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非无烟
文/王选信
预报这几天有大雨或中雨，事情肯定办不成了，只好坐女儿车早上回西安。恰好中午，表弟打来电话，让到家里坐坐。好长时间没见舅舅了，正好有时间，便欣然应允。
吃罢午饭，妗子表弟和我，陪舅舅说话。舅舅今年八十岁了，身体硬朗，思维清晰，说话一字一板，还和三四十年前一样。舅舅总结了他一生的感悟，再三叮咛我们，要多做好事善事，千万不要有害人之心，人在做，天在看。说到这里，话自然引到了自己文革的经历。一桩桩一件件的事例，听之我深为惊异。因为在那个人心向恶的混乱年代里，舅舅敢说敢为，甚至一些言行竟逆潮流而为，实在罕见。没经过文革的儿女们，都不愿意听舅舅这些“陈谷子烂芝麻”，我却对此颇感兴趣，下面就是舅舅叙述的点滴，记录如下：
舅舅十五岁就在村里当团支部书记，16岁一个人背着行李离开父母，招工到省城交通系统报到，分到了设计院，跟着师傅们搞公路勘察。由于腿勤手勤眼勤，受到师傅们的重点栽培，后来推荐上交通学校（干部待遇），还是三十多个学员中的班长，毕业分配时，恰逢精简干部队伍，大家都下放回家务农了，唯独留了舅舅一人。
舅舅懂技术，懂设计，尤其对公路、桥梁设计、施工、监理、验收，有丰富的现场操作经验。根正苗红，工作拿得起放得下，是真正从工人中成长起来的技术干部。文革中，自然成了各派拉拢的对象。舅舅性格耿直，看不惯造反派们的胡作非为，又不便直接反对，只好什么派都不参加，做了运动中的逍遥派。气的造反派说舅舅没有阶级立场，是和稀泥中间派，舅舅笑着说，你们说我什么派都行，就是别说我是反革命。工宣队进驻单位后，经过了解，对舅舅的人品作为很是欣赏，说有这样的党员办事，我们放心，于是吸收舅舅进了清理阶级队伍专案组。当时，设计院中，立了所谓的九大案子，在舅舅的参与下，无一戴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或坏分子帽子。
陈工是鱼化寨人，一日，村里一群造反派，气势汹汹地闯到单位，要求见主要领导，舅舅接待了她们。原来，造反派们要把陈工拉回去批斗，要给陈工戴地主分子帽子，要分陈工家产，要抄陈工的家。舅舅了解情况后，耐心地对造反派们说，陈工是我单位的职工，戴不戴地主帽子，等我们了解了情况后再说。院里的一些人也跟着瞎起哄，认为先叫陈工回去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舅舅只好对造反派说，人是我们单位的，出了事我找你们算账。陈工可以跟你们回去，但不能打骂，不能为难他，只能监督劳动，等我们调查清楚了，会给你们个满意答复。造反派一一答应了，才带走了人。一日，舅舅出差外调，工宣队领导打来电话，说上面催问陈工的事，让尽快给出个结论，问怎么办？舅舅干脆地回答：好办。立即赶回来连夜开会。各派意见不一，开了半夜，也没个结果。第二天，舅舅，带了十几骨干，来到陈工的老家蹲点。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质上给大家都安排了任务：不管干什么活，都得和群众打成一片，不管到谁家吃饭，都要了解陈工的情况，看他该不该戴地主分子帽子，时间半个月。干了不到一周，大家累的实在受不了了，有人就建议，还是回单位吧。舅舅问大家，情况了解清楚了么？大家一致说，清楚了。怎么样？解放前，陈工上学就离开了农村，基本上没在农里呆过。好，调研结束。舅舅果断地宣布。到了单位，立即开会讨论陈工问题。大家意见一致：陈工没在农村呆过，没理由给他戴地主分子帽子。舅舅大腿一拍，大声说，立即将讨论结果上报局里。一个棘手的问题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第二天，舅舅安排车辆，去农村接陈工。办事人员有些为难的说，车进了村子，造反派不让出来怎么办？“笨蛋”，舅舅骂了一句。“车停在村外，去人悄悄地叫陈工出来不就行了。”办事人员回来说，他们把车停在村外的隐蔽处，一人看车，一人偷偷地进了村，在地里找到正在干活的陈工，陈工不敢走，在来人的再三劝说下，陈工才勉强地上了车。坐在车里，陈工哭了一路。
单位有个王工程师，是个国民党员，解放前，国民党区委书记见大势已去，逃跑时，口头宣布，让老王代替他行使区委书记职能。清查三种人的时候，有人揭发他是国民党区委书记，是历史反革命。造反派知道了，连夜组织群众批判斗争。折腾几个月，最后定性的时候，征求舅舅的意见，舅舅说，事情没查清楚，不能乱下结论。舅舅组织专门调查组，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调查核对，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既没有委任状，也有没有行使过区委书记的职能，仅凭一个人的一面之词，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最后按普通国民党员处理。这件事，在单位摇了铃，大家都说，舅舅才是真正地党的好干部，办事公平公正，不冤枉一个人。
张工是个桥梁专家，舅舅进单位后，一直在张工手下干活。张工脖子有毛病，头有些偏头，文革初期，张工自然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了学习班，让交代问题。一日，造反派给张工做了个大木牌子，用细铁丝挂在了张工的脖子上游斗。舅舅看见了，心里难受极了。五十多岁的人了，脖子又有毛病，挂牌子游斗一天，还不把老汉脖子勒坏？舅舅气愤地找到造反派头头说，你不知道老汉脖子有病？老汉出了问题，看你怎么交代？造反派见了舅舅，早已矮了三分，胆怯地问，你说怎么办？有问题可批评教育，整人可不行。舅舅没好气的说。造反派们咂摸咂摸眼晴，只好让人把牌子卸下来，放到了张工身边。张工看了舅舅一眼，泪水一下子涌出了眼眶。舅舅说到这，表弟插话道：“在那样的环境下，多少人躲都来不及，你怎么还敢和造反派论理？”舅舅笑笑：“怎么不敢，行得端，走得正，怕什么？”舅舅喝了一口水，补充道：“那几个造反头头，都是单位里的混混，要技术没技术，叫吃苦吃不了，谁的屁股后面都有一堆屎。我在院里有群众基础，他们想搜我的事，根本没门。”说罢，舅舅自豪地笑了。
一日，舅舅刚从家里回来，走到单位门口（家在农村，属于一头沉），看见一群人，正扛着洋镐把，气势汹汹的准备出门。舅舅问领头的小李，这是干什么？答：出去游行。游行带洋镐把干什么？小李无言以对。舅舅说：游行是运动的需要，你带着工具，明显是准备打架的，人家把咱们的人打了，你怎么给大家交代，咱们把人家的人打了，人家怎能善罢甘休？小李瞪着眼睛，想了半天，问舅舅：王师，你说怎么办？舅舅没好气地说，你看着办吧。小李看事色不对，只好叫大伙散去了。后来，武斗结束，小李见到舅舅，愧疚地说：王师，那次多亏你劝阻，不然，出去非懂烂子不可。
67年，单位实行“三结合”，组建新的领导班子，工宣队推荐舅舅进入班子，舅舅婉言谢绝。我问舅舅：“叫你当官，为什么不当？”舅舅冷静地回答：“运动没有结束，当领导，就得抓阶级斗争，就要整人害人。要咱和人胡说，良心过不去，不胡说，工作推动不下去。不如还干咱的技术，不看别人的眉高眼低，心里踏实。”“文革中，工作瘫痪，上班没事干，平时你干什么？”我问舅舅。舅舅说：“大家闹派性，恰好把我解脱了。每天下午，早早地骑自行车回家干活。家里前头的两间上房，就是我打胡基垒起来的。”“你还能打胡基？”我知道打胡基是农村中最重的活。一个胡基25斤，至少需要打24锤子。舅舅说：“生产队里，俩个人打胡基，一个供土，一个提锤子，一天也就打500块，我一个人连供带打，一天曾经打过430块。”说到这里，舅舅朗朗地笑了。不过，舅舅接着解释道：“咱在家里出了力，到单位后，可就休息了。人家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咱一张报纸一杯茶，一坐就是一天”。“你就这样逃避运动？”父子俩没大没小，表弟责问父亲。舅舅笑着说：“你不这样做怎么办？就不能像大多数人一样，跟着运动瞎呼呼，今天批斗这个，明天批斗那个。”舅舅继续说：“文革中，什么地方都不得安生，你妗子在家里劳动，也常受到生产队长的欺负。今天说你妗子出工不出力，明天又说你男人在外面工作，交钱才能记工分。一次，我气急了，直接找到队长，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爸吃烟耍钱，旧社会把家当踢腾光了，到了新社会，你也是好吃懒做，连庄稼活都不会做，凭成份好，当了生产队长，就欺负人。进农业社的时候，你家怂都没有，干指头蘸呢。我们入社的时候，有几十亩地，有骡子有马，有大车，有犁铧。你是吃我们的，喝我们的，反过来还欺负我们，凭啥呢？一顿臭骂，队长不敢放一个屁，从此，再也不敢欺负你妗子了。”
听到这里，我啧啧称赞。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谁敢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来？舅舅笑笑说：“这些家伙，从祖辈上开始，就没几个好东西，懒、馋、蠢，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不给一点颜色，就不知道马王爷长了三只眼。和单位上那些造反派一样，干工作没怂相，搞运动跑的比谁都欢。”
我也算是从文革走过来的人，大多数人在文革中，是非观念不清，任人摆布，充当炮灰，没有人会这样明目张胆的反抗。稍微几句话说的不对，就上纲上线，遭凌辱，受批判，戴帽子游街。没想到，文革中还有像舅舅这样的人，不畏强权，敢说真话，敢办实事。实在是文革中的另类。
我知道舅舅的性格和做派。舅舅的一席话，使我深深地折服。
文革中的红人，大都没有好下场，不是自己晚景凄凉，就是儿女没出息。父辈们折腾了半辈子，儿孙们最后还是回到了祖辈们的贫苦阶层。舅舅一生心地善良，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老来妻贤子孝，儿女们皆有出息，是单位家属们钦慕的榜样。
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王选信，2011年开始学习写作，至今已在报刊杂志以及电子媒体上发表文章三十余篇。系长安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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