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南渡北归》
岳南撰写的《南渡北归》 共三部，《南渡北归》三部曲被《亚洲周刊》评为2011年全球华文十大好书之冠，称其为首部全景再现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
我刚刚看完了第一部《南渡》共62万字，这本书从抗战爆发即“卢沟桥事变”开始写起，主要描写记录了清华、北大、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营造学社等大学和机构随着日本侵华的战火步步紧逼，被迫一路南迁的故事。
一大批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冒着生命危险跟随逃难的难民一路南下：尤其是新成立的由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为主的西南联大教师学生风餐露宿，由北平——长沙——昆明——蒙自迁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营造学社也一同向西南迁徙，路途的艰辛、生活的困苦、还要躲避日机的轰炸，而在这种战乱时期朝不保夕的岁月里，一大批知识分子还始终不忘学业和研究，真正做到了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学习，他们的奋斗和抗争为新中国教育事业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仅这第一部《南渡》信息量就非常大，其中最震撼我的是长江边上抢运战略物资这一悲壮的场面。1938年的10月25日武汉沦陷，日军沿长江一线开始向西南腹地大举进攻。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保住抗战的有生力量就成了一项急迫的任务。此时，如何将滞留在西部长江岸边宜昌约9万吨战略物资、10万余军政两界人员及家属以及100万吨零散物资尽快安全转移，为日后抗战保存一线生机，就摆在我国最大的航运企业之一的民生公司面前。按照当时民生公司的运力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将这批物资和人员运送完，但给他们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四十天，他们必须赶在枯水季节来临之前完成运输任务。由卢作孚为指挥的民生公司制定出“分段运输，缩短航程，多运快运”为核心的运输方案。此后，在这长江边军民开始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轮船、木船和人力一起上，不分昼夜，拼命抢运，民生公司圆满完成任务，书写了长江航运史上最壮阔的篇章。显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同仇敌忾的决心和信心。这次战略物资的大转移，被著名教育家晏阳初称为“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
在与日寇抢时间运送战略物资的同时，为了保存文化的种子，多所大学实施南迁计划，刚刚组建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决定分成三批赶赴昆明，最值得一说的是路途最艰苦的第三批：由290名学生和11名教师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实行军事化管理，他们于1938年的2月20日从长沙出发“一路经湘西穿越贵州，翻山越岭，夜宿晓行跋涉1600余公里，日夜兼程68天，除车船代步和路途休整外，实际步行40天，约1300公里……”艰苦的跋涉磨练了师生的意志，沿路上百姓们高昂的抗日热情给师生很大的鼓舞，“热烈的场景在省城贵阳达到了高潮，这一天正赶上滂沱大雨，旅行团成员们为壮观瞻，步伐整齐地冒雨行军，嘹亮的歌声在雷电交加中传向四方，大街两旁的群众无不鼓掌欢呼，冒雨向前与队员握手拥抱，如此热烈的场景，令师生们深为感念，陡增肩上神圣使命感。”同时也把他们在战乱中求学与为抗战而学、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学紧密联系起来。到了昆明，西南联大的师生又时刻受日机轰炸的威胁，“跑警报”成了家常便饭。而受到日寇威胁的上海同济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下属的史语所以及所属的营造学社，干脆迁到四川宜宾李庄安营扎寨，而著名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和梁思永（年轻的考古学家）在李庄却差点因疾病折磨丧命。
我最感动的是梁氏一家遇到的“贵人”——当时任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那时林徽因和梁思永都因患严重的肺病卧床不起，李庄缺医少药，再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得知这一讯息，傅斯年为了救这些知识精英，1942年的春天，不惜给时任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写信，恳请施以援手。他在信中提了三条理由，第一条搬出梁启超来，说虽然梁公已逝，但光芒犹在；第二条直陈梁思成功绩：“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第三条介绍梁思永的为人：“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似皆宜有所体恤也……”经过傅斯年的努力，梁氏一家终于拿到了雪中送炭的一笔款，而让人惊讶的是傅斯年与梁氏一家并无私交，傅斯年也不是当年北总布胡同三号“太太的客厅”里的常客或座上宾。正如作者所言：“傅、梁二人之交，如同一条直道的河流在苍茫大地上毫不喧嚣地汩汩流淌，此境也壮观，其情也绵绵……真可谓应了古人那句名言——君子之交淡如水。”
傅斯年对专家学者或同仁学子的侠肝义胆，在文化圈内也不是个例，哲学大师金岳霖对弟子殷海光的扶助，让几十年后的殷海光始终不忘；国学大师胡适对留学在外生活窘迫的林语堂不留名的帮扶，已成一段佳话。他们这种情怀是从内心发出的对知识的尊重、对人才的爱惜，也是今天文化界、学术界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好传统。
书中最让人揪心的是叙述“三百年来一大师”陈寅恪困居“孤岛”香港的遭遇。陈寅恪于1940年暑假再次返港本是等候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这也是牛津大学创办三百余年来首次聘请一位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正当陈寅恪为赴欧之行做准备时，突遇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日军在珍珠港爆发的同日，大举进攻港岛，英国守军仅经18天抵抗便告崩溃。香港全部被日军占领，陈寅恪一家顿时陷入与外界音讯不通、缺资金、缺米粮的水深火热之中。这时的陈寅恪右眼已完全失明，夫人唐筼又患严重的心脏病，还拖着三个年幼的女儿，更为严重的是，当日军知道了陈寅恪的身份后，几次送大米面粉给陈家，陈寅恪宁愿一家老小吃红薯根红薯皮充饥也绝不受日军的拉拢，表现了这国宝中的国宝、一代宗师可贵的民族气节！在这一天比一天危险的当口，大师不愧是大师，决定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冒死突围，“陈氏携全家老小于1942年5月5日夜，乘一艘运粮的小商船，在夜幕掩护下悄悄逃离了坟墓般的孤岛，并在抵达澳门时得以与接应者谋面，对方奉朱家骅之命送来由中央研究院和中英庚子基金会共同拨发的款项19000元，另有部分逃亡的川资。饥寒交迫的陈寅恪得到这笔款子，如得天助，遂携家踏上了逃往内陆的历程。”
我读了《南渡北归》第一部的一点体会就是，知识分子的命运从来都是跟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息息相关，当日寇侵华，“华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时，学子们只能四处迁徙，在战火喘息时读书、科研；而在和平年代，学子们可以坐在明亮宽敞的教室，吸吮知识、畅谈理想。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岁月，记住前辈们求学的艰辛，为建设更加强大的祖国而努力，大概也是本书作者要告诉我们的吧。
——此文发表于《龙湖》2023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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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党跃英，自贡市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专毕业，曾在《自贡日报》《蜀南文学》《四川文学》等报刊发表散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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