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是指把文字摹刻在石上。《金石索》记载：“古者方曰碑，圆曰碣，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亦曰石刻。”通常来讲，“石刻”除了指“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亦曰石刻”这种样式之外，还包括碑、匾额、墓志、刻经、造像、建筑物附刻等。
葵潭范围内，有资料记载的，最古老的石刻在千秋镇，乃宋末文天祥部将邹凤所刻。当时，邹凤为了保护南逃的皇帝赵昺，屯兵于千秋镇以抗击元兵，期间，刻字于石上：“崇岗壁立，曲水长流，天险莫升，人谋曷筹，山川万古，镇垒千秋”。这件事情，明朝《隆庆潮阳县志》有记载：“千秋镇在……宋处置使邹凤尝驻兵其上，因勒铭刻之石……”但是，今天七八十岁的当地老人，都对此石刻没有印象。看来，这一处石刻如果确有其事，应该也在百年之前就被销毁了。
镇内通常说的“姑婆张”，始祖为肇居公。现在肇居公墓葬北侧的山头上立有一块高约1.6米的石碑，刻着“宋葵潭始祖肇居（基）张公墓道”几个阴文大字。这块墓道碑，是目前葵潭可以见得到的最为古老的石碑。不过，从可考的资料来看，这块石碑应该是在明朝前期所立。“姑婆张”第一个来葵潭创业的，实际上乃肇居公之孙无逸公，其时是明朝成化年间（成化一年即公元1465年）。石碑上的“宋”字，不代表墓葬年代。用上“宋”字，应该是肇居公本人不承认蒙古人建立的“元朝”，自认为乃“宋之遗民”的原因。当然，还不排除肇居公不承认明朝，或者不知道有明朝，像“世外桃源”的人“不知有魏晋”的可能性。除此之外，比较古老的碑刻应该算螃蟹村武高山寺前的一块。该碑乃明朝万历甲寅42年（1620）所立，苦经风霜粗糙不平的石碑上，正文刻着“螃蟹武高山寺，总理，袁德宇、少轩”十三个楷书大字。
对葵潭历史最有价值的碑刻在葵阳街头玄武牌楼下。这块石碑题为“周道如砥”，刻于雍正十一年（1733），主要记录了当时修建葵阳段官道的原由、过程和捐助者的姓名。碑记为：
葵潭地当孔道，为闽粤南路之冲，凡文武官员及四方宾旅络绎往来所必经。乃义安东西（疑有它字）。当晴乾（意应为“干”）里道可无臲兀，一遇阴雨，泥泞没胫，前凝后滞，车倾徒惫，舆马不胜其讯。若旧时，有如集木临谷，西安至白岭仔一带，倾仄险巇，咫尺不啻千里，步履尤艰。当目馨心险，象语各喜填修，为一劳永逸计，诚菩萨善念济人利物之羡举（或为“美举”、“义举”之误）。然工程浩大，非一蹴而成，因积尘成岳，聚腋成裘，赞费可就，兹幸协力赞禳，工程告竣矣。义举固不市名，亦非赐福第公，来往身历，心祝咸平，额回继自，今履险而夸，皆诸君子力也，其福报当与山高水长，永鸣谢其事，志姓氏于不忘，爰序之以寿石（其后为捐助者姓名等）。
详尽的碑记，使得这块石碑成了葵潭现存的、记录旧时地理位置和交通状况无须辩驳且最古老的实物资料。据说，这块碑是在镇内某个大水池里打捞上来的。
玄武佛祖庙南面的“化育门”，旧时称为“葵埠正门”，在此门内，有一块重建南门的碑记，主要记录着捐建热心人的姓名等。碑上刻着乾隆四十八年（1783）的字样（此碑还刻着另一个时间：同治十二年，即1873年）。
比“化育门”的重建碑记稍早点的，还有寨内“节孝亭”的碑记。节孝亭于乾隆六年（1741）建成，估计碑记也大约在这段时间所刻。葵潭现存的，内容得以比较完整阅读的石碑中，以这一块的体积最大。这块碑的长度为二百一十七公分，宽六十三公分，厚则有十几公分。石碑经受了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已经面目全非。碑记中的字，有的已经看不出来。盐坑十九世，原葵潭中心小学校长黄秉壬，多年潜心考证碑记文字，颇有心得。2005年初，88岁高龄的秉壬校长，更是邀请了张世明先生共同考证碑文。目前已经确认的文字是：
盐坑十二世官氏祖妣节孝亭碑记
特授镇守广东高雷□□□等处地方统率水陆官兵□□统制土司守御总兵官加二纪杨成恩□□□御带□总守□□□□□广东潮阳等处地方署参府管□府事世袭骑都尉加一级林□月□□惠来地方□□□□□荣禄十等功副总兵广东惠来地方□府荣带记录一次三□之臣
特开广东潮州府惠来县知县杨宗炳州府正堂□□□□□□□昭美
肯恩荣节孝□□□□□□□贡生黄名扬发妻乃生员黄应昌之玄孙媳生员黄必达之嫡孙媳生员黄孝之长媳举人黄周礼之堂娌贡生黄文焕文昭监生黄文峰之母监生黄鸿九黄鸿国鸿训鸿翮鸿达等之祖母也氏系出中山望族乃生员官斗仪孙女监生官焯之女贡生官逢癸官李华之胞□历叙其端以垂芳奕世
葵阳葵溪植葵轩建立
牛头大池旁的“三山国王”庙东侧的一块老石碑则比石亭碑记更早一些。这块碑高有一百八十五公分，宽为七十六公分。题为“视履流芳”。字迹模糊不清。看得出来的，是右侧第二列的“转石修筑荡夷，爰将维（或为姓）宁敬（或赞）禳庙碑，昭慈明德，千载永□”。后为姓名。落款的时间为“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年”等几个字。有的老人推断，因大池是葵潭的总水口，所以，这一块石碑极有可能是与建佛祖庙大概同时期的建庙碑记。实际上，这个推断不是很准确。按照通常创祖置乡的习惯，即先请来王爷公，然后再动工置乡，再从此庙的地理位置来看，此“王爷公”应该是张黄吴明末崇祯年间围寨请来的，庙建于工程动工之前。而现在庙前石碑只是一块重建的碑记。之所以不说“三山国王”庙是整个葵潭置乡的王爷公，是因为早先的时候，葵潭来的人大多是漂泊流浪来的，零星来的，没有形成组织和团体的。比如，吉成片的旧铺。所以，在葵潭，旧铺虽然更早有人居住，但因不是“置乡”，故而没有“王爷公”（或许有，但已经不存在。可肯定的，绝不是“三山国王”庙）。而“三山国王”庙的位置，离早先的旧铺很远，但恰恰是在寨内的水口旁边。且从可考资料看，建筑年代相近。如果查阅目前的资料，还可知道“三山国王”庙建筑时间在佛祖庙之前（佛祖庙建于雍正年间）。本来，考察此碑的时期和立碑的原由是不难的，只是最右侧一列字被镶在墙里，难以看到，且没有花费功夫去拓出字来，故而须在这里作这般推测。
以上所述虽非葵潭现存石碑的全部，但是，仅凭目前重新发现和从古至今保存着的这些石碑，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这些石碑的凿刻时间均在明末清初，且以清朝时期居多，很大程度上，应该说是葵潭人口迁入和墟埠形成、发展的有力见证。
与碑刻侧重于记录历史不同，门楣匾额主要展现了当地文化的某些侧面。葵潭现存的古匾额，除了一些祠堂的名称之外，大致还有“将军第”、“庄氏金祖室”、“吴氏业祖室”、“德让里”、“大夫第”、“友庐”等一些。除了古建筑篇介绍的几处，能够充分体现文化特点的，是“外翰第”、“儒林第”这些匾额。“外翰第”通常指“有地位的文翰人家的外衙”；“儒林第”指的是“有作为、有文化的人居住的房屋”。目前，葵潭大约有“外翰第”三处，“儒林第”三处（顺便说一句，刻着同样匾额的老屋居民，大多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与“颖川世家”、“科甲世家”、“曲江世家”、“九牧世家”这些标示家族渊源和显赫地位的门第堂号的匾额不同，“外翰第”、“儒林第”这些老屋里，基本上，近几代的先辈中就有考取功名的，也就是说，考取功名者与当前的居民有着更为直接的血缘关系。这种现象说明了，最起码在明末清初修建这些房屋，刻下这些匾额时，葵潭就已经是一个相当注重文化且在文化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的镇区了。虽然，那个时候距离这些先辈们从河南、江西、福建等地千里迢迢迁移到葵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迁移到一个新的地方定居，而能够在短时间内培养出有作为有文化的后代这一点，确实是“河洛（福佬）人”“有着良好的'诗礼传家’传统，注重提升家族文化修养”这种特性最好的证明。
而题写匾额的执笔人，即便没有考取功名，大多也是当地颇有声誉和影响的文人，如“德让里”三个字，题字人黄日长就是葵潭旧社会一位很有文墨声誉的人物。数量颇多的文人，再次说明了尊师重教、尊重知识并非葵潭富足人家独有的做法，而是当地社会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
在上述三种石刻样式之外，再简单介绍几副雕刻的对联。先说说文昌阁的一副。原来文昌阁这副对联刻在旧庙的门斗上，现在，字被雕到正门一副新的门斗上，原有那一副据说却保存在渡头庵里，因为文昌帝君曾经在渡头庵借住过，且对联的字尾与“碧水岩”似有联系，而题写对联的又是清朝中了进士的林鸾飞（籍贯非葵潭），一个有功名的人，因此，关于此联归属这一个很简单很明确的问题就变得扑朔迷离，难以确认了——略过不提。此联的上联是：七曲文星凌碧水；下联：一枝魁笔点葵山。行书字体。
这里想介绍的第二副对联在寨内衙埕巷前部，是拍摄葵潭老屋时偶然发现的。因为门面较小，对联没有刻在门斗两边，而是刻在凹斗式大门凹进去的左右两侧墙壁上。字迹不像直接在石灰涂抹的墙壁上勾勒而出，而更像是砖雕。其中一幅只有依稀的汉字模样，看不出是什么字；另一幅则仍然有几个比较明显的字样。字体是小篆，有的笔画弯曲顾盼，整体却也显得方正持重，大小约八公分见方。从这副模糊的对联就足以看出，当时的主人，在葵潭应该也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
黄仕续旧居大门门斗两边石灰涂抹的墙壁上，两幅宽约70厘米、高度约与门斗平齐的书法竖幅，连同门楣上的飘逸灵动的“外翰第”三个字，据说，均为黄仕续本人亲自题写。那个时候，黄仕续的书法水平在葵潭已经是非常好的了，但是，为了题写匾额上三个字和这两幅行书竖幅，黄本人特意一遍又一遍地多加练习了很久。从今天来看，这两幅竖幅，除了作品本身具有的书法艺术价值、除了体现黄仕续稳重严肃、精益求精的作风之外，其内容，可以说表达了旧时葵潭文人对于加强自身道德修养的共同追求；甚至，可以说是旧时葵潭民风某个侧面的真实写照——若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穷困而改节。智者改过迁善，愚者耻过遂非；迁善其德日新，遂非其恶日积——岁月虽已远去，今天应仍有棒喝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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