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化的政党能够通过不断的哲学思考发现有利于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政策，这样的政策表面上仍有与私有制相冲突的地方，但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认私有制的合理性之后，再结合实际制定新政策，在确保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与个体利益的冲突自然得到实质消解。这种执政理念的转变代表现代政党政治理性的绝对提升，是文明进步的表现，当然更是社会主义文明的比较优势所在。
人类整体矛盾一旦得到思想与政策层面的双重化解，当然会在具体落实中变成老百姓看得见的普遍实惠。事实也是如此，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
这种政策的科学性是执政党经过不断的哲学实践与系统反思得来的，具备理论上的可行性，但在具体落实过程中面对的是千家万户千差万别的具体利益，依然不可能面面俱到，仍需要结合实际进行适度调整。社会主义政治需要这样的灵活性，以确保社会整体公平，这需要相关信息在体制内高效流转，传统的中央集权政治优势明显，西方的自由经济体制不具备这样的优势。
哲学化政党的施政过程有普及哲学的意味，先进的政策与理念在宣传与推广上有太多来自基层的主观障碍要主动克服，所以任何社会主义政治必须采取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根本不可能采取西方世界的所谓完全经济自由政策，因为那样的自由只符合先发优势者的利益最大化，无法兼顾全社会的整体公平，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集权而放弃无为而治的幻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整个社会在文明进步的正确轨道上前进。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文明的承继者，其优越性必须直接体现在社会主义政治治理的全过程。社会主义执政党欲保持住自己的先进性，就必须继续进行持续不断的理性思考，然后再把自己的理论成果通过政体自上而下地贯彻到底。
这种持续性必须全方位贯穿于中国改革的始终，并遍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方面面。随着开放的示范传导作用递增，全球化改革或许成为可能，因为文明进步的需求是普世的，这种普世的冲动一旦得到合理引导，当然是任何力量都压抑不住的。
任何有足够理性的人都有义务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到底是谁在阻碍人类文明快速进步呢？！
受制于哲学难学、难普及等诸多主客观因素制约，社会主义执政党领导下的庞大官僚系统和广大的基层群众在哲学自学兴趣上一样呈向下逐级递减趋势，这天然造成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体现的是哲学理论深度差异的普遍性，可在其中反思哲学普及对社会主义政治的极端重要性，因为具体工作只能由地方来做，地方的哲学理论深度不够高，当然会导致执政党的具体执政能力亦逐级递减。为了确保效率与执行力，用文件逐级传达上层意图成为首选，于是文山会海就成为现实的必然，这又会造成局部效率的低下。这是任凭社会主义文明也必须接受的现实无奈。
文件落实结果的喜忧参半是客观必然，不须展开来说，但这样的社会治理能在妥协中获得快速进步，值得颇多玩味。我想说的是政府公文常强调有指导思想，这种表述基层一般根本不予重视，但其实很重要，因为这其中隐含有哲学普及化的要求。
试想一下，个人的哲学化尚需不停地通过反思来解放思想，社会主义执政理念以解放全人类为宗旨，当然需要特别强调基层组织和群众不停地解放思想。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思想解放更是如此。
可惜基层多只重功利而不注重理想，于是一级糊弄一级成为必然。在这样的苟且当中社会依然能够取得高速进步，这其中就多有指导思想的功劳。同样与那些盲目追求自由竞争的经济体，有指导思想的管理模式的指向性虽然在基层趋弱，但整个治理体系的目标依然相对明确，社会整体效率得到相对集中管理，优越性当然得到体现。
文件的指导思想既然直接包含有自上而下的哲学普及号召，为什么不将其直接明确出来呢？或许是因为民众的普遍之愚是靠单纯的口号式宣传所触动不了的，这些人的生存权是第一位的，是任何执政党都必须首先满足，但一直都无法真正做好的。
为什么说民众的生存权是执政党所满足不了的呢？之前说过，人生分生存与生活两个层面，简单的生存在现代文明中已经变得相当容易，任何政府都可以从人道上予以满足。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让民众普遍过上幸福生活，这个问题是不能普及哲学的任何政党政治都解决不了的。
普遍幸福的实现具备现实的可能性，或者需要被动等待主客观条件完全具备，或者只需要人人主动追求实现哲学化即可，但归根结底仍是哲学普及化问题。哲学普及需要前提条件的充分满足，能主动积极营造哲学普及前提条件的，只有社会主义政党。
如果大家认同哲学能改善人生，认同哲学常识化、普及化的可能，请把这样的想法尽可能多地传达给周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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