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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是生命中最关键的时刻，每个人都应该在安详和圆满的氛围中去世，坦然而快乐的和这个世界告别。没有哪一种慈悲大过帮助一个人好好地死。
慈悲是放弃过度的救治。
现代的医学，有足够多的方法让人不死，却没有一个方法能把人治愈。生是偶然，死是必然，这是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过度的救治是对自然规律的挑战和破坏，任何一种挑战都会遭到反扑，你拽住了死亡的脚步，死亡便会释放出更大的痛苦让病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ICU里，有多少人赤身裸体插满管子，任人粗手粗脚地翻来翻去，又有多少人被疼痛折磨得如在炼狱。很多老人会在最后时刻要求放弃治疗，但是，做儿女的却不肯放弃，在好死与赖活之间独断专行地替老人选择不死。因为我们都是在意面子，在意人言的人，我们的孝不仅要让亲人感知到，还要让别人看到。而别人眼里最大的孝，就是不惜重金以钱换命，让亲人在这个世间多活一天是一天。
每个人在经历肉身的痛苦时，都会充满怨恨和无助，尤其是自己的渴望不被采纳时，嗔火便更加猛烈。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愿我们，不要成为那把开启障门的钥匙。
慈悲是一场真心实意的葬礼。
在中国传统礼仪文化中，葬礼是对亡者最好的弥补和关怀，但演绎到今天似乎一切都变了味。民间有一种不约而同的衡量，婚礼量的是老子的本事，葬礼量的是儿子的本事，这种“量”，把本该是一件家事的葬礼演变成了一场专供活人看的戏。拱门，流水席，鼓乐班，舞狮队，戏班子，唱台子，一应俱全，场面浩大而隆重。整个葬礼最重要的是压轴戏“哭”，这是评判孝子孝心程度的标尺，哭音越大，越夸张，就越孝顺。于是，便有人不惜重金雇人哭孝。
中国人也总是喜欢排场的东西，不管你生前尽了多少的孝，只要葬礼够风光够盛大够隆重，便会给与赞叹和认可。而真正把孝心和爱心捧得滚烫的，却往往被挑拣得一无是处。我的一个朋友，在得知母亲患了绝症后便辞了工作，在母亲床榻前侍候了整整半年，葬礼是她出资操办的，因为她是家中的长女，据说下面的弟妹们都各有各的难处。出殡那天，我无意间看见她的腿肿得如注了水般，但是她却不肯随其他女孝子坐在送灵车上掩面嚎哭，而是趔趄着一路扶着灵柩走上山去。于是我听到人群中有人窃窃咂嘴，“看那闺女，嘁，都不会哭哎。”
人生本就是一场戏，是戏，就会被评头论足。惟愿做戏的人不要忘记最朴素的真情，不要让孝成为供人观赏的东西。
慈悲是用祝福为亡者送行。
佛教所定义的死亡是外分解和内分解的全部完成。外分解是指地水火风的四大分离，人体由这四大相互依存才得以形成和维持，当地大分解时，浑身骨骼肌肉疼痛无力；水大分解时，体液外溢，大小便失禁；风大分解时，呼吸衰弱，逐渐停止；火大分解时，温度下降，直至体温完全消失。当它们全部分解完毕，一切主要的生命征象就停止了，这就是医学所定义的死亡。但于佛教来说，这还不是真正的死亡，因为内分解仍在继续，当内在的粗细意念和情绪逐一分解，直到最后第八识离开，佛教才定义为人真正死亡。
在此期间，亡者因为内意识未完全消失，对肉身的痛苦，对生者的语言和行为仍能感知得到。而此刻，我们总是在床边大声地哭喊，甚至扑在亡者身上拉着他，摇着他，抱着他，不肯让他走；我们总是在亡者刚咽气时，就粗手粗脚地给他擦洗身体换上寿衣；我们总是在医生宣布死亡后，就匆匆忙忙地把他送入冰柜抽屉。
西藏著名的经典《西藏度亡经》中说，“你在临终者床边的哭声和眼泪，对他而言，就是雷声和冰雹。”
基督徒在临终时会请牧师做最后的弥撒，西藏的修行人临终时会有上师在场，我们民间也有停灵三天不动尸的风俗，这些都是为了让临终者走得安详快乐。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些，但我们至少可以做到让临终者回家，让他置身于安静地，熟悉的，庄严的环境，我们陪着他，送他踏上渡往彼岸的客船，在岸边从容地与他挥手道别，祝福他，一路好走。
慈悲就是让临终者倾诉心声。
病人通常都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常常会从亲人的举止言谈和第六意识中知道他们即将去世，而我们总是会避开那个死字，我们以为把那个“死”字捂起来说一些鼓励的话，是最好的慈悲。而病人却会以为我们是无法面对这个消息，因此病人也不会主动提起，他们把自己的想法，恐惧，痛苦和忧伤闷在心里，默默承受死亡逐渐来临的恐惧。
十四年前，当被医生告知母亲的病已无法救治，慌张和恐惧使我没有勇气和母亲坦诚地交谈，即使是母亲主动提起，也总是被我粗暴地打断，堵回她嘴边的话。我们心照不宣地表现出积极的一面，彼此积极地谎言中安慰着彼此。但我始终不敢直视母亲的眼睛，不敢看她欲言又止的神情，害怕听到她深夜里压抑哭泣和叹息。在最后的那一个月里，我始终不肯准备与死亡相关的任何事情，甚至被她的积极和乐观感染，被她长达数天的回光返照迷惑，忘了她即将要走向另一个世界。
死亡来得迅疾而猛烈，以至于我未能把母亲最疼爱的外孙送去见最后一面。母亲是带着遗憾和压抑走的，但直到最后一刻，她都没有什么愿求，甚至没有留下一句话。然而她生前所有的压抑，所有的遗憾却在死后都毫无遗漏地“说”了出来。出殡那天，我毫无防备地被母亲的遗容吓到，以至于它成为我心中的一个死结，使我在今后的很多年一直被梦魇和恶梦纠缠。
现在想来，死亡是给了我们时间告别和准备的，而我却不肯接纳，甚至排斥，导致很多的事情都成了悔恨和遗憾。无数次，我试着解读母亲遗容上的语言，我无法想象母亲一个人，在一步步走向死亡的那些日子里，如何抗拒恐惧，遏制那种即将消失在这个世界的想象。我无法想象，如果一个意识未完全消散的人在冰柜里是如何的痛苦和愤恨。我后来想，如果让母亲说出来，和她一起坦然面对，比绝口不提一个“死”字，要好。如果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在家里，该是多么的从容，不用为了腾床位，草草地为她擦洗穿衣，不用在医生的催促下，急急忙忙把她送入冰柜。
任何一种痛苦都不及精神的痛苦来得凶残。很多的前景和希望，就是被它杀掉的。确切地说，是被我们杀掉的。因为很多时候，更害怕死亡的，更不愿意与死亡和解的，不是病人，而是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