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记者在查阅《阿鲁科尔沁旗文史》第一至三册时偶然发现的一个人物。
这个人很普通，普通得比普通人还要普通，因为他曾经是一个奴隶；
这个人很不普通，这个不普通的奴隶甚至做过一段时间的代理旗长；
下面，记者就给你讲讲这个人的故事吧，他的一生，几乎涵盖了阿鲁科尔旗近百年历史当中最曲折跌宕的那一段……
出生在“陪嫁”之家
这个叫恭额春的人，已经在1970年卒于阿鲁科尔沁旗的坤都了。
“光绪廿一年（1895）二月一日，我出生在阿鲁科尔沁旗道德庙东南花根英格尔艾里。”这是恭额春在《我的自述》里写到的一段话，写作日期是1965年5月8日。
可是，在他的女儿扎日玛的回忆录里却这样写道：“我的父亲1901年生于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道德艾里。”
恭额春的出生日期成了一个难解的题。不知何故，这对父女的说法不一致，竟然想差了六个年头。
有关出生年月，我们还是相信本人的说法吧！
他的女儿还说，他是阿旗王爷十三代协理苏达那木道布的奴隶。
这一点，在《我的自述》里也得到了证实：“我家的祖先是跟随喀喇沁王府协理阿尔斯楞妻子的一个家族，共五户，距今已有二百多年了。原本姓钱，因为是五户人家， 后来改姓吴了。”
从以上的资料上看，恭额春的祖上应当是一钱姓“陪嫁户”。
据恭额春自述，他的祖父的母亲曾是宝木协理妻子的丫环。后来，祖父当上了阿鲁科尔沁旗的掌印梅林，家境因此富裕起来，“家里有一百多牛马，几百只羊。”11岁时，“从喀喇沁旗请来一个叫富龙嘎的老师，教我学了五年的满文。”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对于这个人来说，“人祸”是指他的祖父去世后不久，他的父亲也故去了，还有之后的土匪、日本鬼子和俄国大兵等。
而“天灾”则是指甲辰年的雪灾和甲寅年的大雪及壬子年的冰雨等重大自然灾害。
甲辰年，也就是从1939年2月23日起，在阿旗境内连下两天一宿的大雪。积雪平了蒙古包顶，门也被封住了，只能从天窗出入。雪停后，又又连续几天刮起了“白毛风”，各类牲畜损失三分之一。
当时，阿旗有五十多万头的牲畜。这场大雪融化后，遍地都是大小牲畜的尸体。
中华民国元年，壬子年，也就是1912年的4月1日，昼夜连降冷雨。四月份，牲畜已经脱毛了，正是抗冻能力最弱的时候。特别是最易受惊吓的马群，南部的跑进了西拉沐沦，北部的跑进了乌力吉沐沦和黑哈尔河。整个阿旗的五万多匹马因此淹死了一半，有不少跟群放牧的牧人也冻倒了野外，死了不少。
中华民国三年，甲寅年10月16日夜间开始下雪至17日，雪深近两尺。整个冬天，雪天不断，积雪难化。
从此后，阿鲁科尔沁旗的牲畜就未能超过四十万头只，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艰难。
恭额春家的牲畜也因为这接连不断的天灾和人祸而损失殆尽了。到了他二十五岁那年，由于兵荒马乱，土匪四起，牲畜被劫走了，难以维持生活，就只有向道德庙仓要了三十头牲畜放牧度日了。
十八岁时，也就是壬子年秋天，苏木佐领图门吉日嘎拉指派恭额春去旺沁帕尔赉王爷的王府当文书。
旺沁帕尔赉王爷，以下简称旺王爷，1883出生于阿鲁科尔沁部。他是成吉思汗弟哈布图哈萨尔二十六世孙，阿鲁科尔沁旗扎萨克多罗郡王亲王衔昭乌达盟盟长巴咱尔济哩第的独生子。
做了王府文书
关于恭额春到王府当文书的经过，扎日玛回忆道：“父亲在童年时念过私塾，长大以后在王府当了普通文书。因为他写字快，写的好，所以人们称他为“速写文书”。
1925年，恭额春三十一岁。
这一年的8月3日，旺沁帕尔赉王爷去西藏的拉卜楞寺拜佛，恭额春担任文书，跟随前往，来回达九个月。
这个父亲回来以后，还常给孩子们讲一些去西藏途中的所见所闻，他们是骑着马去的，是用骆驼驮着所需物资，路上经常遇到人烟稀少的高山戈壁滩。有时人喝不上水，马和骆驼也吃不上草。
同年七月，杨松活佛来到了阿旗。在罕庙的庆典上，恭额春做了账务记录。杨松活佛离开后，他呈报各项账目，得了一匹马的奖励。
民国十二年天山放垦，恭额春就参加了两个多月的测算、丈量工作。
由于他从小就学会了婚宴上把门祝颂和禀报赠品的本事，前后为王爷、协理的婚礼及喇嘛的庆典、宴会上服务，得到了十几匹马的。
从以上自述不难看出，恭额春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得到了旺王爷及喇嘛们的赏识和重用，日子也重新好了起来。
恭额春在三十五岁那年，受旺王爷的委托，还参与了嘎达梅林与达日罕王爷之争的调解和斡旋工作。
从清朝末期开始，为巩固边疆外防沙皇俄国进一步侵略，中央政府开始逐渐在蒙旗开垦土地，汉族民众被迁入成为佃农。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4年2月，民国政府内务、农商、财政等部及蒙藏事务局联合制定《禁止私放蒙荒通则》和《垦辟蒙荒奖励办法》，准备大兴蒙垦。
从1916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开始大量放垦。放垦戍边增强了边防，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但也损害了蒙古族牧民的利益。
从1904年的白音大赉起义开始，抗垦起义此起彼伏。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热河都统廷杰开始敦促巴林旗、阿鲁科尔沁旗、东、西扎鲁特旗的王公贵族向清廷报效蒙荒草地。所谓报效，是带有强迫性、指令性的。开办垦务之前，各蒙旗有招垦的自主权。自行招垦所收的荒价、招垦后耕种的钱粮（课税）全归蒙旗收取。而报效后的官办垦务，不仅报荒的蒙旗只能得到荒价、钱粮的一半，更主要的是失去了所报蒙旗荒地的土地所有权。
这一次，恭额春原本是跟随旺王爷前往沈阳去拜见班禅大师的。在通辽东部，正好遇到了嘎达梅林带着几百人在造反。嘎达梅林知道旺王爷同达日罕王爷之间是有交情的，就让田洪、鲍石安等等人找到旺王爷，让他说服达日罕王爷，把孟梅林和斯仁尼玛梅林的罪过给赦免了。
旺王爷为此专程去与达日罕王爷见了一个面，并劝说达日罕王爷放过这两个梅林。可是，达日罕王爷虽然表面上是答应了，却迟迟不放人。嘎达梅林就又再三请求，旺王爷只好又让额春到沈阳，去了达日罕王的家里两次。
这一年的春节，恭额春是在沈阳过的。
至于这次调解工作的结果，记者没有查找到有关信息，不敢妄言了。
据史料载，嘎达梅林起义的经过大概是：张作霖与常住奉天（沈阳）的那木济勒色楞王爷商定开垦达日罕旗的大片草原为农耕地，到1928年达日罕旗四分之三的土地被放垦，牧场缩小，牧民被迫背井离乡，引起当地牧民的不满。
嘎达梅林多次到垦务局反对开垦，被免职。
1929年初，“东北易帜”后不久，张学良继续开垦蒙旗土地的计划。嘎达梅林等人发起“独贵龙运动”，即所有请愿的人在纸上围着一个圆圈签名以隐藏领头人，去沈阳向那木济勒色楞请愿。7月26日请愿代表色仁尼玛、赵舍旺、僧格嘎如布和嘎达梅林被捕，被押回本旗投入监牢。11月13日夜嘎达梅林的妻子牡丹其其格伙同一些人劫牢反狱，将嘎达梅林救出。于是嘎达梅林组织起义，领导了一支700多人的抗垦军队，提出了“打倒测量局，不许抢掠民财”的口号，袭击垦务局和垦荒军，驱逐测量队，转战于昭乌达盟、哲里木盟一带。
张学良命张海鹏部一个骑兵团和汤玉麟属下东北骑兵第17旅李守信团出兵围剿。1931年4月5日，抗垦队伍在今通辽北舍伯勒图附近新开河（乌力吉沐沦河）畔的红格尔敖包屯渡口，准备渡河南去时，被包围歼灭，嘎达梅林战死。
李守信割下了嘎达梅林的头，回开鲁送给崔兴武旅长，崔兴武用木匣包装送汤玉麟。汤玉麟又交给了达日罕亲王，并在旗内悬挂示众。
后来，人们在乌力吉沐沦河边修建了梅林庙。
五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的东北军撤入关内，牧垦草原的计划没有得以继续实施。
1929年11月，嘎达梅林曾率其起义军来到阿鲁科尔沁旗，到第二年的正月，在坤都、巴彦他拉、巴彦温都尔地区活动。
日寇侵占阿旗
据恭额春回忆，1933年，民国22年秋，日本人侵占了阿旗，在坤都庙成立了旗公署。旺王爷当了旗长，苏达那木道布、额勒登格、普日格春，分别任旗公署的科长，又对旗内能做文书工作的人员进行了安排。
当时，在伪兴安西省任文化宗教长官的哈丰阿，曾来到阿旗，将旗公署的一些任职人员召集到坤都庙开会，对参加会议的人员作了暗示：“今年是1934年，到1936年我们就能把日本人赶出去，你们不要离开当地，如果离开，就等于让步，他们就会侵占得更多。这些话都要保密，武器是会给你们的。”
对哈丰阿的这些话，恭额春半信半疑，心里想，这么快就被日本人侵占了，我们还有什么力量能战胜日本人呢？
但恭额春没敢把这些话说出口。
阿旗公署成立后，在坤都嘉木彦沙特巴呼图克图仓成立了旗衙门，内设总务、内务、警务三个科，科下设九个股。后来又经过发展，旗公署下属机构包括：一室（参事官室）、二署（检察署、审判署）、五科（总务、行政、警务、劝业、动员）、二会（军人后援会、协和会）。旗下辖十个区（乌兰坝、罕庙、坤都、白音他拉、沙日他拉、道德、德博勒、巴奇楼子、乌兰哈达、查布杆庙），区有区长，区下有百家长、五十家长、十家长等行政组织。
1941年，旺王出任伪兴安西省省长，由阿旗公署总务科长苏达那木道布任旗长，到1945年解放。
虽然旗长是中国人，但实权却由日本人操纵。
1934年5月，曾任伪满洲三省警务厅特高课长的日本特务岛村三郎任阿旗公署参事官，岛村之后由福岗、川野、道功、水蓬等日本人继任参事官。
凡是研究重要、秘密事情，日本人（包括各科股的）全部参加，旗公署行文必须经参事官阅签，旗长签批的不能下发。
警务科的警务股长、特务股长、警察署的指导官全由日本人担任，他们掌握着全旗的全部政治、军事、经济权力。
先当区长再当署长
41岁那年，恭额春到坤都当区长。
当年秋天，到铁岭参观。
已丑年，旗公署让恭额春到沈阳、大连、旅顺等地参观。
1938年8月，恭额春陪同旺王爷去新京（长春）参加王公的会议。
当年冬天，旗长旺王爷准备任命额春为警察署长。几个月以后，即1939年1月，额春正式接受了警察署长的职务。
伪阿旗公署初建时，警务科下设警务、特务、司法三个股，当时没有警察，只有一个维持治安的自卫团，总团之下有大队、中队、小队。1935年，伪旗公署建立了一支约五十余人的卫队。不久，卫队改编为旗警，约百余人。之后，兴安总署派警佐乌力吉来阿旗任警察局长，统辖自卫团、建立了治安维持会，并设了罕庙、查布杆庙、爱根庙三个分所。
1936年，兴安总省指令撤销警察局，归并到旗公署警务科，直接由旗长、参事官领导。至此，警务科正式有了警察，阿旗军事协理任科长、日本人任警务科指导官。
1943年，日本人为了适应战争需要，把扎鲁特、阿鲁科尔沁、巴林左、林西、克什克腾旗北半部划为甲种国境地区，南半部为乙种，把所有警察改为“国境警察队”，参事官任大队长，警务科长为队副、警察署改为区队，署长任区队长，分驻所改为分队，冠以地区的名称。
日本人独揽司法大权，警特触角遍及各地。
伪满洲国司法部门除了警察机关，还有检察署、审判署。检察署的检察员由警务股长兼任，多由日本人担任。
审判员由旗长兼任，阿旗旗长常年不到职，一切事务由参事官代办，参事官就是审判员。
根据规定，检察、审判两署的官员有权指挥警察，所有的司法大权，实质上完全由日本人掌握。
在《我的自述里》，恭额春曾经讲过这样几件事儿：
1942年，恭额春的一个亲属达日玛增格，拉着大米和各种商品，去乌珠穆沁做生意，在途中被害。后来，恭额春的手下探听到阿日本苏木的仁钦家里吃大米饭，就想把这几个嫌疑人叫来，问问。可是，这几个人嫌疑人却在途中逃跑了。恭额春想把他们找回来，日本人却插手了，说：“没有我们的指示，什么事你们都不要管。”之后，也就没有再追查这件事儿。
1944年，日本参事官来到查布杆街里住了几天。那些天里，这个日本人残无人道地杀害了五个人。没人知道他们犯了什么罪，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枪杀时还让恭额春到了刑场。
就在同一年，有个名叫麦德尔扎布的日本人（会说蒙语），把恭额春叫到他家里说：“有个马先生关押在你们这里，把他给我放出来。”恭额春说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人。这个日本人说：“一定有。”事后，恭额春问部下才知道，这个马先生曾经是警察署的马倌，叫玛格苏日扎布，他就是“马先生”，不知犯了什么罪就被关了起来。
麦德尔扎布将玛格苏日扎布领走了。
一个月以后，玛格苏日扎布骑着马，背着枪来找额春说：“你在这里呆着干什么，还不如跟我走。”
恭额春疑虑着，没听出他的话是什么意思，把他支走了。后来，才听说玛格苏日扎布是日本大特务，籍贯是阜新人，是个曾经拉过一千多人的土匪头子。
从以上这几个小故事中不难看出，虽然恭额春身为查布杆的警察署长，其实也不过是日本人的一只“提线”木偶“。
“平时，我并不天天上班，只是有时去看看，有时就呆在家里。”恭额春回忆说，他在四十岁这一年学会了喝酒。
只是，据他的女儿扎日玛回忆，恭额春之所以学喝酒，还有另一个原因。
日本鬼子完蛋了
关于给日本人当傀儡这种事儿，恭额春显然不愿意多说，在他的《我的自述》中有些含糊不清，条理不明。反倒是扎日玛在《回忆我的父亲—恭额春》中记得比较清楚：“一九三三年日本侵占我家乡后，让旺沁帕尔赉当旗长，让我父亲到坤都区当区长，后把他调到爱根庙警察分驻所当所长，然后又调转到查布杆庙警察署当署长。”
有了扎日玛的说法做补充，接下来的故事可以顺理成章一些了。
其实，恭额春是在爱根庙警察分驻所实在干不下去了，这才找到警务科长额勒登格，求他同日本人商量商量。
结果，恭额春不但没有辞成职，反而又转为查布杆庙的警察署长了。
其实，日本人就是想找一个中国人儿，削成个牌牌儿，往那里一插就成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恭额春到任以后，警察署一切事务仍由一个日本人做主，还收了恭额春的印章，却还要以恭额春的名义办理案件。
恭额春呀，你就接茬儿做那“提线木偶”吧！
终于，日本鬼子完蛋了！
关于那样的一段历史时间，恭额春在《我的自述》里这样写道：“1945年7月，日本人突然挑选蒙古族警察，不告诉去什么地方，就备马等待着。在两天后的一个清晨，大约在四点钟左右出发了。我用电话问坤都方面，回答说是：‘日本参事官已经带领二百多职员，骑着马向林东方向去了。’同时又告诉我说：‘在嘎布楚庙上空有俄国人的飞机盘旋……’第二天，我在家里还没有出门，关东军队长木村的司机李斯楞跑来，哭丧着脸跟我说：‘木村在罕庙被杀害了，你怎么还不赶快逃跑？’第三天，额勒登格派两个人通知我，把所有的枪支和汉族警察带到巴林左旗衙门庙。临走时，街上的老百姓都出来阻拦我道：‘你不能走。’我告诉老百姓：‘我不能违反上级的命令。再说，明天我还要返回来的。’又让十几名警察看守着查布杆庙街上，就出发了。”
据了解，由于恭额春的妻子和孩子当时都在荞麦他拉村，恭额春就准备把他们转移到乌兰苏木艾里，随后再去衙门庙。这时，有两个骑马的人来，说是额勒登格已经带人从衙门庙出发，前往巴拉奇如德庙。当天夜间，额春在赶往巴拉奇如德庙的途中，从马上掉下来，胳膊肘儿被摔伤了。因此，当恭额春等人赶到巴拉奇如德庙的时候，额勒登格已经跟着日本参事官又奔德布勒庙的方向去了。
如是，日本人及其走狗的惶惶不可终日之态，可知矣！
俄国大兵又来了
1945年8月10日，恭额春听说有二百多人脱离了日本参事官，跑回来了，非常高兴，从自己家里拿出六只羊、两斗大米，设宴招待了这些人。
然后，他带着家眷来到查布杆庙西北乌兰哈萨克达区的一个村子，住了下来。
谁能想到，日本鬼子前脚儿刚走，俄国大兵又来了，还让恭额春失去了独生儿子。
“8月14日晚，院子里突然闯进来两个俄国兵，开枪射击，我的独生子被击中身亡。当时，院子里集中了二十多人，一气之下，非要打死那两个俄国兵，被我制止了。我说：“你们把他两个打死了，我的儿子也不能复活，如果出了大事儿，会给我们这里带来灾难，不如让我一个人来承担这种痛苦。’第二天，又来了好多俄国兵，闯到我家翻箱倒柜，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苏达那木道布的家业很大，也很显眼。这样，俄国兵每天都到他家里找麻烦。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我和苏达那木道布两个人步行到坤庙上，在麦德尔活佛的庙仓躲避了几天。”这是恭额春在《我的自述》里提到的一件悲惨的事儿。
对此，他的女儿扎日玛还补充道：“在他（指恭额春）四十来岁的时候，我母亲得胃病去世，留下哥哥和我们姐妹三个。那时我仅三岁。后来我父亲给我们几个孤儿找了继母，她没生过孩子，对我们十分疼爱……他原先不会喝酒，自从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红军进来，因散兵枪支走火伤亡了我哥哥，为消除精神苦闷，开始喝起酒来……我家姐妹三个，就是一个哥哥。我哥哥和两个姐妹都不在人世了，现在仅留下我一个人。”
这一年的11月初，宝音陶格套任阿旗公安保卫科长，恭额春任命为阿旗政府文教科长，桑日布接替了额春的原职。只是，当时阿旗还没有文教科这一设置，恭额春就只好呆在家里。
这期间，俄国兵赶走了恭额春的十几头牲畜和二十多只羊，只剩下一只牛犊，房子也没法住了，只好又去找苏达那木道布，住了他的几间房子。
出任代理旗长
1946年春天，阿旗公署改为阿旗政府，从坤都搬迁到天山。
当年六月份，恭额春被派往林东减租减息班学习。七月末，从林东回来后，和一些青年到阿旗北部的阿日本苏木一带开展宣传工作。
当年秋天，阿旗发生了昂苏、金巴事件，相继有阿力本嘎、额勒登格等人叛变革命，投靠了国民党。
关于这个事件，恭额春在《我的自述》里写得非常混乱，让人看不出个门道儿来。
值得庆幸的是，记者在柴扎木苏所写的《额勒登格胁迫三十五团叛变的前前后后》一文中找到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博彦满都、哈丰阿等人，在伪满兴安总省所在地王爷庙（现在的乌兰浩特）建立了东蒙自治政府，并建立东蒙自治军共五个师，由阿思根为首的东蒙自治军司令部统一领导。其中第四师设在昭乌达盟，师长为和子章（清卓力克图）。三十五团便隶属于这个师，建于1946年4月。
三十五团的前身是日本投降以后以额勒登格为首组织起来的自卫队，其主要成员是伪满警察、特务、自备枪马的地主和牧主。团部设在天山街。
1946年秋末，共产党鉴于形势逼人，为了统一指挥和协同作战，把原东蒙古治军和进驻林东、天山一带的八路军二十分区合并为蒙汉联军，司令部设在林东。蒙古联军司令官成立后，把原东蒙古自治军第四师各团分编为两个支队。其中，第一支队在大板，指挥巴林左、右两旗的自治军，支队司令叫仲乃，是伪满兴安局总裁扎嘎尔的大女婿；第二支队在天山，支队司令就是额勒登格，指挥阿鲁科尔沁旗、扎鲁特旗的自治军。
柴扎木苏曾任三十五团三连副指导员。
1946年12月1日，额勒登格带领三十五团的一部分人叛变了，投靠了国民党李守信部。1947年2月26日，额勒登格等人在开鲁被八路军俘获，只猖獗了不到九十天的时间。
至于额勒登格叛变的原因主要有两条。其一是额勒登格的哥哥塔尔巴喇嘛开着一处商行叫“德利源”，掌柜的叫王振声，日本投降后加入了国民党军统。还有一个叫王安田的人，旧中国时在开鲁税务机关工作，他是以热河省国民党部特派员身份进行策反工作的。正是在这两个人的共同努力下，先是策反了塔尔巴，又促成了额勒登格的叛变。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由于额勒登格的这支队伍组成复杂，经常惹是生非。最终，额勒登格带着这样一些人，走向了绝路。
额勒登格等人叛变后，旗长苏达那木道布调离阿旗去了林东。
“和子章的部队去打根丕庙，回来的时候路过这里，把我带到天山。这时，盟里的乌力吉那仁等推荐我当旗长。我说：‘我是个无知的人，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担负不起重任。’他们又劝我：‘阿旗有名望的人物不少都叛变了。目前，局势动荡，民心不定，你要是热爱你的家乡，心中有这些父老乡亲，你应当做稳定民心的工作。再说，街里的群众已经推选你当旗长了。’我无法再提出其他的理由，接受了代理旗长的职务。”恭额春在《我的自述》里写了下这样一段经历。
不久，苏达那木道布从林东又回到阿旗，恭额春被任命为副旗长。
伪满洲国时期，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日本侵略者废除旗制，在王子庙（坤都）建伪旗公署，荐任原旗扎萨克旺王为四等九级旗长。伪康德八年，1941年，日本侵略者荐任苏达那木道布协理为伪旗长。
1945年正月，旺王去世，六十三岁。
以上就是恭额春当代理旗长的经过。
辞职回到坤都庙
1948年1月，恭额春辞职后，回到了昆都庙。
这时候，土改工作开始了，恭额春被定为中牧成分。
据恭额春回忆，后来，昭乌达盟的却吉敖斯尔等同志曾到坤都去看过他，还对他说：“人们对你没什么意见，你的生活不富裕，过去又是苏达那木道布的奴隶，虽然过去做过一些对不起人民的事儿，但还是功高于过，也就将功赎罪了。”
当时，革命的果实已经分完了，没有剩下多余的牲畜，村里就给了恭额春一头犍牛和一头母牛。
恭额春的女儿扎日玛参加了革命，把马也骑去了，村里又给了一头牛，抵了恭额春的这匹马。
1949年冬天，恭额春到乃林查布的冬校教学，从1950年开始出席过盟、旗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在1953年的普选中，被选为盟、旗两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还被选为阿旗政协副主席和盟政协委员。
1957年，恭额春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
1962年，恭额春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座谈会，到北京游览了“十大建筑”和故宫，又到赤峰参观了造纸厂、玻璃厂、钢铁厂、地毯厂、皮毛加厂和麻黄厂。
“回顾我父亲的一生，人品好，为人忠厚，办事公道，在群众中具有一定的声望，受到当地党政领导及人民群众的信任。”这是扎日玛对父亲恭额春的评价。
扎日玛在回忆录中还记录了这样几件事儿：1941年3月，恭额春从坤都调到查布杆庙警察署，当时的天山街商务会给恭额春送去了不少礼物。其中有一对画着花的铁皮箱子，有一个穿衣大镜子，有一条大炕毯。恭额春拒绝了，他说：“我不接受，这是大伙儿的财产，我不能白白地收下。”退回了礼品。
据扎日玛所知，父亲恭额春从来都忌讳受贿贪污、请客送礼之类的行为。
伪满时期，人民生活非常困难，东部沙坨子地区的牧民，赶着小勒勒车，进天山街卖柴草，往往被警察或其它机关没收抢走，不但不给钱，有时还要痛打一顿。
但这些贫困牧民，常去恭额春家里吃住。
伪满时期，查布杆庙警察署有一个叫关光一的日本人，在天山街大摇大摆，一手遮天。这个日本鬼子可以随便捉来无辜的贫苦人，给他们扣上经济犯或思想犯等罪名，打骂关押。恭额春看到这些，心里很难过，下了班回到家里，给孩子们讲：“被关光一捉来关押挨打的这些平民百姓，本来没有什么罪呀！看起来，我们中国人没有活路了，老百姓的日子更是一天不如一天啦。”
1945年日本投降后，恭额春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听从党的领导，积极参加革命。特别是对新参加工作的年轻人，给予关怀教育，启发诱导。嘱咐他们在复杂的情况之下，要站稳立场，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在1946年冬天的一天，原天山区公所的一位伪职员来找恭额春，动员他投靠国民党。这个人对恭额春说：“国民党中央军现在已经来到开鲁了，像你这样在伪满时期当过警察官的人，共产党是不会相信你重用你的，你是一个被斗争的对象啊，国民党才会相信你重用你，让你当官。”
恭额春看清了形势，没有任何的动摇。
1947年，开展土改斗争，群众发动起来了。征求群众对恭额春有啥意见时，好些人说：“那位老署长是个好人，伪满时候，他对我们穷苦人很好。”
据扎日玛了解，在文革中，虽然把恭额春带到“群专”去，让他讲了过去的情况，但没有人动手打过他。
在文革中，还有不少人从各地来找恭额春进行外调。对此，恭额春都实事求是地给他们作过证实。
1947年，恭额春让扎日玛去林东入内蒙古自治学院学习，然后回阿旗参加减租减息、清算斗争和土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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