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头、武丘地名演变

韩士民

丘头地名是自秦汉时期逐渐形成的，因地处陶(yáo)丘乡之首或高地，谓之丘头。三国时期，魏国在扬豫两州之间开荒垦田，积蓄粮谷，为征讨敌人作准备。于是司马懿派邓艾到陈县（淮阳）、项县（沈丘）以东，经汝阴(阜阳)至寿春一带巡视，考察屯田事宜。邓艾根据自己考察结果，拟定的屯田之策得到司马懿的肯定，奏请魏齐王后开始实施邓艾屯田之策。

公元241年，邓艾在淮北沿沙颍河两岸设营屯田时，于颍水之滨丘头(今田营)置营六十人负责屯田戍边，因地处与陈寿、汝项中心颍水之滨，又设屯田营管理机构于此，此后丘头沿沙颍河两岸经过几年的努力，谷栗阡陌相望，从许都沿沙颍河到汝阴军屯、民屯，屯屯相连，营营相望，出现了一派繁荣富庶的景象。为防止东吴破坏芍陂那样，邓艾派重兵驻丘头防止东吴的偷袭。充分发挥了军屯亦军亦农的优势。史载：“所在积粟，仓廪皆满。”丘头成为魏国守备东南地区的粮秣供给地之一，为以后司马氏父子平淮南三叛的兵变两次驻扎丘头奠定了扎实基础。

嘉平三年（251年)五月初七，司马懿平淮南王凌，兵屯丘头，以致王凌白布蒙面请罪于此。四年后正元二年（255年）春，邓艾与叛军首领文钦战于丘头，文钦兵败逃往吴国。

甘露二年(257年)七月初五，司马昭携魏帝郭太后同行东征平叛淮南，因丘头居颍水之滨，所积粮草又足军人所食，符合平贼之需。率诸军二十六万人进驻丘头。因安营扎寨丘头，地处许都至寿春之中，军民亦称丘头为田中(众仲冢)营。魏帝曹髦(高贵乡公)筑城郭与郭太后居之，俗称高乡郭城(郭路口村)。魏帝曹髦留下：“赫赫东伐，悠悠远征，泛舟万艘，屯卫千营。”和“干戈随风靡，武骑齐雁行”的诗句。

甘露三年(公元258年)此战获胜，四月，魏帝曹髦下诏更改丘头的名称为武丘，以表扬司马昭这次的武略和功绩。

古者克敌，收其尸以为京观，所以惩昏逆而章武功也。汉孝武元鼎中，改桐乡为闻喜，新乡为获嘉，以著南越之亡。大将军亲总六戎，营据丘头，内夷群凶，外殄寇虏，功济兆民，声振四海。克敌之地，宜有令名，其改丘头为武丘，明以武平乱，后世不忘，亦京观二邑之义也。至此丘头改为武丘，军民刻石勒记埋于丘头建庙供奉。此后官方称武丘，军民习称武丘为田中(众仲冢)营。

改武丘以后的事件

东晋太(泰)和五年（370年），袁真病死，部将拥立其子袁瑾继续作乱，与此同时，前秦、前燕先后派军增援袁瑾，桓温命水军都护竺瑶率军迎战。燕军先至，四月辛未双方在武丘（田营）大战，燕军大败而归。

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十月，前秦与东晋淝水战前，苻坚从项地带领八千轻装骑兵过境武丘，日夜兼程，赶赴寿陽与苻融汇合。

又依据《三国志·王凌传》所引干宝《晋纪》等文献资料可知：司马懿命步骑六百押王凌回京城洛阳，乘舟航行，从丘头逆流颍水向西，当船行至贾逵祠，王凌饮鸩而死。诸史料互证，丘头(武丘)位于项城或者说沈丘东南的颍水之滨，即今天的田营。

成书于唐宪宗贞元十七年（801年）《通典·卷一百七十七》“汝阴县”词条，有魏置汝阴司马宣王使邓艾屯田於此。沈丘县词条载，隋置沈州。神龙初，分汝阴县置。魏王凌欲兴兵讨司马宣王，宣王觉，自往袭，凌惧，面缚丘头，因曰武丘(有误)，即此。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成书的《元和郡县志》汝阴县词条载，百尺堰在县西北一百里司马景王讨王凌至百尺堰即此。

综合以上史料：丘头，魏时属汝阴邓艾屯田于此，神龙初，分汝阴县置沈丘县，丘头(武丘)改属沈丘县，但并非一直隶属沈丘县。不但丘头(武丘)沿革有误，而且丘头改称武丘事件有误，前文已介绍，不再赘述。

资料整理：韩士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