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虹野
院士杨振宁老先生和姚期智入中国籍在网上引起关注，但是有意思的是公众把吐槽的目标对准了杨老先生，而对于姚院士却甚少提及。对杨先生的批评大都集中于“在国外奉献回中国养老”，更有激烈者从“爱国”与否的高度对其批评，甚至个人婚姻这种私事都被拿来吐槽。而姚院士则更多的提及其是2000年图灵奖的获得者，58岁“黄金年龄”回国，一手撑起了清华计算机专业，公众对其不乏溢美之词。
普通人很难区分杨老先生和姚院士在学术上面的高低、也很二位在道德品质上的高低，更难区分哪位更加的“爱国”，可是为何在这次“入籍”事件中得到了区别对待呢？
或许有人会认为杨老先生的学术生涯都在美国，在中国没有太大的突破，在学术和教学上的贡献恐怕连普通的大学教师都比不上。而姚院士在职责履行上则不然，其在学术和教学上贡献颇大。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从职责履行上，或许姚院士要远远好于杨老先生。
当然，主流媒体会认为杨老先生的贡献在于其影响力，在于其“旗帜”作用，对杨老先生的高待遇有利于吸引同等资历的国外学术牛人。
显然公众和主流媒体的思路不在同一个维度，一个是认为“按劳分配”、不能依赖于资历拿劳动之外的报酬；另一个则认为“千金买马骨”，激励科研人员向杨老先生学习。一个是希望改变科研资源分配体系，转变按照资历分配而让年轻学者们在“黄金年龄”得到更多的资源，或者至少能够公平的进行竞争，另一个则是不愿意改变任何的科研体系，把“论功行赏”进行到底。
显然在“按劳分配”的维度上，杨老先生和姚院士二者相差甚远，与其说是公众对杨老先生“私德”吐槽，反而不如说是整个学术界和教育界集体无意识的在发泄着一种情绪，这种情绪既是对学术界和教育按劳分配的渴望和同工同酬的期盼，以及长期在学术界被按照资历进行资源分配的情绪积累的发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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