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五常”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大学》）。

被称为“三纲领”、“八条目”的这段论述说明：一、修身的目的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修身的手段、方法和过程；三、修身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的根本，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

孔子特别强调修己，修身。《论语·宪问》中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中庸》孔子答哀公问政也有所体现：“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庸》以“修道”言“修身”，《大学》以“格物”言“修身”，《孟子》则以“尽性”言“修身”，《孟子·尽心上》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儒学的“修身”，既可表现为“修道”，也可表现为“格物”即“格万物之理”，还可表现为“尽性”或“尽心”。但儒家修身思想就是围绕“仁”来展开的。“以天下为己任”，以家为本，以德为尚，以礼为序，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礼记·礼运》）。亲亲、尊尊、长长；“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孟子·离娄下》）。儒学的“礼”并不是人际交往中的礼节、礼数，而是达“道”显“理”明“性”的一种方式。在孔子看来，任何修养都必须以“礼”为规范，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制礼以节事”，“礼器，是故大备”（《礼记·礼器》）。荀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说礼是“法之大分，类之纲纪”（《荀子·劝学》），“礼者，节之准也”（《荀子·致士》），“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礼用来调节人的行为，使人修养成器，使人完备。人们的一切行为都要度于礼，立于礼，约之以礼，节之以礼，齐之以礼。

《周易》有“立天之道，阴与阳；立地之道，刚与柔；立人之道，仁与义”的说法。孔子提出“仁、义、礼”，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孟子延伸为“仁、义、礼、智”，构成四德或四端，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董仲舒又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为儒家“五常”。

儒家认为“礼”可以达“仁”，“礼”是衡量一个人美丑、善恶、修养好坏的唯一标准。“人藏于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心中，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礼记·礼运》）

这在《论语》中表现更为淋漓尽致。“乡党”一篇，并不是记载孔子之思想的，而是记述孔子的日常生活细节的。孔子的这些日常生活细节，饮食起居，待人接物，独处举止，无不该备，乃是儒家“修身”的典范，把儒“礼”推向极致。朱熹评：“圣人之所谓道者，不离乎日用之间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动一静，门人皆审视而详记之”。在朱熹看来，孔子之日用就是“道”之体现，故门人对其一动一静皆详记之以备揣摩研习。王夫之还以《中庸》第三十章中所说的“聪明睿知”、“宽裕温柔”等十六种“天德”来配称孔子的日常生活，认为孔子的日常生活“方现天下之理”。

《礼记》中还以夏禹等六君子为榜样，“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常，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礼记·礼运》）这是说夏禹等六位国君无不谨慎地以礼行事，按照礼来彰明大义，考察诚信，明察过失，提倡仁爱，讲求辞让，向人们显示做人的常道。

“道之真，以治身；其余绪，以为国家”（《庄子·让王》）。儒家、道家都认为，修身不仅是立身处世的根据，由个人的修身才能扩展治国治天下。

但是，在道家看来，“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是后礼”(《道德经》第三十八章)。儒家推崇的仁义道德，污染了人心的纯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道德经》第十八章)。“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道德经》第五章)。 “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有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庄子·拢箧》）。仁义道德会变成争权夺利的工具，道德与权术混在一起，善恶之真伪难辨。

儒家执着于善恶之理，道家却认为所谓是非善恶，只是人为的区分和好恶。《庄子·天下》所言，“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好恶者，人之失”（《庄子·刻意》）。儒家执着于仁义道德是相濡以沫，道家则选择相忘于江湖，好恶不执，善恶不辨，荣辱不惊，大而化之，齐而一之。如庄子所言：“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反覆始终，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庄子·大宗师》）。

老子主张“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道德经》第二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思寡欲，绝学无忧”（《道德经》第十九章)。道家要破除儒家对道德善恶的执着，把它看作人的妄念，而主张回归本真，以“含德之厚，比于赤子”（《道德经》第五十五章)；主张“致虚极，守静笃”（《道德经》第十六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智不割” (《道德经》第二十八章)。“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道德经》第五十八章)。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我无情而民自清”(《道德经》第五十七章)”。“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道德经》第八十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