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郭沫若从侄儿郭宗璞那里得知，父亲说郭朝沛病重，请他回乡探望。此时，距离郭沫若离家已经整整26年。
在这26年的时间里，母亲和大哥已经去世。在老家乐山的沙湾镇老屋，有一个女人为他蹉跎了半生，还在痴情地等着他回来。
2月25日，郭沫若回到家乡。郭家的一众亲友早已在雨中等候，人群中有一个怯生生的中年妇女，她就是郭沫若的原配妻子张琼华。
久别重逢，郭家的亲人们涌上来，和郭沫若欣喜地拥抱。只有张琼华木然地站在大嫂的身后，悄悄地打量着人到中年的“丈夫”。
到了家，郭沫若直奔父亲的病榻，跪在地上连声呼唤“爸爸，爸爸”，但此刻郭父早已认不出儿子来了。
坐在床边的四姐见状，对病床上的父亲比了一个“八”字的手势，郭父这才明白过来。他吃力地对女儿说：“八儿回来了，八女子（张琼华）就好过了。”
从父亲的病房中退出，郭沫若听嫂子说起母亲弥留之际，留下遗言：“他日八儿归来，必善视吾张氏媳，毋令失所。”
在他离家的这些年，张琼华悉心侍奉公婆，尽心尽力照顾一家老小，从无怨言。公婆生病期间，她更是衣不解带，替郭沫若床前尽孝。
看着苦等自己26年的“妻子”张琼华，郭沫若心中五味杂陈。他作势就要行跪拜礼，张琼华赶忙制止了，于是郭沫若改为深鞠一躬。
尽管对张琼华没有爱情，但此时也心存感激和歉疚。这一鞠躬，既是对她这么多年替他尽孝的感谢，也是为辜负她多年、不闻不问表示歉意。
1912年的农历正月初五，刚满20岁的他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张琼华完婚。郭家和张家都是当地的大户人家，婚礼办得很热闹。
接亲的队伍吹吹打打地进了沙家湾，花轿进入郭家的大门，抬进了前堂，宾客们都抢着要看新娘子的模样，郭沫若也心情激动、满怀期待。
可是当新娘抬脚走下花轿的那一刻，他的心里咯噔一下，他分明看到一只小脚。接下来的结婚仪式都和他无关了，拜天地、拜祖宗、拜父母，送入洞房，郭沫若都如同失魂落魄一般，在人们的引导下完成了仪式。
按照结婚的流程，新郎新娘要喝交杯酒，郭沫若在伴娘的引导下掀起新娘头上的红盖头，只看了一眼，他的心立马就沉了下去。
订婚之前，牵线做媒的远房叔母介绍说，女方上过私塾，能识字写信，且是天足，人品与他暗恋过的三嫂不相上下。郭家觉得这位叔母是“可以相信得过的人”，她看中的姑娘总不会错。
可是亲眼所见之后，新娘的模样和一双小脚，都让新郎失望不已。
多年后，郭沫若在《黑猫》一文中回忆结婚的这一幕，他称之为“受难记”。张琼华给他最深刻的印象是“一朵三寸金莲”和“一对露天的猩猩鼻孔”。他用了一句四川的俚语形容自己上当受骗的感受：“隔着口袋买猫，交定是白猫，拿回家才知是黑猫。”
张琼华是小脚无疑，但是她到底丑不丑？
郭沫若的侄女郭翠鸾回忆说：“八婶张琼华不丑，也不俊，中等人才，八爸也承认的。”张琼华的侄儿也说：“我姑姑不丑，不是朝天鼻，姑父不喜欢她，才那样写她。”
毫无疑问，心中对“才子佳人”充满幻想的郭沫若，心情低落到了极点。他甚至都不愿意进入婚房，挨到夜深人静，四姐就催促他：“八弟，该进房去了。”家人催逼，他无奈之下才走进婚房。
新婚之夜，他全靠一本《庄子》度过了一夜。
次日，心灰意冷的郭沫若还得按习俗跟新娘一起“回门”。张家虽然富裕，但是张琼华的父亲张怀生却是个大烟客，张琼华也吸水烟，这让郭沫若又愈发厌恶。在岳父家的那一夜，他又靠一部古版《文选》，读到天亮。
熬到了新婚的第5天，郭沫若就辞别了父母和妻子，乘船回成都府中学堂去了。他这一走，就彻底斩断了与张琼华的联系。
这场没有任何爱情可言的包办婚姻，对郭沫若来讲是痛苦的，对张琼华来讲也是痛苦的。一双小脚隔开的婚姻，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丈夫离家出走，张琼华独守空房，尽管内心充满了空虚、寂寞以及难言的痛苦。但是作为旧式妇女，她恪守“嫁鸡随鸡”的妇道，在郭家承担了一个儿媳所要做的各种家务，任劳任怨。
张琼华言语不多，克己待人，对公婆孝顺，很快就赢得了郭家的尊重和喜爱。她本以为丈夫离家出走只是一时冲动，她终能等到他回心转意的那一天。
1914年1月，郭沫若在大哥郭开文的资助下赴日本留学。
张琼华得知丈夫去了日本，山海阻隔，她还是多次去信报告家中情况，对他关切慰问，饱含思念之情。她还萌生过只身去日本看望丈夫的念头，因欲顾全丈夫的脸面而未能成行。
她在信中说：“回想来日本之事，千里迢迢，妻年青妇女似不便抛头露面，落别人之谈论，我夫脸面又于存何地？总之，我夫定要回家，以叙二老思子之念。家中一屋老小俱偕好的，不必挂欠……”
这样的信，张琼华前前后后不知有多少封，但却从未收到过丈夫的一封回信。
作为妻子的张琼华，当然希望丈夫能亲笔写点贴心的话，可是他却没有只言片语。郭沫若最多在给父母或者兄弟姐妹的信中，附带一笔。仿佛就算提起妻子的名字，都会让他觉得蒙羞。
尽管丈夫对她没有感情，张琼华却满怀着忠贞不渝的爱。她操劳家务、孝敬公婆，和家里人相处融洽。她把自己的不幸深藏心底，从不表现出任何哀怨的情绪。所幸夫家对她不错，公婆把她当女儿一般看待。
郭家父母觉得很对不起这个媳妇，他们几次写信催儿子回家。但很快他们就得知，儿子在日本和一个叫佐藤富子的女护士同居了。佐藤富子为了和郭沫若结婚，甚至改名郭安娜，和父母断绝了关系。
得知儿子另娶，郭家父母十分生气，当即叫小儿子代笔去信责难，并一度和郭沫若断绝音讯。直到郭沫若和安娜的儿子出生，郭家父母才消了气，责令儿子写信向张琼华解释清楚。
父母之命难违，郭沫若这才在给张琼华的信中写道：“我们都是旧礼制的牺牲品，我丝毫不怨恨你，请你也不要怨恨我罢！可怜你只能在我家中作一世的客，我也不能解救你。”
离家出走5年时间，这是郭沫若写给张琼华唯一的一封信。话里话外，无不是在和她撇清关系。男人对于不爱的女人，甚至可以理智到如此不近人情的地步。
张琼华得知丈夫另娶，彻底心碎。可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没有独立生存能力的弱女子，她又能如何呢？她只能默然地接受了。
既然郭沫若另娶，和朱琼华又没什么感情，为什么不索性提出离婚呢？
兄长郭开文曾写信叫他回国，并对他的婚姻提出两个解决办法：其一是离掉张氏，其二是二女同居。郭沫若回信说：“离掉张氏，我思想没有那么新；二女同居，我思想没有那么旧。不新不旧，只好这么下去。”
郭沫若的犹豫不决，误了张琼华的一生。但换个角度看，如果他一纸休书打发了张琼华，反而可能让她陷入绝地。在那个时代被夫家休掉的女人，无异于断了生路。郭沫若不敢提出离婚，他怕张琼华会自杀。
1937年7月，抗战爆发。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郭沫若抛妇别雏，悄然离开了陪伴在他身边20余年的日本妻子安娜，独自回国参加抗战。1938年1月，郭沫若就与后来的夫人于立群结婚。
1939年2月，因为父亲病重，郭沫若回到阔别26年的老家探亲。
郭沫若到沙湾时已是黄昏，见面寒暄过后，全家人陪着他在堂屋里吃了晚饭。几十年奔波在外的郭沫若回到家乡，心情十分激动。
席间，坐在旁边的张琼华一直沉默不语，面对分别了26年的丈夫，她不知所措。当郭沫若看见低头不语的张琼华时，心中涌起内疚之情。
他拿了一块峨眉米糕递给张琼华，关切地问她：“琼华，这些年你生活得可好？”张琼华接过米糕，一下子泪如泉涌。新婚就守寡，孤影伴昏灯，26 年哪！
当她得知郭沫若要回来时，心里既喜且悲。喜的是有生之年，她总算还能见到丈夫一面，看一看他的模样；悲的是是丈夫短暂停留之后又要离去，不知多少年之后才会回来。
现在他就坐在自己的身边，关切地询问自己，她心中感动，连声答道：“还好，还好……只要你在外边好，我在家里就好！”
这句朴实的话，让郭沫若情难自抑，他一把抓住张琼华的手，使劲摇着说∶“琼华，我对不起你，你不恨我吗？”
张琼华又惊又窘，连忙抽回自己的手，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半晌，她才抽泣着轻声道∶“都是我命不好，怪谁呢？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二十多年的苦等，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即便是受了天大的委屈，她还是在为他考虑，没有说过半句怨言。
为了感谢张琼华替他床前尽孝，照顾双亲，郭沫若特意手书了两幅条屏赠送给张琼华，两幅都有“书付琼华”的字样，张琼华高兴地收下了。郭沫若逗趣地对她说：“你如果往后没钱用，可以拿它去卖几十个大洋。”
当然，他知道她定然不会那样做。即便是在最艰难的时候，张琼华也没有想过要卖掉郭沫若的手迹。后来，这两幅条屏包括她收藏的其他郭沫若的遗物，都被捐给了乐山市文物管理所。
1938年，郭朝沛将家产分给四个儿子。有人提出，郭沫若和张琼华虽有夫妻名分，但无夫妻之实，分家没有她的份。郭沫若已在外另有妻室儿女，财产当然不该由张琼华继承。
郭父写信征求郭沫若的意见，郭沫若回信：那份家产全部交给张琼华。分家后，张琼华就靠着那份家产生活，日子过得虽然不算很富裕，倒也不愁衣食。
1939年7月，郭朝沛病逝，郭沫若携妻子于立群回家奔丧，得到张琼华的多方照顾。当时于立群刚生下儿子汉英不久，张琼华不但主动将自己居住的房间让给他们一家三口居住，还在饮食方面给于立群以特殊优待。
按旧风习，治丧期间不许食荤腥，可是于立群正在哺乳，需要营养，张琼华便托人买了活鸡鲜鱼从后院拿进来，另砌一土灶亲自为她烧煮。让人意外的是，张琼华和于立群相处得十分融洽，她对汉英也十分喜爱。
葬罢父亲，郭沫若和于立群告别家人，启程返渝，张琼华把他们送到了乐山城。飞机起飞了，张琼华疑视飞机远逝的方向，久久不愿离去……
解放后，张琼华因为收地租，被划为地主。考虑到她是郭沫若的家属，同时积极响应党的政策，带头退押，取得了贫苦农民的谅解。
1951年，张琼华从沙湾镇搬到乐山居住。她没有什么积蓄，还有一个养子张树桓要抚养，只得变卖东西。后来没有什么东西可卖了，她就开始做叶儿粑卖。
她太实诚，不会做生意，卖的叶儿粑工精料足味道好，几下就卖完了，却赚不来钱。没多久，就亏了本，卖不下去了，但又不肯“偷工减料”，只得改行，做小娃娃的小鞋儿小帽儿卖。
那段时间，张琼华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侄儿郭宗瑨看不下去，说：“给八爸去封信，让他每月给你寄些生活费来吧。”说了几次，她才点头同意，让郭宗瑨去写信，说：“让他一月寄十五元吧。”
郭宗瑨：“这咋行，太少了，你还要供树桓读书。”可她说：“他也不宽裕，别太加重了他的负担。”此后，郭沫若每月寄给她生活费，后来增加到每月20元、25元、30元。
自从父亲去世后，郭沫若就再没有回国老家，和张琼华也没有再见过面。
1963年，张琼华曾去北京，探望她那名义上的丈夫。郭沫若没有见她，而是安排秘书代为接待。当秘书问她有什么要求，希望她能在北京住些日子，她连忙说：“他（郭沫若）太忙了，我不能在这里分他的心。”
在秘书的陪同下，她逛了逛北京城的名胜古迹。临走时问她想买点什么，她什么也不要，只要了一截灯芯绒布也一些小的纪念品，就匆匆返回乐山老家了。
1978年，郭沫若病逝于北京。家人担心张琼华过度伤心而出意外，故意瞒着她。她只是觉得奇怪，为何三个月没有收到汇款。三个月后，汇款寄来了，原来是有关方面得知了相关情况，承担了汇款任务。
她是否因突然断了三个月汇款，敏感到郭沫若去世了呢？也许她什么也没怀疑，到死都以为郭沫若还健康地活着；也许她敏感到了，可什么也不愿说。
张琼华从不流露心中的怨恨和痛苦。她脸上从不带愁容，不叹息，更不流泪。她把心灵的窗口关闭得很紧很紧。她把心中的痛苦埋葬得很深很深。
她四十岁刚过，满头青丝就已全白，她对侄儿们戏谑地自称“白毛老娘”。她得了个心口痛的病，时常发作。她晚上睡觉总不安稳，常常梦中叫出声。醒来后，问她梦见什么，她缄口不说。
郭沫若去世后，首届郭沫若学术讨论会在乐山举行。郭沫若和于立群生的两个女儿庶英和平英应邀出席，会后她们特意去看望了张琼华。
当庶英和平英拉着老人的手，亲热地呼喊着“妈妈，妈妈”时，张琼华先是愣了一下，待侄媳妇魏蓉芳说明偎依在她身边的，就是八叔的亲生女儿时，她瞬间泪如雨下，抚摸两个孩子的面颊，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1980年6月，这位慈祥、和蔼而又不幸的老人悄悄告别了人世，享年90岁。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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