组非常满意，决定在大连拍摄。影片选取“东关街”一条经典的老街——西岗街。经过简单布置，果然古香古色，令人有时光倒流的感觉。
雨水流连，时钟滴答，那默默流失的时光记录的正是我们的乡愁。
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建筑也有气质，独特的历史建筑让大连具有不同于其他城市的气质。东关街的建筑反映的正是大连独有的海南丢气质，所以这里的改造也应该保留原有痕迹，尽管是比较困难的事情。相似老街改造成功的案例很多，北京以1957年的蓝本重塑前门、青岛保持旧景致开发“劈柴院”都让老街重新焕发了青春。变化的仅是外表模样，不变的是城市灵魂，就像刚刚落下的那缕春阳。
本文是《记忆大连老街》（2017精选版）修正稿
2013年1月市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第0008号提案《关于改造东关街，建设大连民俗文化博物馆的建议》。
附：西岗区政府关于东关街答复2013对市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第0008号提案的答复。民进市委:贵党派提出的《关于改造东关街，建设大连民俗文化博物馆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市、区政府高度重视东关街改造项目
东关街旧城区改造一直得到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并被列入2012年大连市改善民生工作的重点项目之一。2012年7月12日，张军副市长在市信访局《关于西岗区东关街居民连续到市政府上访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请市土储中心、西岗区推进该区域的拆迁改造工作。按照市领导要求，西岗区政府提交了《关于东关街旧城区改造前期工作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意见的请示》，9月10日张军副市长就该请示再次做出批示：请国土房屋局针对西岗区政府提出的动迁办法进行认真研究，并提出意见。经多方研究论证，东关街改造资金缺口巨大，根据目前市土地储备中心的收支状况，难以尽快实施动迁改造；2012年10月底，张军副市长再次听取汇报后，提出考虑参照团结街改造模式进行“修旧如故”，实施保护性开发的指示。由于市内四区的旧城区改造规划和资金保障均由市土地储备中心完成，西岗区将对改造工作给予配合。……
1、2012年12月12日住建部、发改委等7个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快推进棚户区（危旧房）改造的通知》（建保[2012]190号），根据我区上报危旧房改造情况，市住房保障中心经请示市政府，已将东关街旧城区改造作为大连市市区唯一成片危旧房改造任务上报省保障性安居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照文件要求，凡经批准的危旧房改造项目必须于2015年底完成改造任务。待相关批文下发后，市住房保障中心将研究、出台东关街改造工作方案和完成时间表。
2、东关街作为西岗区、乃至大连市的重点街区，在整体的改造方案上，是涉及市、区两级的重点经济及民生项目。在改造过程中，我们会充分听取和吸收市领导、贵党派及社会各界的呼吁和要求。综合东关街地区域现状，整体保护性开发的成本巨大，能作为文物或地方物质遗产保留的建筑分布在整个规划区域，如对其个体实施保留、整修开发，新的规划设计方案摆布难度较大。鉴于上述原因，西岗区对贵党派在提案中提到的12个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风格及业态进行了初步归类并对建筑面积进行了统计。经综合研究后发现，由于预保留建筑的原始业态多为照相馆、理发社、旅馆等服务业，总建筑面积不到2000平方米，今后在东关街改造过程中，如果无法进行保护行开发（修旧如故），将争取考虑率先将具有保护性价值的建筑拆除后统一在改造区域内集中模仿重建，在达到“保护文物”、“保护历史”的同时也会产生新的商业价值。
3、大连市旧城区改造工作由市土地储备中心统一组织实施，作为该件的具体办理单位，也真诚希望多方呼吁市相关部门，尽快做出改造决策，全面启动东关街旧城区改造工作。
4、近几年，我市国有公益博物馆日益壮大，民营博物馆也迅速发展，有许多企业、团体和民营资本等社会力量主动参与到博物馆建设来。从东关街的建筑特点和提案设想考虑，此地适宜建立一些小型专题性博物馆。设立此类小型博物馆在具体操作中也比较简单，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设立。
今后东关街区在实施保护性开发时，西岗区政府将配合有关部门，选择一些具有历史特色的建筑预留为博物馆建设专用区；对利用历史建筑设立博物馆的企业和组织，将在博物馆手续办理、民俗文物征集、陈列布展、业务开展等方面提供最大的帮助和支持。
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政府
2013年6月20日
2016年，徐沛东旧居拆除。
……
东关街还是国脚摇篮，李应发、王洪礼等人童年就在这里踢球。
大龙街40号是否拆除了？待查
……
大连历史不会记录海南丢，海南丢后人会永远记着海南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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