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在山头
因为空气污染严重，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城市禁放鞭炮，听说驻马店市今年也要禁止在中心城区燃放烟花爆竹了，不只是过年禁放，平时也不准了。其实我已经好多年都没有放过鞭炮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想起了小时候过年拾鞭炮的情景。
每年的三十晚上，我妈都交待我们弟兄几个:“明天早上不要睡懒觉，穿了新衣服，先去抱抱院里的大椿树，双手搂紧，嘴里要说:‘椿树王，椿树王，你长粗来我长长！’这样就可以长大个儿。”我妈不识字，她这封建迷信说法我根本不信。每次我要么不抱，要么抱着也不说话，心里想的都是拾炮和放炮，俩眼瞅着大椿树裂开的树皮缝里有没有虫布袋儿。那是过冬虫子的睡袋，抠出来放砖头上，拿砖头蛋儿一砸，嗤出来一股白浆水。大哥在北京当兵，二哥、三哥和小弟都听话，都抱了椿树说:“椿树王，椿树王，你长粗来我长长！”他们说，我就偷笑。不过，后来我还是后悔了，早知道真有用，我就不会老是想着拾炮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还穷的很，除了红白喜事，就只有过年才放鞭炮。放鞭炮就是放鞭炮，没有放大花（烟花）的，大花是个费钱的稀罕物，后来慢慢经济条件好些了才有。那时农村过年比较长，从农历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十五这二十多天都算是过年时间。放鞭炮一般都是腊月二十三——小年——的晚饭前放一挂短的，年三十儿的晚饭前放一挂长的，大年初一凌晨先放三个震天动地的大开门炮，再放一挂长的，破五——正月初五——早晨放一挂短的，再放就是正月十五晚上了，十五晚上这一挂鞭炮表示新年庆祝活动的结束。
那时候小孩家脸上鼻涕多，兜里钱“木扭”，真正的兜比脸干净。没有钱又想放炮，就只有拾了。从小年傍晚开始，老皮，大军，二平，我们住得近的三五个小孩结成一伙，安不下心吃饭，一直支棱着耳朵，听到谁家的鞭炮响了，一溜风似的跑过去，硝烟未散就开始在一地炮纸里拾“罗捻”炮（没有燃炸的炮仗）。
庄里条件好一些的几家，是青砖瓦房。一般的家都是半砖半坯的草房，石头勾白灰的墙基高出地面二三尺，凸凹不平，房顶上是苫的淮草。更差的是土坯墙的草房子，连砖头石头也没有。房子尚且这么简陋，就没有谁家垒院墙盖门楼的。家家户户门前屋后种些椿树、杨树、楝树、洋槐树。我们拾炮时，拾过东家跑西家，拾过南头跑北头，就在坑（驻马店这里对水塘的称呼）边树间来回跑，拾完全庄，没有一点儿障碍。如果赶上雪天，“罗捻”炮会钻到雪里去，大人们一般都会在扫过的地方放鞭炮，以方便我们小孩拾。
“电光炮”贵，外面裹的有一层好看的花纸，放起来响，炸的远，不过“罗捻”的少，不容易拾到。“蚂蚱屁”便宜，质量差，爆炸力弱，辫的也松，“罗捻”的多，我们拾的最多的就是这个。我家东边邻居张连宾，是来自泌阳的上门女婿，不喜欢放鞭炮，不管小年、三十儿、还是初一，都是短短的“蚂蚱屁”。
晚饭过后，集中的鞭炮声没了，零星的炮声响起，那是我们小孩在燃放拾来的还带捻儿的炮。捻儿长些的，大两岁的“老皮”敢拿手里放，右手捏着炮，左手拿着燃着死火的干丝瓜杆儿，捻子杵到火上，嗤嗤冒烟，赶紧扔出去，砰！我们俩手捂住俩耳朵，一脸的佩服和兴奋。捻子短的，就搁地上，夹墙缝里，塞树上虫眼里，伸长了胳膊去点，往往扭几回头还没有点着。没有捻儿的炮，被我们剥开炮纸，小心翼翼的把炮药收集在青霉素瓶里，想玩的时候，倒出来一些在砖头上，引燃了，看炮药“呲花”，闻好闻的硝烟味儿。
小年的鞭炮都短，拾不了多少，省着玩也玩不了三五天，三十儿晚上才是丰收的时候，腿勤手快的能拾满褂子兜和裤子兜。当然也有悲催的情况发生。有一年的三十儿晚上，我和弟弟跑到明亮哥家拾炮，一个“罗捻”的电光炮才被弟弟抓到手里，又炸响了！我赶紧看，弟弟右掌心是黑明黑明的硝迹，很快整个手都肿了起来，像个发面卷子。弟弟眼里浸泪，却一声也没哭，我们回家也没敢说，亏得后来慢慢好了，没落下什么毛病。这要搁现在，肯定得去医院，说不定还要做个切开减压的手术。
我家姊妹八个，过年时除了大哥在北京当兵不回来，加上爸妈和我爷，还有十口人。我妈能干的很，三十儿晚上每个人都能在棉袄棉裤外面罩上新褂子新裤子。姊妹几个新衣服的兜里，也会有几毛压岁钱。上面的哥哥姐姐不说，三哥、我和弟弟都是存不住气的，用大人的话说就是狗窝里搁不住剩馍，几毛钱很快就都送到了供销社，换回来一挂半挂鞭炮，解开梢头的细线，一个个拆成散炮，装一裤兜。另一个裤兜里，一定有一盒火柴。买的是买的，听到成挂的鞭炮噼噼啪啪响起来，我们还是会飞快的跑出去。
又一个农历新年来了，小城里白天不够明亮，夜晚又黑的不够纯净，今晚的梦里，我会去拾炮吗？
云在山头，男，生于七十年代，业余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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