谒白朗墓
龙年初春的一天，我慕名到河南省平顶山市石龙区拜谒白朗墓。途径宝丰县张八桥镇，这儿的大刘村就是白朗的故里。我一边欣赏秀美的田园风光，一边打听这个村子。白朗在当地的知名度很高，一问都知道。令人意外的是，白朗故居早就没有了，因为漏雨，1969年就已经扒了，现在的房子是后来建的，我们去的时候院子里正在建沼气池，很乱，我和白朗的后人聊了一会儿，他很热情，请我喝水吸烟，我看他们正忙，便告辞了。出门时我想，旧居早就没有了，1986年确定白朗墓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为什么要把故居也列上呢?
带着疑惑，我离开了大刘村，沿着田埂小路前往白朗墓所在地的石龙区关庄村，行走间，我看到前方高高低低的烟囱，便知道石龙区到了，因为那些炼焦厂的大烟囱就是石龙区最著名的标志。在关庄的一个角落里我终于找到了白朗墓，我再次感到意外，白朗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农民起义领袖，孙中山反袁大业的同志，曾经让袁世凯、段祺瑞、冯玉祥、刘镇华等大大小小军阀坐立不安的一代豪杰的墓冢竟然如此寒酸。白朗墓座落在一片杨树林深处，是西区政府九十年代修的，贴的粗劣的红色瓷片和黄色琉璃瓦，看上去像一个普通当代人的墓冢，背后是河南中鸿集团煤化有限公司，在现代化企业巍峨高大的厂房映衬下，墓冢显得那么渺小啊！整个墓地环境一点历史文化氛围都没有，让我大为扫兴。我市29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惟一的一处近现代文物竟然是这么一幅状况，让人只能一声叹息！我向白朗墓鞠了三个躬，然后环绕墓冢缓缓而行。一幕幕历史画卷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白朗，河南宝丰县人，以其身材高瘦，腿长行快，故因其名偕音而绰号“白狼”，官方也诬称其为“狼匪”。农民出身的白朗，青年时代曾投巡防营当兵，枪法颇精，“虽目不识丁，而胆略颇壮”，后因“犯律潜逃”回乡。
白朗从巡防营回到家乡之后，便“拉杆”起事成为啸集山林的绿林头目。据记载，他“性豪爽，善驭人，疏财仗义，以是能得众，先奔走于汝、鲁、宝之间，结识豪侠，渐成规模。但以武器缺乏，未能大举，乃将宝丰县长的儿子劫去勒赎，索价新式五响钢快枪十支。械到手后即有很快的发展”。
白朗以舞阳县母猪峡一带为基地，四处活动。大约于民国元年又以“打富济贫”为旗号，鼓励穷人造反。被裁士兵、游民、饥民等，闻风归附。各地著名杆首如李鸿宾、宋老年、丁万松、宋一眼、王心传等各率所部，与之合并，愿听指挥。到1913年春，各杆头在白朗领导下所带的人马共约二三千人，所着服装，错杂不一，时聚时散，飘忽无定，聚则成军，散则为农工商贩。由于“贫苦之家甘为窝主，乞丐游民愿作彼探”，白朗军消息灵通，神出鬼没，各县多次派兵围剿，都未能把他们镇压下去。相反，白朗却不时给各地方官吏和豪绅地主团练以打击。这时，白朗主要从事经济性的斗争，政治目标并不明确。
二次革命爆发后，黄兴曾写信给白朗，要求他进攻湖北，配合讨袁军作战，因所派信使在开封被捕杀，信未能送到。同时，黄兴还委派河南国民党人杨体锐为河南讨袁军豫西民军司令，赴洛阳策动镇嵩军反正和联络白朗。杨体锐亲往白朗军中游说，“白感动，愿听约束”。但不久，杨被张镇芳捕杀，国民党人与白朗的联系中断。
1913年7、8月间，不仅南方反袁军曾多次与白朗军联系，白朗也曾派人赴南方探听消息，但是，由于反动当局的破坏，双方始终没有建立起直接联系。当白朗威震豫西时，他以“抚汉讨袁司令大都督”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六言告示，首先揭示“满业倒了运气”，接着怒斥袁世凯“假作民国扬名”，末了则说：“现在中州真主，荡荡如同天神。”这个告示大致反映出1913年夏季白朗的政治水平，即对旧封建政权恨之入骨，而又跳不出称帝称王的藩篱。在老河口，白朗将分散活动的各路首领召集起来，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讨论战略问题。一些头目认为流动作战不是长期办法，应建立根据地，如梁山泊一样，作为归宿。但主要头目大都反对此说，而极力主张流动作战以集资粮，扩充队伍。白朗采纳了后一说。鉴于袁政府不断向河南增兵，中原地区不易立足，所以决定避实击虚，伺机入陕。同时，白朗改编了队伍，称“公民讨贼军”，又称“扶汉军”，自为“中原扶汉军大都督”，以李鸿宾为参谋长，正式组织起统率机构。又将近万人的队伍分编为前、中、后三军，以王生岐为前军总司令，韩世昌为中军司令，白瞎子为后军司令。军之下又分“队”，各“队”都有自己的“队旗”。
就在这次会议前后，有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来到白朗军中。如王生岐原是陕军第一师的团长，参加过辛亥革命，于1913年8月在凤翔响应二次革命，失败后率领队伍进入豫陕边，当年10月加入白朗军。在《中华革命党委派人员别号、住址及委派回国者姓名登记簿》中，将“白朗部分重要人物”独列一项，与该党各省支部并列，内写白狼、宋老年、李鸿宾、孙玉章等二十余人的姓名。由此可见，海外中华革命党人对白朗是十分重视的。有记载说，孙中山有致白朗函，还积极向白朗军中派遣人员，如徐昂及沈姓参谋等人。此外，二次革命失败后，河南国民党人和进步青年因不堪张镇芳的迫害，有不少人投入白朗军中。他们不会不给这支农民起义队伍以积极的影响。
老河口会议不久，白朗发布的告示中完全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功绩，斥责袁世凯窃国卖国。告示说：“方幸君权推倒，民权伸张，神明华胄自是可以自由于法律范围而不为专制淫威所荼毒。孰料袁世凯狼子野心，以意思为法律，仍欲帝制自为，摈除贤士，宠任爪牙，以刀锯刺客待有功，以官爵金钱励无耻，库伦割弃而不顾，西藏叛乱而不恤，宗社党隐伏滋蔓而不思防制铲除，惟日以植党营私，排除异己，离弃兄弟，变更法制，涂饰耳目为事。摧残吾民，盖较满洲尤甚。海内分崩，民不聊生，献媚者乃称为华盛顿，即持论者亦反目为拿破伦，实则吕政、新莽不如其横酷也。朗用是痛心疾首，奋起陇亩，纠合豪杰，为民请命。故号称扶汉。”这是一篇激动人心的讨袁宣言，可与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发表的讨袁檄文前后辉映：与1913年白朗发布的告示相比，政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这篇告示可能出自军中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手笔。白朗及其周围的重要谋士和猛将的实践活动，尚未达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水平，他们仍然沿着中国传统农民战争的老路行进。因此，从总体来说，这次起义不是一次在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下的农民革命运动，而是深受时代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反袁影响的一次旧式农民战争。
白朗在老河口停留三天，便麾军北上，3月14日再次攻克入陕西门户荆紫关，由此进入陕西境内。3月下旬到4月初，接连攻克商南、武关、龙驹寨（今丹凤）、商县、孝义（今柞水）等地。陕西都督张凤翔开始认为白朗实力有限，不足措意，事前没有任何防御计划。及至白朗进占商县，张凤翔始率兵一旅出防蓝田。他刚到蓝田，就得到白朗攻孝义的消息。孝义一失，西安危险。于是张踉跄回省，坐守危城，不出城门一步，日日向袁政府告急，并乞求邻省协剿。袁世凯急忙任命陆建章为“西路剿匪督办”，赵倜为会办，分别率领北洋第七师和毅军由潼关进驻西安。赵倜所率毅军马步五千，号称北洋精锐，负责尾随白朗军主力。同时，川军第三师师长彭光烈率全师出驻汉中一带。陇东镇守使张行志率陇军五千防守凤翔和邠县各要隘。王汝贤、陈文运和张敬尧各部则分别驻南阳、浙川、潼关三地。陕军沿渭河两岸，节节驻扎。各军分进合击，取三面包剿之势，“重兵劲旅，云集一隅”，袁世凯企图一举消灭白朗。白朗进入陕西后，曾贴出布告，宣称将“跃武咸宁，观兵长安，克城之日，但申沛公三章之约，不举项王三月之火”。但越过秦岭后，他并没有攻击西安，而乘渭南一带空虚，由子午镇附近疾驰西进，席卷鄠县、盩厔（今周至）、武功、乾县，“势如破竹，无当之者”。至醴泉县附近与陕军陈树藩旅激战两日，损失近千人，为入陕以来首次恶战。白朗回师袭取永寿和邠县，在邠县又与陈树藩军血战，损失颇大。据说白朗曾痛心地说：“吾率数千之众，纵横皖鄂豫三省两年之久，从未损好兄弟如此之多！”白朗军虽然受到损失，但陕甘一带哥老会纷纷归附，队伍很快得到补充。他们又接连攻克凤翔、千阳、陇县，破固关，击溃甘军统领崔正午所部千人，直下张家川，进入甘肃省境内。甘肃都督张广建急忙调集军队防堵，赵倜的毅军也跟踪而至。白朗军行动迅速，5月3日攻破伏羌（今甘谷），然后直趋重镇秦州（今天水）。秦州总兵马国仁被击毙。白朗于4日攻占秦州，然后取道徽县南下，企图由此入川，因有川军堵截，便改走成县，转趋阶州（今武都）、文县，企图由碧口入川。因又受到川军阻击，遂西向，于5月21日占岷县，25日破洮州。岷洮地区回汉藏民杂居，由于白朗不能正确地处理民族关系，遇到了回民的激烈抵抗，〖JP3〗兵源、弹药和粮饷都难以补充，军纪开始松弛，抢掠烧杀之事日益增多。
白朗军占领城镇，一般“只劫官家及绅富财物”，以洋元现银为主，铜钱纸币弃置不顾，并严禁烧民房，严禁奸淫妇女。如果闻风降服，箪食壶浆给以欢迎，则往往秋毫无犯。如白朗至武功县时，官吏潜逃，商民杀牛宰猪羊以迎。白朗停留一夜，“临行馈以现银数千两”。又如白朗至通渭时，城内无兵无械，县令无奈，只得请绅民出城欢迎。白朗大喜说：“吾所以西来，谋大事耳。事之成败，天也，决不涂炭生灵。”遂约束所部居城外，仅带亲信百余人进城，住在高等小学校，并问县令：“沿途无煤可购，何燃料之缺也？”县令答道：“南乡罗家峡有煤矿，特无资本开耳。”又问“城周围多少里？”等等。饭后，白朗至教室，看了学生的课本，对其亲随说：“此城小如斗，民贫可怜，不图学生尚堪造就。”遂捐银二千两交县令收存，以作买书之用。但是，如果城镇抗拒，激怒白朗，则“必大掠，继之以火”。白朗攻占洮州后，据文献记载，“城中所有房屋大半已付一炬，葬身火窟者不计其数。人民以争欲出城，互相践踏而死者不可计数，各城门积尸高至数尺。城外商店被焚者亦夥，然死者则较城内多至数倍”。
攻取洮州后，白朗原想经狄道突袭兰州腹地，因敌军云集，各口有防，一时无计可施，遂在洮州县署召开军事会议。白朗、宋老年、李鸿宾等十八大首领居中，众谋士坐左右，小头目在四周及门外。白朗说：“我辈今日势成骑虎，进退两途，取决会议。”白瞎子高声叫道：“请大哥黄袍加身，事成则为明洪武，不成亦可为太平天国。”许多头目鼓掌赞成。但谋士中无一人响应，白朗亦不以为然。有人建议取道松藩攻成都，各首领多反对，而主张回河南。白朗军各级头目大都是河南人，长期苦战，不得休息，思乡心切。于是，白朗决定带队回河南家乡。5月末，白朗亲带前队三千多人由洮州出发，经漳县、宁远趋秦州，后队由李鸿宾、孙玉璋、尹老婆等率领相继出发。白朗军在漳县、宁远等地遭敌军截击，伤亡惨重，但终于突破敌军对岷洮地区的包围圈，6月4日再占秦州。接着，经过几场激烈战斗，白朗军突破了北洋军在宝鸡附近的防线，进入陕西。北洋各军互相怨尤，“毅军诋甘军窳败不能战，甘将诋毅军不能遵围剿之约”，致使白朗逸围而走。“毅军咎陆建章部下安守省垣，畏葸坐视，不出堵截。陆部下则嗤毅军徒事尾追，奔驰千里，不获一战，自疲兵力”。袁世凯闻讯震怒，于6月16日致电陆建章，饬令将失职人员从严参办。陆建章本为袁政府特派人员，有督帅各军的重任，但他到西安后深居简出，惟不时向袁世凯上密呈，说张凤翙名声狼藉，“民心既已不顺，兵心又皆不服，中央再不派人员接替，猝有缓急，关中非复中央所有”。袁信其言，便以“纵寇殃民”为口实，把张凤翙免职，召入北京，派陆建章接任陕西都督。陆将白朗所经过的商县、邠县、乾县、武功等二十余县的县知事撤职，多以北洋派官僚代替。他并以整军为名，大量裁减陕军，而把北洋第七师编为第十五、十六两个混成旅，以贾德耀、冯玉祥为旅长。从此，陕西省完全纳入北洋系统。
白朗军冲破宝鸡防线，一日夜行一百七八十里，风驰电掣般东进，经郿县（今眉县），盩鄠、鄂县入子午谷。他们长期流动作战，给养不足，队伍疲惫不堪，在由子午谷越秦岭经商雒回河南途中，又遭镇嵩军刘镇华部、张锡元部、张敬尧部和赵倜毅军的前后夹击，损失惨重，及至回到鲁山、宝丰一带，虽仍有数千人，但枪械弹药缺乏，战斗力大大削弱，无力与官军公开对抗，只得分散为数股。孙玉璋领一杆人由西坪赴邓县一带，尹老婆及李鸿宾之弟等也各带一杆人经邓县进入桐柏地区，宋老年带有一千多人往鲁山娘娘山，白朗自领五、六百人在汝州一带活动，宋一眼率五、六百人一度攻取西华县城，并派人在郾城等地收买民间军火，接济白朗。
白朗军的覆灭白朗的消逝或死亡是一个谜，这一场风暴也以谜的结果告终。由于白朗军在河南、陕西、安徽、甘肃的大行军，使得他过分疲惫，待他由甘肃折回陕西再返河南老巢时，事实上已是强弩之末了，所以白朗军的兵士们一见到家乡，便不顾命令纷纷回家，他们虽不是衣锦还乡，却也是满载而归。
追击白朗军的，是毅军翼长赵倜。袁本来派他为豫南剿匪督办，责成他消灭白朗军，怎知白朗军无法堵住，赵倜竟受革职留任，戴罪立功的处分，从此他便奉命追击白朗军，白朗在前，毅军在后，马不停蹄地追，追，追。
当白朗军回到河南根据地，喘息未定，兵卒逃散，赵倜的毅军也赶到了。这时袁世凯在北京突然接到赵倜的告捷战报:“据镇嵩军刘统领镇华称，张治功电称，前派靳副官敬民、王队长景元混入匪内，八月五日午后在鲁山附近大营北廿里石庄将白匪击毙。匪尸已解省辨认。”又发表田文烈的报告:“朗身腐败，已于八日将首级由汽车解到，装以木笼，悬之迎薰门城墙上。”
8月9日，袁发表褒功令，特任赵倜为宏威将军，刘镇华晋级中将，并授以勋五位，张治功升授少将。不料过了三天，8月12日北京的大总统府又撤消了这个褒功令，并有冒功处分，原令如下:
“续据河南护军使赵倜电陈:白匪毙命，确系田作霖、张敬尧、牛桂林、刘宝善等各支队先后在三山寨等处围剿，白匪迭受重伤，旋即毙命。匪党移尸掩匿石庄附近，张治功适在该处查获等情。张治功迹近冒功，刘镇华未经实查，遽予转报，殊属不合；姑念搜捕甚力，免予议处，应将九日策令取消。”
冒功之外还有争功，由于争功，第六师和毅军几乎开火。事后据俘虏所供，白朗死后，白朗军由宋老年为总杆首，据守母猪峡，白朗军中干部七人秘不发丧，瘗尸张庄之东，想冲开一条血路，其中有一人向毅军告密，所以有割首冒功一事。
宋老年等各杆也先后失败，部众瓦解星散。
白朗起义历时两年多，先后转战豫鄂皖陕甘五省，征程数千里，攻破县城四十余座和许多关隘，所到之处“劫富济贫”，打击了地方封建势力，冲击了袁世凯的统治。他们虽然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反袁的口号，但仍然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以致重蹈中国古代农民战争中流寇主义的覆辙，最终不能幸免于失败的命运。
白朗死后，袁世凯严令北洋军“搜除余孽，务绝根株”。赵倜奉命“清乡严洗”，在西华、鲁山、宝丰、禹城各县分区驻扎重兵，大肆屠戮，纳起义农民于血海之中。9月，袁世凯发布褒功令，以赵倜为德武〖JP3〗将军，督理河南军务；张敬尧所部第二混成旅编为第七师，张升任师长。
从1913年7月起，大约一年时间，袁世凯北洋军南征北战，击败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扑灭了农民起义军，消灭了国内一切企图推翻他们的有影响的武装力量，实现了“统一”。从此，北洋军阀集团的气焰更为嚣张了。
白朗起义历时两年多，先后转战豫鄂皖陕甘五省，征程数千里，攻破县城四十余座和许多关隘，所到之处“劫富济贫”，打击了地方封建势力，冲击了袁世凯的统治。他们虽然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反袁的口号，但仍然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以致重蹈中国古代农民战争中流寇主义的覆辙，最终不能幸免于失败的命运。这正是：
慕名拜谒白朗墓，
寒风荒草入吾目。
义军领袖今何在？
情思悠悠当歌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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