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很单纯，复杂的是人......”
这是近两年网络上很火的一首歌曲，网友们都说这首歌用通俗易懂的歌词唱出了不少人生哲理。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很多人都感觉社会越来越复杂了，社会上充满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这一切的源头都是因为现在的人心越来越复杂，社会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小人”，所以我们的社会也就相应变得复杂了。
其实从古至今，社会上从来没有缺少过当面笑咪咪、背后捅刀子的“小人”。特别是在官场上，这种小人更是多如过江之鲫。对付这种小人必须要有坚强的心理和聪慧的头脑，最重要是要有一套对待这类人的手段。
历史上有很多遭受小人陷害而身败名裂的政治家，但也有一些杰出的政治家能够亲君子远小人，在对付这类小人时明智果断，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不让自己受到小人的伤害。
《西汉演义》中，便记载了一个“韩信问路斩樵夫”的故事：公元前206年，韩信令樊哙、周勃带领一万人马修复栈道，摆出一副要率军从栈道进入汉中，与章邯决战的态势。
但这却是韩信施展的一个麻痹章邯的“障眼法”，在修理栈道的同时，韩信自己却暗率大军离开南郑，准备从陈仓杀向汉中。
这一天，韩信率军行到一个山谷，前面出现了两条岔路，不知哪一条才是通往陈仓的。韩信正在犹豫间，见山坡上有个樵夫正在砍柴，于是便上前询问樵夫。樵夫替韩信指明了道路，准备继续砍柴。没想到韩信却上前一剑杀了樵夫。
韩信的手下见状大惊，忙向韩信询问为何要杀掉这个樵夫？韩信答道：“如果这个樵夫把我军的行踪报告给章邯，我们岂不是要功败垂成？只有杀了他，才能保证不泄露我军的行踪！”
杀了樵夫后，韩信命人将樵夫好好安葬，自己则下马对着樵夫的墓拜了几拜：“非韩信短行，实出不得已也！他日如得地之时，决来与君厚葬，以报其德。”之后，韩信率军继续向陈仓而行。
韩信“问路斩樵”固然残忍，但却保证了这次行动的隐秘性，杜绝了可能发生的一切后患。因为谁也不敢保证这个樵夫事后会不会向章邯告密，而这关系到韩信手下几万人的生死，所以他的这种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韩信之后，“问路斩樵”的事件在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比如曹操杀吕伯奢，留下了那句著名的“宁可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名言，其行为与“问路斩樵”也是如出一辙。
一千多年后，又有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再次施展“问路斩樵”之策，挽救了一个风雨飘摇中的王朝。这个人就是有着大明“救时宰相”之称的张居正。
大明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朱载坖去世，年仅十岁的明神宗朱翊钧即位，张居正正式成为内阁首辅，被皇帝称为“元辅张先生”。
此时距离明朝建国已经二百余年，大明王朝承平日久，已经积弊很深。政治上纲纪废弛、贪污盛行，经济上入不敷出、国困民穷，朝中大臣则相互争权夺利，倾轧不断。
面对如此时局，张居正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以雷厉风行的魄力，开启了一场伟大的改革。
万历元年，张居正推出了一项公务员工资改革的政策：“胡椒苏木折俸”。具体来说就是所有在京公职人员的月俸，一律以太仓里堆积如山的名贵中药材胡椒和苏木来折抵。
这项政策一公布，很快就在朝廷内外引起了轰然大波。
张居正想出这个办法，是因为当时的大明国库每年的收入只有二百五十万两，但每年的财政支出却至少要四百万两，所以财政每年都会出现一百多万两的赤字。
虽然据《明宣宗实录》等史料记载，宣宗朝也曾用过苏木和胡椒给官员开工资，如“宣德九年十一月丁丑，户部奏宣德八年京师文武官俸米折钞，请给与胡椒、苏木，胡椒每斤准钞一百贯，苏木每斤准钞五十贯，南北二京官各于南北京库支给。上从之。”
但这次用胡椒、苏木抵工资的时间并不长，是一项临时性措施。现在张首辅要改革官员收入，谁知道你要搞多久，还让不让人活了？
张居正之所以提出用胡椒和苏木来抵折官员的工资，因为这两个东西在当时价格很昂贵，东南亚很多国家都喜欢用这两个东西来当作朝贡的贡品，所以国库里面存货很多。
张居正告诉反对这个政策的官员们，胡椒和苏木一直都是由国家专营的商品，民间是不许私下买卖的，所以很多富人想买都买不到。
朝廷现在用比市场低的多的价格给大家抵折工资，你们到手后很容易处理掉，所得的收比你们的俸禄只会高不会低。我张居正不会让大家吃亏的！
见张居正坚持，官员们也没有办法，只得骂骂咧咧地去国库领胡椒和苏木。
让这些官员没想到的是，虽然在此之前胡椒和苏木在市场上非常紧俏，价格也很坚挺，但朝廷一下子拿出了数万斤胡椒和苏木给官员抵工资，胡椒和苏木的市场价马上便一落千丈。
加上市场上一下子出现这么多胡椒和苏木，买的人毕竟有限，很多无职无权的官员拿到市场根本无人问津，根本就卖不出去。
对于朝廷的那些高官来说，向来不靠工资生活，所以这件事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但对于靠死工资吃饭的那些中低级官员来说，日子可就惨了。很多小官无奈之下，只能典当家产，或者靠借高利贷过日子。
礼部有一名名叫童立本的主事，由于工作的礼部是著名的“清水衙门”，再加上此人一向正直，从不收受贿赂（实际上也没什么人给他行贿），所以日子一向过得极为清贫。
现在朝廷不发工资，发到手的胡椒和苏木童立本又根本卖不掉，加上这位仁兄一向清高，拉不下脸面出去赊借，所以家里很快便断了顿，老婆孩子饿得只剩下了皮包骨头。
有一天，童立本的老婆饿得实在没办法，便和童立本大吵了一架。在吵架中，童立本的老婆大骂丈夫无能，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养活不了，让童立本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当天深夜，童立本居然悬梁自尽了！
童立本死后，负责执行这一政策的户部尚书王国光，向张居正汇报的这件事，说再不停止这个政策，将会出现更多的童立本，希望张居正停止这一改革。
但张居正却说：'以实物折俸，历朝历代都有先例，你急个毛线啊！'将王国光给堵了回去。
张居正并没有撒谎，自隋唐以来，历朝历代都的以实物抵折俸禄的先例。但人家用的实物是粮食和棉花居多，好歹还能保证领到这些东西的官员不会被饿死，岂能和胡椒、苏木折俸相提并论吗？
童立本自杀后，许多对张居正不满官员认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将张居正扳倒。他们推举张居正的死对头、前首辅高拱的死党魏学曾和王希烈等人出面，私下串联了不少官员，准备在童立本下葬的那天在京城举行示威游行，向皇帝施压。
张居正得到消息后，与自己的盟友、大太监冯保进行了一次密谈。
两天后，当那些想游行的官员来到童立本的葬礼现场后，胡同里堆放的祭品突然起火，且火势极为惊人，当场烧死官员五人，附近民众二十四人，还烧毁了民房一百八十七间，现场一片混乱，被踩伤烧伤的人更是难以计数，连高拱的心腹王希烈也被烧死了！
这场莫名其妙的大火灾之后，负责处理善后的张居正以非法聚会、引发火灾为名，将带头闹事的魏学曾等官员（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张居正高拱的亲信）全部贬出了京城，而且还准备将高拱也牵扯进来。
虽然因为证据不足没有扯上高拱，但也让皇帝和李太后对高拱更加厌恶，高拱也至死没有得到翻身的机会。
据说身在河南老家的高拱听到这件事后，气得大骂张居正的同时又骂那几名亲信没脑子，差点被张居正当枪使了。但无论他怎么骂，也伤不了张居正一根毫毛了。
通过这件事，张居正成功地打压了高拱，之后他迅速停止了以胡椒、苏木折俸的改革，同时还以首辅的名义出面劝说京城的那些富商，让他们大量收购官员手中的胡椒和苏木，这场风波也顺利地被平息了。
熟读史书的张居正肯定知道“问路杀樵”这个故事，所以他将京城那些想巴结自己的富商当成了“樵夫”，通过牺牲几名富商，换取朝廷的稳定。他知道只要自己出面，那些富商绝对不会拒绝，因为这些人都想讨好他这个首辅，以便将来捞取更大的好处。
就这样，张居正利用了富商们想攀附权贵的心理，用一招“问路杀樵”，牺牲几名富商，完美地解决了折俸的问题，手段可谓高明之至。
有些历史学者分析张居正推出这项以胡椒、苏木折俸的政策，并不完全是因为国库空虚，而是想通过这次改革，去打击自己的政敌，为自己排除前进路上的定时炸弹。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张居正对待自己身边“小人”的办法，真的太高明了。
张居正的盟友冯保，其实也是个“小人”。今天的明史界普遍认为，张居正主导的“万历新政”的成功，是张居正成功地搞定了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以及权势滔天的大太监冯保。
冯保有个外号叫“笑面虎”，表面上看到谁都笑咪咪的，但却是个既贪财，心眼又小的人。高拱在担任首辅的时候，从不把冯保放在眼里，所以冯保便和张居正结为盟友，将高拱赶回了老家。
张居正知道对冯保这种人一定不能得罪，因此表面上对冯保非常尊重，对冯保受贿的事也是从不过问。甚至冯保收了人的钱后，向张居正建议升那位行贿者的官，张居正也是一口答应。
张居正的做法，让一些支持他的清官很是不满，于是跑来质问张居正为什么这么做。张居正的回答很有意思：“用一个贪官，换来的是可以让我有权惩治更多贪官，这个交易一点也不亏！”
正是有了冯保的支持，张居正才能以雷霆之力整肃官场，在官场推行他的“考成法”，并将政令执行情况作为官吏考核的依据。这样一来，政令便可朝下夕行，畅通无阻，官场涣散之风得到了极大纠正，行政效率大大提升。
正是有了冯保的支持，张居正经济领域的改革才减少了许多阻力。当时的大明，土地兼并严重，那些地主豪强在占有大量土地的情况下，还想通过隐瞒土地去逃避赋税徭役，把负担转嫁到贫民身上。
张居正重新丈量田亩，按照土地实际占有情况征收田赋，有效纠正了赋役不均的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并。
在这之后，张居正又在全国推行将“一条鞭法”，把原来按照户、丁派役的方法改变为按照丁、粮派役，将名目繁多的各种杂税、力役归入田赋，按田亩核算，并折算成银两统一征收，完成了中国古代赋役制度上的一次重大改革。
这次改革，以货币税代替了实物税减轻了农民人身依附程度，大大提高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一举扭转了之前国库每年高达一百五十余万两的赤字，为大明积攒了可供数年之用的银两，大明又重新呈现出勃勃生机。
一些所谓的“清官”反对张居正讨好冯保，张居正的心里一定是不屑的。因为他知道，相比于救国救民，满足冯保的一点小私欲，又算得了什么？
张居正曾对反对自己的人说过一句话：“吾虽若不便于流俗，而他日去位之后，必有思我者。”现在看来，张居正做到了。在他死后，他的名字也与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政治家相提并论。
明史专家当年明月先生对张居正有过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同时他又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
对张居正来说，要想去替百姓做好事，就一定要先学会与身边“小人”的相处，也不能有“妇人之仁”。如果能以牺牲个别人为代价，换来大多数人的幸福，“问路斩樵”又有何妨？
刘洪强：《大明“救时之相”——张居正》（《秘书工作》杂志2008年第四期）
何 惧：《张居正笼络“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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