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和西方贸易中，长期处于顺差地位。
风靡欧洲的茶叶是大清帝国对外贸易的利器，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凭借茶这种单一商品，大清占据着贸易上的绝对优势，并一直保持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
乔治奥威尔在一篇关于英国人的文章中写道：“一般来说，他们（英国人）连略微品尝一点外国菜也不愿意，他们将大蒜和橄榄油这类东西视为恶心的东西，但如果没有茶和布丁，日子简直没法过。”来自东方的神秘树叶，与英国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迅速征服了他们的嘴巴和胃。不管上层社会还是普通百姓，都将茶视为日常必需的消费品，英国人再也无法离开这片树叶——这是中国对欧洲贸易长期保持顺差的原因。
有数据显示，1710-1759的五十年间，英国向中国支付了价值2900万英镑的白银，而同时期英国出口所得仅为900万英镑。大量的白银通过贸易流向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导致英国国内的严重短缺，出现了巨大的流通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鸦片战争也是一场白银战争。
中国人卖茶叶、丝绸、磁器给欧洲人，对欧洲人出售的货物却没有任何需求，中国广阔的土地和丰富的物产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如赫德在《中华闻见录》所言：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以及最好的衣着，棉、丝和皮毛。既有这种大宗物产以及无数土制副产品，所以他们不需要从别的地方购买一文钱的东西。”当然，还有别的原因，当时的中国人口多数是农民，他们手上并没有多少余财，有限的收入限制了他们的购买力，决不可能购买那些对他们而言犹如奢侈品的进口商品。
英国人一直在寻求改变逆差的方法，直到发现鸦片。
鸦片贸易并非起自英国，事实上，法国和荷兰早在十七世纪就开始了鸦片贸易，将鸦片贸易“发扬光大”的却是英国人，他们企图通过此种特殊商品，令中国人着迷，并赚取白银——就像茶叶令英国人心甘情愿付出白银一样。1773年，东印度公司决定在东印度建立自己的鸦片垄断组织，种植白皮土和公班土。
彼时，鸦片在中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违禁品，它被放在药铺出售，有镇痛和治疗腹泻之效。
在清朝中前期，鸦片贸易在多数时间内仍是合法的，政府对鸦片的管理，主要通过税收实现，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对输入的鸦片，每斤收税银三钱；乾隆二十年（1755），每斤收税银五钱。尽管雍乾嘉三代都施行过禁烟政策，但这些政策并未得到有效的执行。禁毒之事本为世界难题，非因有政策便能禁之，从现今禁毒仍是一个巨大的世界性难题便不难看出这点。况且，鸦片的高利润足以令商人们以身试险，大量的鸦片通过走私渠道流入中国。
最初，英国人从印度出口中国的鸦片遭受冷遇，甚至找不到买主，只有大胆的商人愿意冒险一试。从当时情势看，让中国人迅速接受东印度公司的鸦片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它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但很少有人深究，是什么让中国人爱上这种毒品？瘾君子处处皆有，为何独独中国人无法自拔？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但并不妨碍我们试着做些分析：这应该是多种原因造成的，而非某种单一原因。
其一，由于环境和地理因素，印度出产的鸦片质量高，中国本土也有种植鸦片，但种植和加工技术都不如印度，在口感上相差不少。再加上英国商人持续不断的营销，东印度公司的鸦片在吸食者中建立了“良好”口碑，它最先取得了上流人士的喜爱，并逐渐延伸到各个阶层。
其二，长期的大量倾销，使中国市场上充斥着东印度公司的鸦片，丰富的供应令其价格也越来越平民化，人人可得而购之，吸食的门槛进一步降低，这一点是鸦片流行的最为关键的原因。
其三， 鸦片的仪式感和社交功能。与现代人吸毒目的不同，当时人们追求的并不是鸦片带来的镇定效果，而是吸食鸦片的繁琐过程，它可以帮助人们打发无聊的时间；在烟土昂贵稀缺的初期，对上流社会的成员而言，这种繁琐过程带来的还有尊贵感和虚荣心，就像奢侈品给人带来的心理安慰一样。鸦片这一舶来品进入中国，与本土文化结合，衍生出一种独特的中国鸦片文化，人们聚在烟馆里喷云吐雾，谈论时务或洽谈业务。
其四，鸦片对人体的危害是渐进的，并不会立刻显现。吸食鸦片是一种慢性中毒过程，容易让人们放松警惕。
不管如何，吸食鸦片成为流行。
从数据最容易看到鸦片贸易的变化：1800年至1818年，对中国的鸦片贸易是通过澳门进行的，每年不超过4000箱（一箱约重140磅）。拐点出现在1819年，鸦片贸易突然变得兴旺，白皮土和公班土互相竞争，促使价格下降，扩大了消费量；1820年，偷运入中国的鸦片增加到5147箱，l821年达7000箱，1824年达12639箱。到1836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总额达1800万元，使鸦片成为19世纪全世界最贵重的单项商品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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