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彧（公元163年—公元212年）字文若，颍川颍阴人。出身名门。父亲荀绲,是汉永康间朝廷尚书，曾任济南相国，被大将军窦武称为“国之贞士，朝之良佐。”荀彧身上流淌着父辈们、祖辈们以及先秦大儒荀况的血液。
（一）、少而称奇 世有重望
汉桓帝筵熹六年，正是“田野空、仓库空、朝廷空”的危急乱世，荀彧在河南颍阴出生了。作为荀子后人，荀氏家族门名族望，祖父荀淑的八个儿子被世人称之为“荀氏八龙”。叔父荀爽，担任过司空，位列三公，在八龙中最负盛名；八龙的堂兄弟们，亦各有名望。显赫的门庭使得荀彧从小受到上流社会文化的熏陶，加上他天资聪慧，自幼就显示出非凡的才气。
南阳名士何颙见到荀彧，大为惊异。听到荀彧滔滔不绝地与之畅谈礼制和治国之法后，便绝对认定他是“王佐奇才”。可见，荀彧与他的名望家族一样，入仕之前就已经声名远播了。王佐奇才就是能辅佐君王，安邦定国。
曹操第一次见到荀彧，就对他的才能极度欣赏，兴奋地说：“吾之子房也”。把荀彧和刘邦的名臣张良相提并论，张良有“天子师”之称，辅佐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流芳百世，曹操慧眼识英才，认为荀彧具有张良（张子房）那样出众的才干，对荀彧极为倚重。此时荀彧年方29岁。
《荀彧别传》中，司马懿对荀彧也十分敬佩，夸奖说：“书传远事，吾自耳目所闻见，逮百数十年间，贤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司马懿见识非凡，识人颇准，能得到这样一位政治家的极力推崇，可见，荀彧是何等的出类拔萃了。
陈寿在《三国志·荀彧传》中评论说：“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风，然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也”。
钟繇以为：颜子既没，能备九德，不贰其过，唯荀彧然。将荀彧比作颜渊。或问繇曰：“君雅重荀君，比之颜子，自以不及，可得闻乎？”曰：“夫明君师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聪明，每有大事，常先咨之荀君，是则古师友之义也。吾等受命而行，犹或不尽，相会顾不远邪！”
为《三国志》作注时，裴松之以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张子房青云之士，诚非陈平之伦。然汉之谋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则余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魏氏如诩之俦，其比幸多。诩不编程、郭之篇，而与二荀并列，失其类矣。且攸、诩之为人，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其照虽均，质则异焉。今荀、贾之评，共同一称，尤失区别之宜也。
司马光赞荀彧之仁，曰：“孔子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门之高第，令尹子文、陈文诸侯之贤大夫，皆不足以当之，而独称管仲之仁，岂非以其辅佐齐桓、大济生民乎!齐桓之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相之，其志盖以非桓公则生民不可得而济之也。汉末大乱，群生涂炭，自非高士之才不能济也。然则荀彧舍魏而将谁事哉！齐桓之时，周室虽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震荡，尺土一民皆非汉有。彧佐魏武而兴之，举贤用能，训卒厉兵，决机发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为强，化乱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岂在管仲之后乎!管仲不死子赳而荀彧死汉室，其仁复在管仲之先矣！”
然而，作为文学作品的《三国演义》，有些事不是出于史实。它从“尊刘抑曹”的历史倾向出发，对荀彧的功绩表现得很不够，以至于给后来的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即三国时期的智谋之士以诸葛亮为首，曹魏阵营中没有超过诸葛亮的英才，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不管是战略谋划还是战术设计，荀彧都理应在诸葛亮之上。看看荀彧所面对的复杂局势，四面都是强敌，要想谋划得当，难度可想而之。诸葛亮何曾面对过？再看看他要对付的对手，吕布、袁绍、袁术、马遂之类，都远比曹操强大，哪一个是省油的灯？但他却成功了。自比管仲、乐毅的诸葛亮有哪样功绩可以与荀彧相比？赤壁之战是周瑜打的，诸葛亮沾不上边；六次伐魏劳民伤财，却一无所获，怎么能算得上“智绝”呢？这一桂冠实在应该给荀彧戴上才是。俗言孔明有超世之才，空城计智退司马懿二十万大军，不合史实，毫无情理，著《三国志》时，陈寿对此材料弃而不取。
不是说只看诸葛亮做人失败或最后的军国败绩，以成败论英雄当然不可取。人们绝不否认诸葛亮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同时也认为荀彧无论在治国方面还是军事决策方面，都是十分杰出的，理应给予更高的评价。
在历史长空的璀璨群星中，荀彧并不是一个广为后人所知的名字。《三国演义》一书的艺术再造里，他甚至被自己所举荐的郭嘉分去了“戏份”。然而中国历史上，内敛淡泊的荀彧举足轻重。他是魏武帝的第一谋主，在三国前期的戎马生涯中，几乎每个生死攸关的时刻，都能看到他的敏锐智慧。无数后继的智谋之士都因为他的大儒之风、相国之才而集于他的左右，或言“投奔曹营”。到后来，以至于为招贤纳士的明君曹操所忌。在消灭割据势力统一中国北方都于荀彧的功绩密不可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荀彧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他是一个政治价值和军事价值被严重低估与忘却的人物。
曹操为追伤郭嘉与荀彧手书两封，在这两封信中，曹操阐明了他和郭嘉在坚持同一战斗中结下的深厚友谊，表彰了郭嘉为完成业绩而舍身忘危的精神。郭嘉是荀彧举荐的，对荀彧敞开心扉，表明了曹操求贤若渴的精神及其对智贤的尊敬与爱戴。大智精诚，尚美至善，而得之以善。
荀彧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他提出的中央三路出兵，联合地方力量，剿黄祸于中州的战略，获各朝各代的一致推崇。
（二）、洞察先机 辨识贤良
相传，神医扁鹊备受世人敬重，但是，他却阐明自己是见病而医者，比起哥哥来相差甚远。说他的哥哥是使人不会生病的人，一经发现人有生病的迹象，登时解除病状苗头，那不是胜过神医吗！这样的洞察能力（偃伏危机于未萌），在荀彧身上处处可见。
荀彧善于观察天下大势，决定自己的应对策略。董卓横行，天下将乱，他遂弃官归里，谓众父老曰：“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宜急去之，勿久留。”乡人多怀土犹豫，莫有随者，荀彧独将宗族迁往冀州。后董卓遣李傕等出关，所过掳掠，至颍川、陈留而还，乡人留者多见杀略。
袁绍非常器重荀彧，待以上宾之礼，并将荀彧的随行郭图、辛评及弟弟荀谌等皆委以要职。大军阀袁绍四世三公，门第显赫，势力强盛，堂堂仪表，并且与荀彧属豫州同乡，二人的父辈又有任职提拔上的瓜葛。然而，时隔不久，荀彧还是决定弃袁而去。因为他预见到袁绍“终不能成大事”。
综观当时各路英雄，他以为唯独曹操有济世之才，在各大军阀自扫门前雪的时候，弱小的曹操首倡义兵，护卫汉帝，并且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勤王保驾，忠心耿耿。曹操的家庭出身、势力范围、官职相貌等，是当时的能者所看不上眼的，然而。荀彧却毅然地投到了他的帐下。这是很英明的决策，二十年以后的曹操野心勃勃，忤逆不道却是另外一回事了。
曹操询问荀彧对董卓的看法时，荀彧断言曰：“暴虐已甚，必以乱终。”果不其言，时隔不久，董卓便在众人的声讨中毙命而及早地退出了群雄角逐的历史舞台。
官渡之战，对袁绍文臣武将的剖析，真是一针见血，恰如其分。后皆如彧所策：“绍兵虽多而法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逄纪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后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纵也，不纵，攸必为变。颜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战而擒也。”对号入座，不差毫厘。人言荀彧不是能掐会算的刘伯温，确亦非俗儒孔融可比也。慧眼识人，需要高超的识人本领，是事关人生前途命运的大事，是检验一个人谋划人生水平高低的试金石。
《典略》云：彧折节下士，坐不累席。其在台阁，不以私意扰意。彧有群从一人，才行实薄，或为彧：“以君当事，何不以某为议郎邪？”彧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来言，众人其谓我何邪？”其持心平正皆如此类。
曹操收华佗，传付许狱，考验首服。荀彧请曰：“佗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含宥之。”曹操说：“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邪！”遂考竟佗。佗临死，出卷与吏，曰：“此可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
荀彧持心平正，达于荐贤，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荀攸、钟繇、陈群；海内则宣王司马懿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孔明何曾有过此举？且，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敖少文，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
《钟繇传》：荀彧常在朝居守，操问彧曰：“谁能代卿为我谋者？”彧言：“荀攸、钟繇。”操以荀彧为“知人”，诸所进达皆称其职。彧又谏钟繇可嘱以西事，则公无忧矣。操乃表钟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都督关中诸军事。
《郭嘉传》：先是时，颍川戏志才，筹划之士也，操甚器之，早卒。操与荀彧书曰：“自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继之？”彧荐嘉。召见，论天下事，操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为司空军祭酒。
《程昱传》：昱少时常梦上泰山，两手捧日。昱私异之，以语荀彧。彧以白操，操曰：“卿当终为吾心腹。”昱本名立，操乃加其上“日”，更名昱也。
初，山阳仲长统游学至并州，高干善遇之，访以世事，统谓干曰：“君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所以为君深戒也。”干不悦统言，统遂去之。干死，荀彧举统为尚书郎。统著论曰《仲长子昌言》，批判黑暗现实，批判神学思想，为世人嘉之。
公元205年，操谓荀彧曰：“关西诸侯，外服内贰，张晟寇乱淆、渑，南通刘表，卫固因之，将为深害。当今河东，天下之要地也，君为我举贤才萧何、寇恂以镇之。”彧曰：“杜畿其人也。西平太守杜畿，勇足以当难，智足以应变。”操乃以畿为河东太守。于是杜畿治河东，务崇宽惠。民有辞讼，畿为陈义理，遣归细思之；劝耕桑，课畜牧，百姓家家丰实，然后兴学校，举孝悌，修戎事，讲武备，河东遂安。畿在河东16年，常为天下最。
荀攸后为魏尚书令，亦能推贤进士。操曰：“二荀令之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又言：“荀文若之进善，不进不止，荀公达之退恶，不退不休。”实二荀之美德也。
（三）、处变不惊 定国安邦
曹操率大军征伐陶谦，攻打徐州，不料后院起火，担任留守重任的荀彧在突发的灾难面前，临危不惧，处变不惊。极力保全了鄄城、范城、东阿三城。当时，张邈、陈宫以衮州反，潜迎吕布。布至，邈乃使人告彧曰：“吕将军来助曹使君击陶谦，宜亟供其军食。”众疑惑。彧知邈为乱，即勒兵设备，驰召东郡太守夏侯惇，而衮州诸诚皆应布矣。时曹操悉军攻谦，留守兵少，而督将大吏多与邈、宫通谋。惇至，其夜诛谋叛者数十人，众乃定。
祸不单行，豫州刺史郭贡又率军数万来到城下，局势千钧一发。多人以为郭贡肯定与吕布同谋，城内将士本来就少，面对大兵压境，顿时恐慌不已。贡求见彧，彧将往。惇曰：“君，一州之镇也，往必危，不可。”彧曰：“贡与邈等，分非素结也，今来速，计必未定；及其未定说之，纵不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将怒而成计。”遂出见。贡见彧镇定果敢，毫无惧意，谓鄄城未易攻，遂引兵去。
这段处变不惊，稳然镇守，指挥若定；然后轻装赴会，正气凛然，晓以利害的佳话，给后人留下了真正的一出“单刀赴会”。大刺史郭贡目睹了荀彧胆识，惊怯交加，当晚便拔营而走。解除了曹营面临覆灭的危险。当时，彧又与程昱计，使说范，东阿，卒全三城，操自徐州还，击吕布于濮阳，布东走，荀彧再献奇策，曹操叹服，一一照办，很快就收复了衮州全境。
荀彧所处的汉末时代，在割据群雄的竞争中，除了军事经济的比拼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至关重要的政治资源，这一政治资源，最终决定着群雄们的成败，败者为寇，成者定国。政治资源是无影无形的，在诸多的谋臣及军阀之间，作为政治家的荀彧，对政治形势洞若观火，并拨开迷雾，使曹操真正识别它的价值并加以利用。那就是西迎圣驾，竖起勤王大旗，“奉天子而令诸侯。”这一迎驾都许的过程，饱含着荀彧对终生政治理想的热切追求，他要将落魄的少年天子和当时还真正尊奉天子的枭雄曹操结合在一起，再加上自己的杰出智慧和才华，来实现兴复汉室，定国安邦这一遥远的梦想。
在经济定国方面，荀彧更是费尽心机，苦智经营，积极参与制定屯田制（军屯、民屯）及其各项改革措施。陈留太守枣袛对屯田事业贡献较大，他死后，操下令嘉奖。说：“……对屯田事，袛犹执之，孤不知所从，使与荀令君议之。……后遂得大田，丰足军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袛之功也。”治书御史河东卫凯镇抚关中，时四方大有还民，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凯书与荀彧：“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数十万余家，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而归者无所以自业，诸将各竟招怀以为部曲，郡县贫弱，不能与争，兵家遂强，一旦变动，必有后忧。夫盐，国之大宝也，乱来放散，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宜市梨牛。若有归民，以供给之，勤耕积粟，以丰殖关中，远民闻之，必日夜竟还。又使司隶校尉留治关中以为之主，则诸将日削，官民日盛，此强本弱敌之利也。”尚书令荀彧从之。始遣谒者仆射监盐官，司隶校尉治弘农。关中由是服从。此乃荀彧筹根固本，发展经济之良图。
建安九年，曹操拨邺，领冀州牧。有人建议：“宜复古置九州，则冀州所制者广大，天下服矣。”操将从之，彧曰：“若如此，则冀州当得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及幽并之地，所夺者众。前日公破袁尚、擒审配，海内震骇。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众也；今使分属冀州，将皆动心。且人多说关右诸将以闭关之计；今闻此，以为必依次见夺。一旦生变，虽有守善者，转相协为非，则袁尚得宽其死，而袁谭懐贰，刘表遂得保江、汉之间，天下未易图也。愿公急引兵先定河北，后修复旧京，南临荆州，责贡之不入，则天下咸之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操遂寝九州议。军事战略，国之大计，策划圆全，定国安邦。
荀彧十分重视国家法制建设，认为定国安邦离不开立法行为，曾多次组织官员讨论立法及其刑议。汉献帝建安元年，天下将乱，百姓有土崩之势，刑罚不足以惩恶，于是名儒大才故辽东太守崔实，大司农郑玄、大鸿胪陈纪等，咸以为宜复肉刑。汉朝既不议其事，故无用矣。及魏武帝臣辅汉室，尚书令荀彧博访百官，复欲申之，而少府孔融以为“……故明德之君，弃短就长，不苟改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文帝受禅，又议肉刑，详议未定，会有军事，复寝。后卫顗又奏，太傅钟繇又上疏，求复肉刑，诏下其奏，司徒王朗议又不同，时议者百余人，与朗同者多。帝以吴、蜀未平，又寝。其后，天子下诏改定刑制，彧子荀诜等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魏法，制《新律》等百八十余篇。
荀彧重视对文化的倡导，时值征役草创，制度多所兴复，荀彧言于曹操：“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庶绩，教化征伐，并时而用。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犹举民能善教化者，叔孙通习礼仪于戎旅之间，世祖有投戈讲艺、息马论道之事，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今公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国难方弭，六礼俱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诚仲尼述作之意；显制度于当时，扬名气于后世，岂不盛哉！若须武事毕而后制作，以稽治化，于事未敏。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烦重，以一圣真，并隆礼学，渐敦教化，则王道两济。”彧从容与太祖（曹操）论文治之道，操常嘉纳之。
定国安邦，起自人心向背，荀彧善待下属，恭敬名流。他说：“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期于为善而已。故匹夫守志，圣人各因而成之。”公元198年，故太尉杨彪与袁术婚姻，曹操恶之，诬云欲图废立，奏收下狱，劾以大逆。将作大匠孔融闻之，不及朝服，往见操曰：“杨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归罪杨公乎！”操曰：“此国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杀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操使许令满宠按彪狱，尚书令荀彧嘱宠曰：“但当受辞，勿加考掠。”宠一无所报，考讯如法。数日，求见操，言之曰：“杨彪考讯，无他辞语，此人有名海内，若罪不明白，必大失名望；窃为明公惜之。”操即日赦出彪。初，荀彧闻宠考掠彪，甚怒，及因此得出，知宠意，更善之。后杨彪得彧策称疾，十年不朝而免于祸。
曹操是有罪必惩，有功必赏之守制明君，他追念田畴之功，恨前听其让，曰：“是成一人之志而亏王法大制也。”乃复以前爵封畴。畴上疏陈诚，以死自誓，终不受。有司劾畴：“孤洁自赏，不与俗流，苟立小节，宜免官加刑。”荀彧、钟繇及世子曹丕同以为“畴同于子文辞禄，申胥逃赏，宜勿夺其志以优其节。”田畴与夏侯惇相善，操使惇自以其情喻之，畴固辞而刎首于惇前，荀彧喟然。
崇尚科学，定国安邦。建安中，太史上言：“正旦当日蚀。”当时，刘邵在尚书令荀彧所，坐者数十人，或云当废朝，或云宜却会。邵曰：“梓慎、裨灶，古之良史，犹占水火，错失天时。《礼记》曰：“诸侯旅见天子，及门不得终者四，日蚀在一。然则圣人垂制，不以变异预废朝礼者，或灾消异状，或推术谬误也。”彧善其言，设朝如旧，日亦不蚀。对医圣华佗的识别与护救，表现出荀彧对科技术士的关心与爱护。在选拔官吏方面，及其设立“九品中正制”过程中，都饱含着荀彧的艰苦努力。真是单刀赴会、处变不惊；多方筹谋，定国安邦。
（四）、运筹帷幄 功绩辉煌
生性多疑的曹操对荀彧的信任几乎到了依赖的程度，操每策必询，言听计从。在相处二十余年的时间里，荀彧参与了曹魏集团前期的全部决策，在曹营智囊团中，荀彧是德高望重的第一谋主，为辅佐曹魏战胜多路诸侯，为平定中国北方，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荀彧的一生中，亲临战场的机会是不多的，曹操出征，总是让他留守都城，把自己的大本营放心地交给他来看护，包括那个至关重要的皇帝。荀彧总是尽心尽责，把自己承担的任务完成得尽善尽美。
曹操在前线，遇到难以决断的事，常常写信向荀彧请教。他总是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献计献策，为曹操拨开迷雾，“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的多次献策，都成了决定胜局的关键，收到了出神入化的积极效果。荀彧不仅在战略决策上卓有建树，而且在具体战术运用上，也以非凡的胆识，表现出了非凡的成就。
荀彧固守鄄城，扭转了兖州局势，使曹操保住了兖州这块唯一的根据地。陶谦死，操欲遂取徐州，还乃定布。彧曰：“昔高祖保关中，光武居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将军本以兖州首事，平山东之难，百姓无不归心悦服。且河、济，天下之要地也，今虽残坏，犹易以自保，是亦将中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兰，若分兵东击陈宫（吕布谋士），宫必不敢西顾，以其间勒兵收熟麦，约食蓄谷，一举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后南结扬州，共讨袁术，以临淮、泗。若舍布而东，多留兵则不足用，少留兵则民皆保城，不得樵采。布乘虚寇暴，民心益危，唯鄄城、范、卫可全，其余非己之有，是无兖州也。若兖州不定，将军安所归乎？且陶谦虽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惩往年之败，将惧而结亲，相为表里。今东方皆已收麦，必坚壁清野以待将军。将军攻之不拔，略之无获，不出十日则十万之众未战而自困耳。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决无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弃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权一时之势，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愿将军熟虑之”。曹操乃止。大收麦，复与布战，分兵平诸县，布败走，衮州大平。
此后，荀彧智计百出，他分化瓦解关东诸敌的计谋，被后人归纳为“二虎竟食”和“驱虎吞狼”。他让刘备、吕布、袁术互相攻伐，等到三方筋疲力尽时，立即联合江东孙策打败袁术，再联合刘备剿灭吕布，最后又击溃刘备使其投奔袁绍。这样一来，本方只剩下袁绍一个对手了。
公元200年，曹袁开战。曹操把大后方的治理调度完全交给了荀彧。此间，荀彧一面总理国事，为远征免除一切后顾之忧；一面书信往来，助曹操决胜千里之外。战袁大捷，奠定了曹魏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随后，荀彧又建议曹操暂缓南征，乘胜追击袁氏，迅速平定冀州之地。
建安六年，操就谷东平安民，粮少，不足与河北相支，欲因绍新破，以期间击讨刘表。彧曰：“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衮、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乘虚以出于后，则公事去矣。”操遂复次于河上。绍病死，操渡河，击绍子谭、尚。高干、郭授侵略河东，关右震动，使钟繇率马腾等击之。夏四月，操扬兵河上，击绍仓亭君，破之。秋九月，操引兵还。公元207年操将伐刘表，问彧安出良策，荀彧建议：表面佯攻宛、叶两城，暗遣奇兵突袭荆州。操依计而行，遂“暗度陈仓”、升东击西。不久刘表病死，子刘琮降，荆州不战而收，在荀彧的经心谋划下，曹操统一北方大功告成。
《荀彧别传》载太祖曹操表文曰：“臣闻虑为功首，谋为赏本，野绩不越庙堂，战多不逾国勋。是故曲阜之锡，不后营丘，萧何之土，先于平阳，珍策重计，古今所尚。侍中守尚书令彧，积德累行，少长无悔，遭世纷扰，怀忠念治。臣自始举义兵，周游征伐，与彧戮力同心，左右王略，发言授策，无施不效。彧之功也，臣由以济，用披浮云，显光日月。陛下幸许，彧左右机近，忠恪袛顺，如履薄冰，研精极锐，以抚庶事，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宜亨高爵，以彰元勋。”
操又与彧手书曰：“与君共事以来，立朝廷，君之相为匡弼，君之相为举人，君之相为建计，君之相为密谋，亦已多矣。”
建安十二年，操上书表彧曰：“昔袁绍作逆，连兵官渡，时众寡粮单，欲图还许。尚书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远恢进讨之略，启发臣心，革易愚虑，坚营固守，缴其军实，遂摧扑大寇，济危以安。绍既破败，臣粮亦尽，将舍河北之规，改就荆南之策。彧复备陈得失，用移臣议，故得反旌冀土，克平四洲。向使臣退军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敌人怀利以自百，臣众怯泪以丧气。有必败之形，无一捷之势。复若南征刘表，委弃衮、豫，饥军深入，逾越江、沔。利既难要，将使东据。而彧建二策，以亡为存，以祸为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贵指纵之功，薄搏获之赏；古人尚帷幄之规，下攻拨之力。原其绩效，足享高爵。而海内未喻其状，所受不侔其功，臣诚惜之。乞重评议，增畴户邑。”彧深辞让。操譬之曰：“昔介子推有言：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君奇谟拔出，兴亡所系，可专有之邪！虽慕鲁连冲高之迹，将为圣人达节之义乎”？于是增封千户，并前二千户。
（五）．达济苍生 匡汉志强。
荀彧辅佐曹操的本意，是平定祸乱，恢复天下秩序，因此，他反对曹操晋爵魏公，享受九锡的殊荣，以此表示自己忠于汉朝的心志。“荀彧一生，察其定举措，立言策，崇明王略，以急国艰，功申运改，迹疑心一。”
荀彧身上流淌着其先辈的血液，很早以前便怀着一颗拥刘扶汉，济世救民的壮心。这份壮心历久不衰，至死不悔。荀彧以头脑冷静、洞察细微而著称，但是，匡扶汉室，兼济生灵需要荡除遍布各地的分裂割据势力。这是非常关键、非常艰巨的。尤其在选择军事领导人的问题上，在对袁、曹的每一次军事、政治“考核”中，何去何从，对于荀彧来说，并不是一言即定的，他经过了艰难的选择，最终，投入到曹操的阵营，他将在那里施展自己杰出的才华，去追求一个永远都无法实现的美丽梦想。在那严酷的现实下，荀彧坚定不移，苦心孤诣地践行着。
荀彧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虽说他最终投奔了曹营，也相信了自己的眼力，但是，他绝不能拿拥刘扶汉这样的国家大事等同儿戏，如所托非人，危害将及。所以，在当初三四年的时间里，荀彧缄默不语，未展才华。他徘徊、观望、观察。《帝国的权谋》曰：“彧，实在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辑者以为：徐庶则是“身在曹营，心系刘备。”
刘表在当时割据势力中算是比较强大的一个，不过，他不像袁术、袁绍那样，对汉室心存不敬。他和刘备一样，是“帝室之胄”。汉献帝驾临许昌以后，刘表给许昌提供的物资源源不断。乱世之中，如此坚持，十分珍贵。所以刘表是一个老实的大好人，史书言其无“四方志”或缺乏进取之心。在荀彧看来，这样的老实人不应该，或者说至少现在不应该成为曹操打击的目标。最应该消灭的，是那些不臣之心，积极称帝的人物，如袁绍、袁术之流。因此，两次三番，荀彧不同意攻打刘表，之间掺杂着极其复杂的感情因素和政治因素，就如同当初不同意攻打刘备的心理一样。当然，从军事上说，荀彧的建议也确实合情合理，因为以袁绍的身份和声望，一经卷土重来，将会重新构成巨大威胁。
在积极建议奉迎落魄天子的政治人物中，只有沮授、荀彧、曹操三人。而此三人中，沮授与曹操的意思基本相同，即“挾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廷。”是出于各自的政治欲望，所以才“迎大驾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在荀彧看来，高贵的天子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够被挟持的。此三人在迎驾天子方面，都展现了作为杰出政治家的智慧光芒，但是，行为的相同并不意味着政治目的相同。沮授、曹操看重的是落破天子不可估量的政治价值，在他们眼中，天子是他们能够随意调度，利用的一枚棋子，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当做过河的卒子使用；在荀彧眼中，天子可能也是一枚棋子，但却是呆在宫中的“老帅”或“老将”，他的主要价值不在于被利用，而在于他是自己忠心维护的大汉帝国的一面旗帜。
荀彧不愿天子被野心家玩弄于股掌之上，从而成为他们争权夺利，甚至最终将颠覆汉室的工具，那是对至高无上的天子的凌辱，也是对他兴复汉室的政治理想的沉重打击，他要把落魄天子置于对帝国忠心耿耿的大臣的保护之下，当然最后合适的人选无疑是曹操，因为他那时没有一点儿篡逆的迹象。西迎圣驾，是荀彧对自己毕生政治理想的热切追求，他要侍奉天子，匡扶汉室，拯救天下苍生，他要挽狂澜于既倒，用自己杰出的智慧和才能，拯救日渐式微的汉廷，复兴大业，继往开来。
被历史低估或舍弃并不重要，与政治家鲁肃、沮授相比，荀彧显然是幸运的。他慧眼识英才，投奔了曹操这样一个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所有建议与决策，几乎毫无阻碍地被接纳，毕生追求的政治理想也按照他最初的设想，一步一步地实现着。
但是现实是残酷的，随着北中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荀彧最最不愿看到的一幕终于发生了。过去忠心耿耿，勤王保驾的曹操逐渐消失了，一个野心勃勃，忤逆不道的奸贼慢慢浮出水面，对于荀彧这样一位阅历丰富，判断敏锐而又十分睿智的人，汉亡魏兴应当是早在他的预料之中，很早的时候，复兴汉室便成为他孜孜以求的目标。现在，曹操羽翼已丰，代汉是迟早的事，这个结果是自己所无法阻挡的，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对荀彧而言，与汉室共存亡可能是他早就立下的信念。既然一生的努力付诸东流，理想和追求已经破灭，人世间还有什么值得留恋呢？一切都结束了。东汉的命运结束了，终生的抱负结束了，大厦将倾，非一木可支，自己的生命也该随之结束了。于是，他选择了离去。似一叶扁舟，承载着对衰微汉室的惋惜与遗憾离去了；承载着传奇和美誉、坚定和坦然离去了；一定也承载着许多的无奈与孤独、凄凉与悲怆。但是，对于这样一位苦心孤诣，为国中兴、兼济天下生灵的人物，历史的后人不会忘记，荀姓的后人们不会忘记！
（六）、着眼大局 指明方向
荀彧擅长从政治的高度进行战略决策，从统揽全局的观点出发，以独到的眼光察觉利害所在，思考推动整体发展的战略机制，为曹操集团的发展壮大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他提出“奉天子以从众望”的策略，以“汉室中兴”为纲领，令天下归心。曹操极为欣赏，把汉献帝迎到许都，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使各路军阀望尘莫及，并广泛扩大了曹方的影响。
荀彧劝操曰：“昔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播越，将军首倡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能远赴关右，然犹分遣将帅，蒙险通使，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是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车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为累，明矣。韩暹、杨奉其敢为害！若不时定，四方生心，后虽虑之，无及。”引经据典，阐明“天下归心”的大好局面。从这段谏言的引据及语气上，可以看出，迎驾之议，波折四起。谋臣们由于无所洞见或疏于政治而多持反调。与沮授一样，曹营的荀彧亦曲高而和寡了。关键时刻，荀彧力排众议，以高人一筹的判断力及富于远见的战略眼光，促成了这一宏伟的设想。
天子的到来，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曹操的官衔也来了个三级跳，由级别不高的奋武将军蹿升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将军。当然，曹操也不会忘记，首谏此议有功之人，他以天子的名义任命荀彧为侍中（相当于天子秘书长）、守尚书令（相当于代总理）。同时，他马上以诏书的名义给政敌袁绍来了一个下马威，说他篡权树党，不恤王事。绍无可奈何，只能气愤地说：“今乃挟天子以令我乎！”袁绍曾动员盘踞穰县的张绣，准备南北夹击曹操，但张绣却投降了曹操，理由很简单：“曹公奉天子，宜从。”后来，袁氏集团攻打河东，与关中军阀马腾联络，马腾派兵增援，理由同样简单：“曹公奉天子，顺道，袁氏弃王命，逆德。”
落魄天子的号召力在曹操南征荆州时发挥到极致。荆州的官员劝说刘琮投降，可刘琮还想与其部属“守先君（刘表）之业，以观天下。”部属的回答是：“顺逆有大理，以人臣拒人主，逆也。”言外之意，对抗曹操就是对抗天子，就是为逆。轻轻的几句话，刘琮便放弃了抵抗。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的大好荆州就这样兵不血刃地落入了曹操囊中。以后孙刘夺荆，始则钩心斗角，再则刀兵相见，最后血流成河。妇孺皆知的关云长也为此搭上了性命，他的盟兄弟张飞、刘备也间接此因，命归黄泉。要知道，他们争夺的还只是荆州的一部分啊！对比一下，不禁令人感叹：这就是少年落魄天子的威力。此时，九泉之下的袁本初、刘玄德恐怕不会不佩服曹孟德和荀文若吧！
官渡（今河南省中牟县东北二十里）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是曹操统一北方的关键性战役。《.三国演义》的精彩描述，使人们记住了曹操、袁绍、关羽、许攸、颜良、文丑等诩诩如生的人物，有些人物被人们广为传诵，并将他们和官渡战役的胜负牢牢地联系在一起。而对这场战役的胜负起着真正的决定性作用的人物—荀彧，反倒被遗忘了。其实，这场战役从大幕初启到大幕落下的三、四年的时间里，荀彧始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是他不是登台表演的演员，而是隐藏幕后的导演、总导演。
自曹操之迎天子也，袁绍内怀不服。绍既并河、朔，天下畏其强。操方东扰吕布，南拒张绣，而绣败曹军于宛。绍益骄，与操书，其辞悚慢。操大怒，出入动静变于常，众皆谓失利于张绣故也。钟繇以问彧，彧曰：“公之聪明，必不追究往事，殆有他虑。”则见操问之，操乃以绍书示彧，曰：“今将讨不义，而力不敌，何如？”彧曰：“古之成败者，诚有其才，虽弱必强，苟非其人，虽强易弱，刘、项之存亡，足以观矣。今与公争天下者，唯袁绍耳”。
在如此重大的问题面前，荀彧首先考虑到，一定要坚定曹操的抗袁信心。所以他及时提出了战袁“四胜说”，以打消曹操内心的畏缩苗头。所以说，官渡之战发生之前就已经打上了荀彧策划及导演的烙印。“四胜说”是说曹操有四个方面胜过袁绍：绍外宽内忌，任人有疑；操明达事理，唯才是用，这是度胜。绍遇事犹豫，易失战机；操果决善断，机变百出，这是谋胜。绍御众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多，难有大用；操法令严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少，人争致死，这是武胜。绍凭借世资，矫揉造作，虚邀名誉，归附者多是名不副实之士人；操待人至诚，不求虚名，忠正而有远见的士人乐为其用，这是德胜。此外，荀彧认为，曹操还有一个最大的政治优势，即由汉献帝发号施令，名正言顺，天下响应。彧曰：“夫以此四胜辅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绍之强其何能为。”操大悦。
对袁绍文臣武将的分析，进一步鼓足操之信心
同时，荀彧为了抗袁大战的届时胜算，导演了主战场外围的清扫工作。这一年是公元197年，距离官渡之战发生还有两年多的时间。事态按着荀彧的策划一步步的发展。钟繇很快安抚了关中的韩遂、马腾。公元198年9月，曹操消灭了吕布。公元200年正月，曹操击溃与袁绍结盟的刘备，这时距大战发生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在荀彧的策划导演下，曹操终于在决战即将到来之际，尽最大可能消除了诸多的不利因素。接下来，荀彧还要在官渡之战中继续发挥着他的关键作用，以避免曹操将即将到手的胜利拱手让人。
荀彧对比双方的现状，一针见血地指出袁绍必然失败，曹操必然胜利。“四胜说”等是从战略上来论断的，告诫曹操可以在战略上藐视袁绍，但绝不意味着可以在战术上轻视袁绍，因为袁绍的军事力量毕竟还是十分强大的，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对待。
建安五年，与绍连战，操保官渡，绍围之。操军粮方尽，书与彧，议欲还许以引绍。彧回书曰：“今军粮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以十分之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操乃住。遂以奇兵袭绍之别屯，斩其将淳与琼等，绍退走。
荀彧回书所指明的是：不能只考虑己方的困难，更要明确敌方的弱点及可能发生的变故，要抓住一纵即逝的时机，另外就是“先退者势屈”,贵在坚持，一定要坚持。这就是“韧性的战斗。”
按曹操的选择，下一个打击的目标是盘踞在荆州（今湖南常德市东北）的刘表。理由是：绍受重创，一蹶不振，难以为害；而刘表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与许接壤，如不铲除，将生胁迫。荀彧坚决反对，在他看来，绍虽受创，然根基深厚，若以喘息，死灰复燃，乘虚而来，腹背受敌，兖豫危矣。所以，当务之急，是乘绍之新败，部属离心之际，将其一举消灭，占领冀、青、幽、并四洲。这亦符合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之说。
从树立信心，再树信心、扫清外围等多方准备，到“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无坚不摧的执著，以及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定信念，终于使曹操坚持下来。然后，抓住时机，再用奇谋，于是引来了曹操一生中最为辉煌的胜利。进而扫除余烬，将绍军“完全彻底消灭之。”从此，曹操势力大盛。
（七）、品格高尚 血脉永长
作为政治家，荀彧抱负宏大，治国有方；作为军事家，荀彧统筹谋划，镇国安邦。更为难得的是，荀彧德行周备，品格高尚。而且，风范标秉，五世其昌；持心平正，血脉永长。
落魄的少年天子被迎驾许都，荀彧左右机近，忠恪祗顺，如履薄冰。一心想拂去献帝所受到的凌辱与摆布。又主筑宫室，改变少帝被掠劫西京以来颠沛流离的惨颓之状，恢复汉帝往日的威仪，以图中兴。荀彧无奈而薨殒，汉献帝心悲望绝，祖日为之废嬿乐。
荀彧居高不傲，礼贤下士，平易近人，宽厚仁和，每有朝会，尊人之言；他不像郭嘉贾诩等人那样光芒四射，但他“非正道不用心”的恢弘气度，是朝臣们无法比拟的。他“沉静内敛，谦冲节俭”，在他身上几乎感觉不到身处乱世的浮躁，唯有淡泊与持成。他不留财，不敛富，俸禄赏赐，辄以散之宗族知友，以至于“家无余财。”他不居功，不显能，每次建言献策之后都退居幕后，悄然无声。公元203年，曹操上表，请封荀彧为万岁亭侯，正在担任尚书令的荀彧看到了操之文表，恭谦自让，把表压了下来。公元207年，操先后十几次欲增荀彧食邑，并授以三公之位，都被荀彧婉言谢绝了。荀彧临终之前，将自己以往的文稿陈条一一焚毁，不让它流传于世。这个一生内敛的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未曾留下一句臧否的话语，其平和心态难能可贵。
曹操集团由弱转强，跟荀彧的人格魅力和道德修养有着直接的关系。早期，曹操因出身宦官家庭而不被士族重视，天下很多有才之士也因为他的出身而唯恐避之不及。荀彧是第一个投奔曹操的名士，他就像磁石一样，将诸多名士吸引到曹操阵营。事实上，以荀彧首席谋臣，总理国事这样的位置，阻挡贤路是许多官人的常备心理，而他却举荐了大批贤能之士,其宽阔胸怀被士人们推崇备至,其高风亮节使得曹操对他礼敬有加。
贾诩劝李傕等攻长安成功，傕等感诩，欲以诩为尚书令。诩辞曰：“尚书仆射，官之师长，天下所望，诩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纵诩昧于荣利，奈国朝何！”于是以诩为它职。
当荀彧为尚书令，满朝叹服。因品德高尚而名重天下，海内英俊咸为仪表而宗焉。凡王公、列卿、将帅、校尉等官行复道中，遇尚书令荀彧及属椽，皆回车预避，卫士不得忤台官，台官过，乃得去。可见荀彧在朝廷中的尊威，因高尚而得重望。
荀彧反对曹操复古九州之议，当时曹操的念头虽然被打消了，但他仍然守住了自己的一线忠诚，与荀彧怡然相处。但是，和荀彧以思想而为圣贤不同，曹操是以武功而为英雄的，当他不满足于位极人臣的宰相地位而欲为魏公时，荀彧坚决反对，“操闻言变色。”这成了荀曹之交的分水岭。生性多疑的曹操开始对德高望重的荀彧处处提防，荀彧也郁闷忧心，消极度日，民间传说两人之间的矛盾最终以一种无声的默契解决了—曹操托人送给荀彧一只食盒，打开空无一物，荀彧明白了对方的用意，遂服毒自尽。整个过程没有激烈的论辩，没有轰然的抗争，荀彧承袭了惯常的低凋，安静地结束了自己的人生。而史实是，荀彧薨殒于远征孙权之途中,但亦是由操相逼，忧郁而薨。荀彧的死与曹操的“升”是社会历史形势发展的必然，是士人阶层性格导致悲剧的必然，是高尚与卑劣的本身所使然。
曹操是多么希望在晋爵魏公的过程中能够得到荀彧的支持，若如此，荀彧便真正成了曹操的萧何了。然而，荀彧坚决拒绝自做萧何。在荀彧认为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够作为交易的筹码，特别是他赖以安身立命的气节、品格、原则和理想等，更不能被交易。汉帝国的命运早已无从挽救了。权力富贵又有什么意义呢！于是，清正廉明、淡泊宁静、超凡脱俗、济世救民等风尚，便齐来拦截这不堪一击的诱惑；权力、富贵，速速躲开吧！
从这些政治心灵及为官准则中，不难想见荀彧平素日常的言行。他那俭让谦躬、谦逊谨慎、毫不张扬的诸多高洁品质，永远启教人们着眼大局，与人为善，人心向善，天下为公！
如此高尚之人，又闪烁着大儒之风，相国之才，有着匡扶汉室，兼济天下苍生的情怀，并以其风流萧洒的风度，淡泊名利的心态，官渡大捷的功勋以及居重位而无骄浮之嫌，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尊重和仰幕。他是当时名士阶层的道德楷模，天下莫不以为仪表。现在，他亦当为中国社会为官者学习的榜样；他的英名伟绩，在荀人心中将永垂不朽；他的优良血脉，在荀人身上永远长流。
（八）、诬言不毁 渊雅遗香
公元212年，即北中国统一后的第四年，曹操的一些亲信密议，操功高盖世，不宜与众臣等列，应进爵国公，并备九锡之物，最后一个过程，董昭将密议摆到荀彧面前。彧曰：“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振汉朝，虽勋庸功著，犹秉忠贞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寝。事情虽然搁止了，但是，荀彧明白，汉帝国的命运已经无可挽回地渐渐远去了。拒绝并不能意味国家命运的恢复，而只会意味着自己荣华富贵的远去。他拒绝这份密议的同时，就是拒绝了以权力、富贵交换国家命运的交易条件。曹操的心中充满了深深的遗憾，这位名重天下、海内钦仰的智者，二十年来帮助自己屡度难关，而在自己政治生涯最为关键的时刻，却与自己分道扬镳了。曹操怎能不遗憾呢。荀彧也是自己的亲信之人，并有双重的儿女姻亲，提此密议者应该首起自荀彧才是，董昭等人还不够资格。荀彧没能够完全识破枭雄之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曹操从来就没有摸透这位与自己相处二十余年的政治家的真正态度，是人心善恶的必然。高尚卑劣永无相合。
于是，操心不能平，会南征孙权，操表请彧劳军于谯，复又表留彧曰：“臣闻古之遣将，上设监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所以尊严国命，谋而鲜过者也。臣今当济江，奉辞伐罪，宜有大使肃将王命。文武并用，自古有之。使持节侍中守尚书令万岁亭侯彧，国之重臣，德洽华夏，即停军所次，便宜与臣俱进，宣示国命，威怀丑虏。军礼尚速，不及先请，臣辄留彧，依以为重。”书奏，帝从之（献帝啊！为何从之呢？）。遂以彧为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至濡须（安徽巢湖），彧病留寿春（寿县）。操馈之以食，发视，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时年五十。帝哀惜之，祖日为之废讌乐。谥曰敬侯，赠太尉。明年，操遂称魏公，后来称魏王，再后来，其子曹丕纂汉自立。
裴松之说：“世之论者，或讥彧协规魏氏，以倾汉祚；君臣易位，实彧之由。虽晚节立异，无救运移；功既违义，识亦疚焉。陈氏（陈寿）此评，盖亦同乎世识。臣松之以为，斯言之作，诚未得其远大者也。彧岂不知魏武曹操之志气，非衰汉之贞臣哉？良以于时，王道既微，横流已极，雄豪虎视，人怀异心，不有拔乱之资，仗顺之略，则汉室之亡忽诸，黔首之类殄矣。夫欲翼赞时英，一匡屯远，非斯之与而谁与哉？是故经纶急疾，若救身首，用能动于峡中，至于大亨，苍生蒙舟航之接，刘宗延二纪之祚，岂非荀公之本图，仁恕之远致乎？及至霸业既隆，翦汉迹著，然后亡身殉节，以申素情，全大正于当年，布诚心与百代，可谓任重道远，志行义立，谓之未免，其殆诬软！”
《献帝春秋》曰：董承之诛，伏后与父完书，言司空杀董承，帝方为报怨。完得书以示彧，彧恶之，久隐而不言。完以示妻弟攀普，普封以呈操，操阴为之备。彧后恐事觉，欲自发之，固求使至邺，劝操以女配帝。操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以配上，吾以微功见录，位为宰相，岂复赖女宠乎！”彧曰：“伏后无子，性又凶邪，往常与父书，言辞丑恶，可因此废也。”操曰：“卿昔何不道之？”彧佯惊曰：“昔已尝为公言也。”操曰：“此岂小事而吾忘之！”彧又惊曰：“诚未与公邪！昔公在官度与袁绍相持，恐增内顾之念，故不言耳。”操曰：“官度事后何以不言？”彧无对，谢阙而已。操以此恨彧，而外含容之，故世莫得知。裴松之曰：“彧欲发伏后事，而求使至邺，而方诬曹操昔日已尝言。言即无证，回托以官度之虞，府仰之间，辞情顿屈，虽在庸人，犹不至此，何以玷累先哲哉！俚俗尚无此窘，况命世大贤乎！谤彧如此。袁伟虚罔之类，此最为甚也。”“彧卒于寿春，寿春亡者告孙权，言操使彧杀伏后，彧不从，故自杀。”权以露布于蜀，刘备闻之，曰：“老贼不死，祸乱未已。”亦为无稽之言。出自鄙俚。
诗人杜牧以为，“彧劝魏武取兖州则比之高光，官渡不令还许则比之楚汉，及事就功毕，乃邀名于汉代，譬之盗穴墙发匮而不与同挈（总领），得不为盗乎？”史学家司马光则以为：孔子称“文胜质则史”，凡为史者记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则，比魏武于高、光、楚、汉者，史氏之文也，岂彧口所言邪！用是贬彧，罪矣。且使魏武为帝，则彧为佐命元勋，与萧何同赏，彧不利此而利于杀身以邀名，岂人情乎！辑者亦以为：“小杜”之言诧矣！
盛馔昌《说三国》言：荀彧薨殒，子孙五世其昌，和鸣锵锵。据中国很早的一部家谱《颍川荀氏家传》所记，荀彧子孙有很多在两晋做大官。后人对荀彧多持赞赏，却仍有指责，元人陈普咏史诗《荀彧》二首：“其一、乱来拣得一枝栖，得道争知却是迷。曹操若逢诸葛亮，暮年当作汉征西（曹操素志，愿为征西将军）。其二、河济泰山犹是汉，匆匆把作贼关中。久知天下无刘氏，不料人间有孔融。”辑者亦咏诗一首：“后世咏者多轻浮，史官松之会揣度。读史无需到深处，孔明孔融比俚俗。”
荀彧为人伟美，潘勖为彧碑文：瑰姿奇表。《祢衡传》曰：或问祢衡：“曹公、荀令君皆足盖世乎？”衡称曹公不甚多；见荀令君有仪容，以为荀公只有貌耳。于是众人皆切齿。后同于孔融，以恃才傲物见杀于太祖曹操。
作为谋士，荀彧能谋善断；作为能臣，荀彧治事用典，安邦有道。更为难得的是，荀彧还是那个时代名士阶层的道德楷模，堪称乱世之中的一代大儒。在刀光剑影，尔虞我诈的时代，能做到“天下莫不以为仪表”，千百年来，实属罕见。
相传荀彧守汉尚书令，曾得异香，每至人家坐，三日香气不歇。用来指荀彧有高雅的风采，遗后世以清尚之幽香。故人称“令香君”、“荀令香”，“令”指尚书令。名士李欣亦言之曰：“风流三接令香君”。难怪，海内英俊皆宗师焉。荀姓后人皆崇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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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彧（公元163年—公元212年）
荀攸（公元157年—公元214年）
荀顗（？—公元2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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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藩（？—公元3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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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崧（公元262年—公元328年）
荀羡（公元322年—公元359年）
荀伯玉（公元437年—公元4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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