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中国文坛，汪曾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人道主义”和“天真”是永远贯穿汪曾祺作品的两大主题。汪曾祺的作品永远渗透着一种令人陶醉的生活气息，这种气息不同于烟熏火燎的市井气，也并非急功近利的现代化社会风气，而是一种放马南山，炊烟袅娜的朴实与诗意。
在汪曾祺的作品中，《受戒》作为一篇“探寻人性本真”的短篇小说，多年来在文坛一直盛誉不减。它之所以有如此动人的魅力，并非因为奇巧的写作手法，也无关深刻的社会现实，《受戒》的精妙之处全部归结为一个“美”字和一个“真”字。
小说《受戒》写的是一个叫做明海的小和尚在9岁那年出家后，与寺庙边上的一户人家发生了密切的生活联系。明海与这户人家的女儿小英子在长期的相处中，感情深厚，两小无猜。他们一起劳作、玩耍与成长。明海17岁那年，到了佛门受戒的年纪，小英子竟大胆地同他表白，追问明海要不要“娶她做老婆”，明海在小英子的情绪感染下最终大声地说出了“要”。
《受戒》作为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摆脱了传统小说注重的情绪流动和倾诉的特质，以一种抒情写意的笔锋抒发了一种超越世俗的人性本真之美。《受戒》之美，美在语言质朴，美在格调清新，也美在小说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人性健康美。
首先，在《受戒》的语言风格处理上，汪曾祺认为：“好的语言，都不是奇里古怪的语言，不是鲁迅所说的‘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都只是平常普通的语言，只是在平常语中注入新意，写出了‘人人心中所有，而笔下所无’的未经人道语。”
简单来说，汪曾祺认为真正能够深入人心的语言简单而朴实。因此，在整篇小说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汪曾祺对短句的偏爱，对精炼的追求。当作者从主人公明海的视角出发，描绘一个乡下孩子眼中的县城时，他写道：
过了一个湖。好大一个湖！穿过一个县城。县城真热闹：官盐店，税务局，肉铺里挂着成片的猪，一个驴子在磨芝麻，满街都是小磨香油的香味，布店，卖茉莉粉、梳头油的什么斋，卖绒花的，卖丝线的，打把式卖膏药的，吹糖人的，耍蛇的……
当作者描写一个再寻常不过的静态生活场景时，他俨然进入了一个“写实画派”画师的角色。作者笔下的描写对象，无一有过润色、修辞，只是以“白描”的方式叙述了自己的所见所感：
门里是一个很宽的院子。院子里一边是牛屋、碓棚……房檐下一边种着一棵石榴树，一边种着一棵栀子花，都齐房檐高了。夏天开了花，一红一白，好看得很。栀子花香得冲鼻子。顺风的时候，在荸荠庵都闻得见。
这些朴实无华的措辞，乍一看寒酸而单调。但是当我们把所有的东西串联在一起时，一副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的画卷就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这正是汪曾祺的高明之处。他不会自己去赋予某样东西以情感，而是将想象的空间留给读者，从而引起更深切的共鸣。
其次，小说《受戒》整体的格调宁静悠闲，富有诗意。当人们看惯了都市的灯红酒绿，《受戒》中展现的田园牧歌式生活反而能够给人们带来一场久违而别致的视觉盛宴。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再现了古朴的苏北乡村生活风貌，恍惚是作者在还原自己的回忆中，一个关于江南水乡的悠长梦境。
这个水乡的梦境始于明海出家的寺庙——“荸荠庵”。“荸荠庵”这个名字初看不像一个庙宇的名字，却恰恰体现了作者的匠心独运之处。荸荠是一种植物，以其命名庙宇，一下子让原本庄严、冰冷的寺院有了生机，显得活泼可爱，也削弱了世俗生活与山门庙宇之间的界限和距离。
因此，作者在开篇就奠定了全文在叙述上轻松而随意的调性。同时，在作者构筑的古朴田园生活中，无处不充斥着一种返璞归真，天然去雕饰的自然之美。例如作者在描述主人公小英子的家时，他写道：
小英子的家像一个小岛，三面都是河，西面有一条小路通到荸荠庵……岛上有六棵大桑树，夏天都结大桑葚，三棵结白的，三棵结紫的；一个菜园子，瓜豆蔬菜，四时不缺。
作者通过对自然景观的着重描写，营造了一种自由而舒适的天然氛围。在这种远离世俗桎梏的自然环境中，人的心灵也同样得到放飞。明海和小英子的感情发展就显得那么水到渠成。
晚上，他们一起看场。荸荠庵收来的租稻也晒在场上。他们并肩坐在一个石磙子上，听青蛙打鼓，听寒蛇唱歌，这个地方以为蝼蛄叫是蚯蚓叫，而且叫蚯蚓叫“寒蛇”，听纺纱婆子不停地纺纱，“唦——”，看萤火虫飞来飞去，看天上的流星。
这种画面感极强的文字叙述让人感受到了人与大自然的一种高度和谐之美。同时，这样的环境也映衬了明海和小英子爱恋的至纯至美。彼时的他们都还不过是十来岁的孩童，有着儿童天性中的烂漫纯真，他们之间的交往不掺杂任何世俗的功利条件。
当他们共处于大自然宁静祥和的怀抱中时，我们仿佛能看到他们与自然融为一体。大自然的澄澈和纯洁映照了他们心中的单纯与美好，让人不忍亵渎。正是因为如此，当我们读到“小和尚明海望着小英子在田埂上留下的小脚印，心里痒痒的”时，我们不会认为这种“心动”破坏了纯情的画面感。
在全篇小说体现的三个层次的美感中，人性的健康之美是作者于深层次要表达的弦外之音。小说以《受戒》为名，充满了宗教色彩，却在内容上淡化了宗教。受戒原本指的是佛教徒在头上烫上戒疤，以示潜心皈依佛门的一项仪式。但是文中的两个孩子却以一种纯真的口吻解释了受戒——受戒就是领一张和尚的合格文凭。
在明海的家乡，当和尚与世俗化的职业生存手段没有分别。无论是在孩子眼里，还是在世俗意义上，“出家”不再庄严神圣，反而成了世俗的“谋生”。作者借用孩子的视角，强化了小说借用宗教外衣，实写世俗生活的本质。在整篇小说中，“和尚”和“山门生活”从未站在普通人和世俗生活的对立面。
小说中的荸荠庵里一共有5个和尚，性格迥异，唯一共同的一点是所有的和尚都“破了戒”。这些和尚们吃肉打牌，过年时也杀生；他们并非不近女色，其中有人甚至把老婆带到了庙里……出家人按理说要恪守清规戒律，可是荸荠庵中的几个和尚却在现实中分别充当了“吃喝嫖赌”的代表，他们身上存在诸多人性的弱点，也是作者所要描写的——真正意义上的“人”。
小说看似要写“受戒”，其实处处在讲“破戒”。寺庙中的这几个和尚，与其说他们是出家人，倒不如说他们是红尘中人的典型代表。
不过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汪曾祺虽写人物矛盾，但并不聚焦于黑白对错，也不刻意引导读者去评判。在汪曾祺的眼中，万物皆可包容，而他只追求凸显人性自由而真实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小英子和明海的恋爱就变得顺理成章。
明海第一次见到小英子是在他去往荸荠庵出家的船上。小英子生性活泼，主动跟明海搭话，而明海生性腼腆，只会答话。在荡悠悠的船上，小英子把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明海，小明子就剥开莲蓬壳，一颗一颗吃起来。其实，从第一次见面开始，明海和小英子之间的交往就凸显了一种朴素和纯真之美。
小英子活泼，明海腼腆，这样一种对比和落差也让两个人之间的交往显示出互补与和谐。因此，当明海受戒之后，小英子主动大胆的表白反而不会显得突兀。
在小说的最后，明海要受戒去做“沙弥尾”那天，小英子划船送他，几天后又划船把他接回。回来的路上，小英子要明海不要当沙弥尾也不要当方丈，天真的明海一概应下。小英子对明海大胆表白，“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腼腆的明海在小英子的追问下，大声地说：“要！”
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我们都不知道明海和小英子的结局如何，但是善良的读者，绝对不愿意看到他们被拆散。这里体现的正是汪老的慈悲，也正是这样一个“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尾声保全了整篇小说的美感。
在世间真挚的情爱面前，冰冷的教条和清规戒律都不足以成为阻碍。因为当这一切可以被无情阻碍时，人性往往要被压抑、扭曲。而明海的这一声“要”一下子让这些世俗桎梏失去了权威。因此，这种摆脱世俗羁绊的价值观恰恰演绎出了健康活泼的真正人性，也植入了作者积极入世的理想。
《受戒》取材于汪曾祺早年在故乡高邮的生活经历。年少时期的汪曾祺曾经为了躲避战火，跟随父亲和祖辈在乡村小庙度过一段短暂的生活，与一户赵姓人家为邻，这在汪曾祺笔下最终脱胎成为小英子一家的原型。
在汪曾祺从小庙走向社会，经过沧桑四十余年后，他再度回首往事时，小英子身上那种农村女孩健康而美好的人性之美至今触动着他，于是汪曾祺决定将这种对美好的感情、健康的生活在笔下还原。
小说中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线索，如此一来，作品构筑的田园牧歌仿佛成了超然时代之外的一种存在。在伤痕文学大行其道的80年代，这样一部作品某种程度上并不符合当时的文学主流。正因如此，在“伤痕”过剩的年代里，汪曾祺的这部小说给人以一种柳暗花明、耳目一新的美感。
《受戒》本身很大程度反映了汪曾祺的生活观。十年动荡，汪曾祺见证了人性最恶的一面，也经历了精神上前所未有的单调与贫乏，但是他始终保留了自己内心最柔软的一部分。哪怕是年少时代的一点柔情，他都能深埋心底数十年。
小说的落笔处汪曾祺写道：“一九八零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个四十三年前的梦境，更像是一双隐形的翅膀，带着汪曾祺挣脱了现实沉重的枷锁。比起“伤痕”，汪曾祺更愿意以这样一个“轻盈”、“美好”的梦来唤醒每个人人性之中那点健康、天真与美好的存在。
汪曾祺自己曾说：“我写的是美，我写的是健康的人性。”小说《受戒》可以说跨出了世俗生活与佛门戒律之间的鸿沟，寄托了一种健康而温暖的生活态度。在这种生活态度中，我们也能找到一股自由的力量去追寻生活的美好。小说《受戒》在事实上告诉了我们，人性天然的自由是“无戒”的。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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