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 风 波
— 读 东 坡
李清云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寒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读词读东坡，读东坡读历史，读历史感悟生命的归去来兮。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眉山市）人。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的三月七日，他在谪居地黄州（今湖北黄冈）的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他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如果你了解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你便会知道，他这雨中的徐行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他历经了生命的起起落落之后，超然于物外的人生态度。
宋神宗时期的文学史上发生过一个“乌台诗案”的案件。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说苏东坡在很多诗中流露出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并对他的诗中词句做上纲上线的诠释。批评他的言论不约而同地聚合到了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势力，最后连将信将疑的宋神宗也不得不为了维护自己，尊重舆论的形象，将苏东坡下了大狱。
这个案件最先是在御史台监狱审理，根据历史的文件记载，御史台在汉代就有乌台的说法，于是这个案件就被称作是“乌台诗案”。当时宋神宗刚好重用王安石变法，恰逢失利，就到了改革制度的重要关头，苏轼的作诗风波就恰好发生在这段敏感的政治时期内。那么这位当时名震九州、官居太守的苏东坡，是被谁推倒的呢？我们不妨试着来梳理一下当时的情况。
说起乌台诗案的原因，也是众说纷纭，但是最主要的大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因素。众所周知，苏轼也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他批评和反对王安石变法，主要因为王安石新法的核心是“富国”而“贫民”；而他则主张“民本思想”和“富民”，这便是最初的源头。在这股冲击他的政治势力中有御史何正臣、王安石的学生李定、还有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有着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学家沈括。正是沈括的告发，指控他“大逆不道”，导致了乌台诗案的深入调查。一场牵连苏轼三十九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大案震惊了朝野，使苏东坡一步步掉进了深不见底的大酱缸。他百口莫辩、稀里糊涂地差点被推上断头台。可见，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引起了新党势力的不满，虽然变法失败，但是残余势力还在，不可小觑。
第二就是自身因素。苏轼的才华和名气很高，便遭到了一些小人的嫉妒，比如“检举揭发专业户”舒亶、跋扈虚伪又倚老卖老的王珪、芝麻绿豆小官李宣之等人趁机对苏轼的诗句加以曲解、污蔑，以达到诽谤的效果。用苏轼弟弟苏辙的一句话来概括：“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这正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乌台诗案牵扯的并不止是苏轼一人，遭受惩处的就有七十多人，一场文字狱，让人不胜嘘唏。
狱中的东坡通宵被辱，被轮番拷打至痛不欲生。一位曾关在同一监狱中与他一墙之隔的官员有诗为证：“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温和儒雅如林间清风、若深谷白云的大文豪苏轼就这样跌入了他人生的绝境中。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断上演着高贵与邪恶的较量，那些可爱、高贵、魅力之类无半点自我防卫保护的能力；而真正厉害的是邪恶、低贱、粗暴，它们战无不胜、所向披靡，总会在一时之间占得上风。但是高贵的灵魂，文化的感召力会不死不休的绵延，会在苦难过后一点一点书写出光彩。百姓的颂扬、朋友的帮助、追慕者的爱心、朝廷要员的力谏终于使得苏轼免于死罪，尤其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这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了。
黄州是苏轼人生中一个特殊的驿站。他从监狱中出来，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实则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他远离亲眷，远离故土，孤身一人疲倦又狼狈地走来。他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一身镣铐枷锁，苦行千里长路，抵达黄州。抵达黄州的他只剩一脸沧桑、一身疲惫、一心苍凉，他的心情有他的那阕著名的《卜算子》为证：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历经了“乌台诗案”的他死里逃生，在黄州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之间，与樵渔杂处。他平生之亲友若干，黄州期间始终无有一字见及。而他这么一个人，曾经过着高朋满座，日日应酬，连篇累牍唱和的生活；他这么一个人，曾经把生活中的一半寄托给朋友，似乎为朋友活着，可是现在却孤冷一人。
这种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于无人对话的地方寻找山水，寻找远逝的古人对话。他在寂寞中反省；他在孤独中剖析自己；他无情地剥除掉自己身上的每一点异己的成分，甚至曾经的官职、荣誉、名声。曾经少年得志的他、年轻气盛的他、春风得意的他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三十余年来从小为考科举写政论、策论，后来更是津津乐道于考论历史是非，直言陈谏曲直。尤其做了官之后，他以为自己真的很懂了这一套，便不自觉地洋洋自得地炫耀。这正像一株贫瘠山石中生长的崖柏靠着畸形的瘤花，靠着扭曲的树纹来取悦于人；一块来自远古地质矿脉的石头靠着奇彩与晕纹来取悦于人；就像一个艺人在夸夸夸夸其谈她的豪宅与名车；就像一个书法达人在表演他的艺术笔法。这些能够取悦于人的地方，恰恰是他们的毛病所在，而他们又恰恰忘记了自己真正的用途所在。
他在黄州开荒耕田，过着简单清苦的物质生活，这不仅让他体味到了自然和生活的原始意味，还让他渐渐回归了清纯与空灵；让他渐渐习惯了淡泊与宁静。这场灾难让他脱胎换骨，使他成熟于寂灭之后的重生。他终于拥有了明亮又不炫耀的光芒；他终于拥有了一种停止了向周围申述求告的大气；拥有了一种不理会喧闹的恬静；拥有了一种不带任何偏激的淡薄。
深厚的才情酝酿着，内敛的厚度、低调的高度让呼啸的山风收住了脚，湍急的飞瀑汇成了湖。千古杰作的鸣响悄然开启，一道绮丽的霞光映照着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就这样诞生了。
东坡归来，洗尽铅华；居士归来，也无风雨也无晴。苏东坡两度为官杭州，第一次是他贬谪黄州之前三十多岁时任杭州通判；第二次是他黄州涅槃之后五十多岁时任杭州知州。他来这座城市没有显出旷世诗人的模样，而是变成了一位彻彻底底的水利工程师。
他第一次来做通判时，西湖已被葑草藻荇堰塞了十分之三，待到第二次来的时候已经堰塞了一半。他为什么一次一次来到西湖之畔忧郁地思考过去未来？杭州与西湖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地理版图上，杭州是一个浅浅的小海湾，被潮汐和长江带来的泥沙日日淤积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不再与外海相通，然后会变成一个咸水湖。湖中水草日日疯长，湖水逐渐蒸发变少，终有一天这儿会变成沼泽，沼泽再变成盐碱地。因后来靠人力浚通了淡水河（武林水）的水源，使它渐渐变成淡水湖，这便是西湖。七世纪初隋炀帝开凿大运河，通达杭州，使之居民增多。这个城市用水必须取自西湖，便在八世纪挖通了连接西湖水源的“六井”。从此杭州与西湖相依为命，一旦湖水枯竭，西湖与直通杭州的京杭运河的水资源就会失去平衡，海水就会倒灌，引发咸潮，城市中的地下水就会变咸。市民会不堪其苦，必将四处逃散，杭州城就会被废弃。
东坡第二次到任后便上奏朝廷，筹集工程款，制定精准方案，展开了大规模的西湖抢救工作。他下令退湖还田；深挖湖底，将挖出的葑泥筑成跨湖长堤，堤中建石桥使湖水流通，这也是有名的“苏堤”；他在西湖与运河之间建堰闸，使潮不入湖；他征用千计的民工疏浚运河，保证漕运畅通；他把连通西湖和“六井”的输水管更换成石槽瓦筒结构，使输水系统长久不坏。他一系列科学性、前瞻性的工程确保了西湖的生态安全，确保了杭州的优雅美丽。
杭州是幸运的，苏东坡之后的杭州和西湖，容光焕发，就只等着做南宋的国都了，等着它那极度的气韵、极度的妩媚、极度的繁华、极度的文雅一绽放开来。
很多人流连忘返在这人间天堂，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可能很多人认为这些都是天造地设的天然美景，可是又有谁知，那惊叹过无数人的目光，牵动着无数人的心神的美丽，正如那袅娜出水的清荷，确是因为她的根系牢牢地在污泥中赤脚苦斗着，日复一日维系着这脆弱的美丽。
作为大文豪的苏轼像一颗璀璨的明星为世人所仰视。其实他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亦是一位“宁为民碎、不为官全”的民本主义者。他的一生经历了三起三落、宦海沉浮的磨难，先后在密州、徐州、湖州、杭州、颍州、扬州、登州、定州等八地任知州，在凤翔、开封、杭州三地任从官。他关注民生，发展生产，为民请命，减赋解困，政绩辉煌，即使在流放黄州、惠州、儋州期间，也没有忘记为百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以践行他的民本思想。他一生的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忧民、为民、利民、富民的光辉业绩。他的“民本思想”和“富民”的改革主张，其意义一点也不亚于他的文学成就。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东坡居士酒后的指尖，流淌着无尽的诗意情思，一泻千里。行于当行之时，止于不可不止之处。汪洋恣睢，犹如大海舀水。他是豪情万丈的真汉子；他是柔情似水的好兄长；他是绝世独立的英雄气；他是天马行空的伟丈夫。
李清云
笔名温暖，现供职于青州市教育局，红高粱文学社会员，红学爱好者。有近百篇散文随笔在报刊、书刊、网络平台发表。曾获山东省影评征文二等奖，第五季微刊全国征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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