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张爱玲母亲黄素琼在英国凄然病逝，身后只剩下了一箱古董。耐人寻味的是，黄素琼把这仅剩的财产全部留给了女儿张爱玲，却对儿子张子静只字未提。
38年后，75岁的张爱玲也在洛杉矶孤独病逝。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没有丈夫、没有子女，也没有父母。张爱玲在世的亲人，仅剩大洋彼岸的胞弟张子静。
正因如此，张爱玲留下的遗嘱多少令人费解：她交代将自己32万美金的遗产和版税全部赠予生前的好友宋淇夫妇，却同样一句话也没有提到自己的至亲弟弟张子静。
事实上，比起宋淇夫妇，当时一贫如洗的张子静更需要这笔遗产。早在1988年，张子静就曾向姐姐张爱玲写信求助。虽然信的具体内容已经不得而知，但是在张爱玲的回信中，我们却可以找到这样的句子：“没有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其实我也勉强够用”。
那一年，张子静已经67岁，却到老都没有能力娶妻，只能守着继母孙用蕃留下的14平米小屋，靠着教书的退休工资勉强度日。不难推断，张子静写给姐姐的那封信，涉及到了经济上的“求助”。
由此可见，张爱玲对弟弟晚年的“窘境”，应当是了然于胸的。也许当年那句“没有能力帮你的忙”是实情，但她最后宁可将遗产送给朋友也不接济弟弟却是事实。
在世人看来，作为一母同胞的姐姐，张爱玲对这个弟弟未免太过刻薄、绝情。但是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一书中却厚道地说：
“这么多年来，我和姐姐一样，也是一个人孤单地过着。但我心里并不觉得孤独，因为知道姐姐还在地球的另一端，和我同存于世……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变幻，我和她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底是永世不会改变的。”
张爱玲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弟弟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有朝一日要继承家业。因为她在小小年纪就见证了弟弟所受到的“尊崇”。
那时候，带着张子静的佣人“张干”自恃带的是少爷，处处抓尖占巧，而带张爱玲的佣人“何干”则因为带的是女孩，自觉心虚，习惯了吃哑巴亏。
张爱玲不能忍受张干重男轻女的论调，就与她争论，对方却颐指气使地对她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张干俨然已经将张子静当成了张家未来的户主，而张爱玲不过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张干的想法，是那时很多封建家庭“重男轻女”的写照。只不过到了张爱玲家，这一切却大有不同。
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由于生母早逝，嫡母重男轻女，早已吃过“男女不平等”的苦，因此，等到她成为一个家庭的主母时，她决心要改变这一状况。
在张爱玲10岁那年，黄素琼坚持要把女儿送进洋派学校，丈夫不同意，她就像拐卖人口一样把张爱玲拉到学校报了名，却没有带上儿子。那时黄素琼认为，自己虽然和丈夫感情破裂，但是张子静毕竟是独子，张廷重总归会让他接受教育。
令黄素琼没有想到的是，丈夫是个连起码的儿女心都没有的人。张廷重终日沉迷于鸦片烟，可以为赌场和女人一掷千金，却因嫌学校里的“苛捐杂税”太多，连“买手工纸都那么贵”，竟只肯为儿子聘请私塾先生。
母亲不管，父亲不问，张子静更像是一个在父母的婚姻裂痕中成长起来的，被遗忘的孩子。
虽然他生得秀美可爱，但是由于自幼身体娇弱，又在一种无人问津的缝隙里长大，不免生成了窝囊憋屈的性格。张子静在父母心中的分量，远不如3岁能背诗、7岁能作文，在大人面前伶牙俐齿的姐姐张爱玲。
张爱玲后来在回忆这个可怜的弟弟时写道：“他妒忌我画的图，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我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
不过尽管姐弟俩之间存在着竞争的关系，但还是经常在一起高高兴兴地做游戏。在姐姐丰富的想象力中，两人常扮演《金家庄》上能征善战的骁将，一个拿剑，一个使锤，趁着月色带领手下去攻打蛮人……
每到这时，张爱玲总是毫不掩饰一种姐姐对弟弟的爱，去亲吻子静的脸颊。对于儿时的张爱玲来说，她无疑是喜欢这个弟弟的。他的秀美，他的笨拙，在她眼里更像是一个很有趣的小玩意儿。
直到1930年，姐弟俩在“争爱”中嬉笑玩闹的童年因为父母的一纸离婚协议戛然而止。
在那之后，张爱玲升入了上海的一所贵族学校。而张子静则在家上传统私塾，加上体弱，他处处都比姐姐晚一步。
到了1934年，张爱玲已经上高一，而13岁的张子静却还在读小学五年级。也是这一年，张廷重又娶了后妻孙用蕃。
作为后母，孙用蕃对这两个孩子没有什么感情，她对姐弟俩的态度，基本上也取决于丈夫的态度。
孙用蕃很早就看出，张廷重更偏爱张爱玲。张爱玲聪明过人，在才华上能和文学功底极深的父亲契合，也算是满足了父亲的一点虚荣心，但是张子静没有这个优势，各方面平庸的他，在生活中备受冷落。
正因如此，孙用蕃一度也极尽讨好和抬举张爱玲，而对于张子静却没有那么客气。张爱玲在学校寄宿期间，子静在后母的挑唆下，挨了父亲不少打。
有一次，张爱玲从学校回家，讶异于许久未见的弟弟已经完全变了一副模样。那时张子静已经长大了，却十分瘦弱，身上罩着一件脏兮兮的蓝布衫，手上拿的是租来的连环画。家人们纷纷告状，逃学、忤逆、没志气……弟弟已经变成了一个劣迹斑斑的问题少年了。
那一刻，张爱玲气愤、痛心，恨铁不成钢。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也让她彻底明白，弟弟早已不是过去的小少爷了。
在饭桌上，张爱玲亲眼目睹了父亲为了一点小事，打了张子静一个嘴巴。张爱玲大大一震，不免落下了泪来。可是一旁的继母却云淡风轻地说：“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
继母的一席话让张爱玲丢下了饭碗。她冲到浴室里去，对着镜子看着自己的眼泪簌簌流下，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
可就在这时，一只皮球从窗外蹦了进来，“啪”地一声撞到了镜子上。原来是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早忘了餐桌上的尴尬，且学会了逆来顺受……
张爱玲没有再哭，只是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
1937年夏，张爱玲的母亲已经回国，因为不堪忍受旧家庭的低气压，她常常偷偷溜出去看望母亲。在母亲的影响下，刚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的张爱玲还萌发了留学的念头。
可当她在家里提出这个想法时，却遭到了继母的冷嘲热讽。张廷重本就对发妻出国后同自己离婚耿耿于怀，加上后妻的煽风点火，他不仅没有同意，和张爱玲的关系也渐渐冷淡了。
不久后，张爱玲因为在母亲那儿过夜，又一次和继母争执，还被打了一个耳光，却反被继母诬陷“动手打人”。在继母的挑唆下，父亲竟也不分青红皂白跑下楼来，对张爱玲一顿拳打脚踢，还把张爱玲关了起来。
在这其间，张廷重规定除了送饭的佣人，谁也不能和张爱玲见面交谈。而在这中间的大半年里，平日里已经完全被父亲吓破了胆的张子静，竟也从未有一次鼓起勇气去找姐姐。
张爱玲对此自然有过失望，但是最绝望的却是有一天，她在被关的小房间里发现了一封弟弟写给亲戚的信，内容却是姐姐之事如何玷污张家声誉之类。
张爱玲从这时起彻底明白，弟弟不仅背叛了自己，而且已经麻木地成为了继母的帮凶。那件事，张爱玲一直没有告诉其他人，但是她对弟弟的感情，的确也是从那时起彻底淡漠了。
1938年初，张爱玲找到一个机会就逃出了那个让她倍感陌生的家，再也没有回来。而留下来的张子静并没有因为和继母站在“同一战线”被优待。
父亲还是看不起他，常常拿他当出气筒；继母依旧是坏心思对着他，有一次，张子静在一张作废了的支票上签字，父亲看到了，因为继母的一句话，他跳起来就给了儿子一个耳刮子。
后来，张子静也许是再也忍受不了父亲的毒打，在一年夏天，他只带了一双报纸包的篮球鞋，鼓起勇气来到了生母家，说他再也不想回去了。但是母亲只是冷静地告诉他，自己的经济能力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育费，这个名额已经被他姐姐占据了。
张子静哭了，张爱玲也哭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张爱玲的存在，掠夺了弟弟关于生活、关于教育的许多资源。但是性情和善的张子静却也不忌恨，长大后的他不再像小时候一样“妒忌”姐姐的优秀，而是从心底接受了自己的平庸，且真心以姐姐为傲。
1943年秋天，一向懦弱没志气的张子静终于有主见有志气了一回，他和同学们一起办了一个文艺月刊《飙》。当时张爱玲已经是名满上海滩的当红作家，张子静在编辑的鼓励下，一度拿着刊物，兴高采烈地找姐姐约稿，却被泼了一盆冷水。
张爱玲说：“你们办的这种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给你们写稿，败坏自己的名誉。”说完后，大抵觉得过于决绝，张爱玲又从旧桌子上找到了一张素描给弟弟，对他说：“这张你们可以做插图。”
也许是受姐姐的排揎惯了，也知道张爱玲个人主义至上的原则，张子静并没有生气。
再后来，随着张爱玲的名气越来越大，她骤然忙了许多，张子静再去找姐姐，十次里头有九次是见不到她的。
1946年，张子静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随表姐和表姐夫进入了扬州的一家银行工作，这份工作待遇不错，让张子静自食其力之余还能有所节余。但是那段时间，从小就缺乏教育和引导的张子静竟随波逐流，染上了赌博的恶习。不仅搭进了钞票，还损坏了身体。
虽然张子静后来很轻易就戒了赌，但是姑姑张茂渊却认为这个侄子受父亲和后母的影响太深，越发不待见他了。
有一次，张子静去找张爱玲，聊得长了点，不觉到晚饭时间，姑姑就对他说：“你如果要在这里吃饭，一定要和我们先讲好，吃多少米的饭，吃哪些菜，我们才能准备好。像现在这样没有准备就不能留你吃饭。”这一席话也说得张子静慌忙告辞。
由于多年来自己一直未能攒下钱来，父亲又挥霍无度，向来只对自己慷慨，不为儿子打算，经济窘迫的张子静到了而立之年依旧无钱娶妻。
在两手空空的情况下，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张子静无疑是孤独的。解放前，当他听闻母亲回国，曾激动地跑到上海恳求母亲留下，与他和姐姐共同生活。但是黄素琼只是冷淡地说：“上海的环境太脏，我住不惯，还是国外的环境比较干净，并且我也不打算回来定居了。”
1948年，黄素琼还是离开了上海，直到1957年在英国病逝，张子静都再也没有见过母亲。
令张子静更为难过的是，1952年，姐姐张爱玲去了美国，却没有告诉他。直到后来张子静去看姐姐，姑姑只对他说了句“你姐姐已经走了”，便关上了门。
张子静转身下楼，就抑制不住哭了起来。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都穿着新时代的人民装，而热闹人流中的他，却再次成了最狼狈的弃儿。
讽刺的是，比起张子静这些一个个离他而去的血亲，继母孙用蕃到头来成了最有人情味的一个。张廷重去世后，她将其房租的十分之三都留给了这个继子。
1986年，孙用蕃也去世了。那时张子静本在郊区学校担任中小学老师，薪资微薄。好在孙用蕃在上海市区为他留下了一间十四平米的小屋，才让他有了一个栖身之所。
晚年，寂寞的张子静越发想念姐姐张爱玲，却只能通过报纸追寻姐姐的一点音讯。1988年，有消息误传张爱玲去世，张子静忙去有关部门打听，这才辗转和张爱玲联系上。
也许是受到误传的姐姐去世的消息的触动，独居的张子静开始恐惧自己死后无人发现。于是一到白天，他就会把小屋的门开着。邻居进进出出，路过都会不时探一下头。
1995年9月，张爱玲在大洋彼岸溘然长逝。张子静得到姐姐去世的消息，大脑一片空白。后来，他找出了姐姐的书，一翻就翻到了那篇《弟弟》，重温那些熟悉的文字，他流下了浑浊的老泪，感慨地说：
“'很美’的我，已经年老，'没志气’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旧是一个凡夫。父母生我们姊弟二人，如今只余我残存人世了。”
1997年，在张爱玲去世后的第三年，76岁的张子静也在他14平米的小房子里孤独去世。只是走的时候，他倒没有像姐姐那样冷清。因为，他是一个有点怕冷的人。
END.
在阅读中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更多名人轶事，文学解读，欢迎关注我的账号@晓读夜话~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