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作于苏轼被贬海南期间。被贬海南，是苏轼被贬的最后一站了，这位大人物的颠沛流离的一生也接近了尾声。苏轼的确是够颠沛流离，他在《自题金山画像》中总结自己的一生，“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一生大半在漂泊，最后放逐海南三年，离开海南的第二年便去世了。这两句诗似乎也喻意了苏轼的一生，前半句“云散月明谁点缀”意有所指，苏轼的一生都想在政治上拂云见日，使官场清明，然而却因此一再被迫害，甚至几乎无缘政治核心。后半句“天容海色本澄清”在说一种宏大的气象，一种大自然的清明，是天与海的本色，也是一个人的本色，这句话大多数时候用来标榜自己，但如果用它来客观的形容另外一个人，苏轼当之无愧，历史上能承载起这句诗的恐怕也不多。
苏轼流传于世的诗文数量庞大，关于他的传说也最多、最生动。苏轼是宋朝文化以至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闪耀的存在。虽然他一生都未接近政治核心，但是他的诗文却始终没有离开帝王身边，几任皇帝、太后都对他赞赏有加，他被贬官在外地时，每有诗文传出，神宗便茶饭不思，揣摩数遍。这是苏轼的本事。流传于世的苏轼也不是脸谱化的，不是单一的诗人形象，相反，从某个侧面来说，他的文学成就或许只是他高尚人格的衬托。
苏轼起点甚高，是个天才，有出口成章、浑然天成的本事。他的诗文自然流畅，都是平实的语言，却是内容深刻，用典也可以化为无形。白居易写诗要老妪能解，苏轼也自称，“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人品与文风均如此平易近人。在文学史上，更是开创了新一代的词风。词自诞生起，便是“花间体”为主流，主要歌咏男女情爱，而苏轼则一切均可入词，风格大气，题裁广泛。后来的辛弃疾，一脉相承。
这样一个天才，却始终与当庭执政者意见不一，屡遭流放。步入仕途时，王安石执政，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过于激进。新法失败之后，旧法党司马光执政，苏轼又提出不应尽废新法。因反对新法，被别有用心之人陷害，导致乌台诗案几乎要了他的性命，并牵连了一众人。又被列为旧法党，被新法党派称为“元祐党人”，名字被刻到石碑上，史称“元祐党人碑”，企图使这些人遗臭万年。徽宗翻案，这些人被刻在石碑上名字都扬名千古，苏轼也在其去世之后获得了远超生前的哀荣。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用他的小妾朝云的话说“一肚皮的不合时宜”，但面对这些坎坷的经历，他却是十分地豁达、乐观。
被贬黄州，与朋友深夜畅饮，酒醒回家，归来已是三更，门童都已熟睡，敲门而不应，于是做了一首《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喝醉了回家，家童已经睡熟了，敲门无人应答，索性“倚杖听江声”。与那首“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有着相同的风骨，是一种无惧，无畏，也一种心无旁骛的人之本色，是人生的一种纯粹。在宋人的笔记里，苏轼做了上面这首小词后，“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听说之后十分担心，以为苏轼想不开，立即前去看望，却看到苏轼在呼呼大睡。苏轼怎么会想不开，坎坷与磨难加之于他，他不是无感，只是选择了不去在意。
千古历史，很多人喜欢这句“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但大部分只是用来激励自己，是一种认同和仰望，无法做到真的不怕，苏轼是真的不怕，一生不怕。被贬到惠州，他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日子过得十分美好，这也让陷害他的人心生嫉妒，那就索性再贬得远一点。
这种品质来源于苏轼生性豁达，这一点有其祖传为证，据说其祖父是个豁达之人。但其父亲苏洵显然不是，是为官、为学都很严谨、刚正，一心求官，十分上进。所以苏轼的品格，基因只是一个方面，更大程度上，脱离不开他的遭遇，也脱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
苏轼生长于北宋中后期，正是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文人精神也逐渐形成的时期，是真正的北宋时期。但北宋已经是与前朝截然不同的朝代，两晋汉唐都是门阀世族社会，等级森严，而宋朝则阶级已经消解，人人生而平等；秦朝崇法，汉朝尚儒，都有根源于本土的统治思想，至唐则中国的精神、思想受到了外来文化的极大冲击，而且传统的儒家思想基本不具有反抗的能力，于是佛教昌盛，道教崛起，儒家思想仍是统治思想，却在人们的思想意识里再无法拥有绝对的势力。到了宋朝，佛教深入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而产生的中国宗教禅宗也完成了它的宗教化过程，佛教理念、禅宗思想以及道家思想已经侵入宋朝士大夫阶层的主流思想意识。
儒家是面向现实的，是治世的，教人要做到“内圣外王”，是入世之学，成功之学，却缺少对于人的心性和内在精神、死后世界的关注；道家是要自我修养的，探索自然和哲理，让人修炼精神；佛教则是出世的，对人生的态度是消极的，让人脱离人生痛苦，度人至彼岸。显然，对于建立信仰，磨练心性，佛、道更为吸引人。另一方面，佛教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唐宋以来，尤其到了宋朝，与士大夫阶层来往甚密，佛教高僧与士大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所以，宋朝的士大夫，都不是单一的儒家学者，佛、道思想是其思想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包括欧阳修、王安石、朱熹等等，无不如此。宋朝的学术，也受了佛道的影响，关注自我的修为，关注人的内心，关注对于宇宙和人生的探索。
杜牧在《注孙子序》中曾有几句评论“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之不能出于盘也。”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提到，18世纪以前，中国传统内部大大小小的变动，丸之不出盘。19世纪晚期以后，中国传统在内外力量交攻之下，很快进入一个解体的过程，“丸已出盘”。而在宋朝之时，丸虽未出盘，却已改变了原始的行走逻辑。
苏轼一生，确实受佛、道影响极深。他自小接触佛教、道教，与佛印的故事家喻户晓。
《宋稗类抄》记载：东坡在惠州，佛印在江浙，以地远无人致书。有道人卓契者，概然曰：“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矣。”因请书以行。印即致书云：“子瞻中大科，登金门，上玉堂，远放寂寞之滨，权臣忌子瞻为宰相耳！人生一世间，如白驹之过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贵，转盼成空。何不一笔勾断，寻取自家本来面目？”佛印禅师的书信无异于当头棒喝，令人猛醒。他鼓励苏东坡看破红尘，认识自己，见性成佛。
“三二十年功名富贵，转盼成空，何不一笔勾断，寻取自家本来面目”，佛教致力于让人脱离人生苦海，肉身可弃，三二十年的功名又算得了什么！于是苏轼猛然醒悟，改变不了现实的境况，也改变不了自己的不合时宜，那么索性就做回自己，正如他写给随郎万里漂泊的柔奴，“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郎君所在的地方就是柔奴的家，而苏轼也认清了漂泊的现实，与身付江海，漂泊到哪里哪里就是家。抛却了一切烦恼，也正可以让那个天才的、豁达的、浑然天成的自己闪现，或许正是“天容海色本澄清”的意识根源。
苏轼一生三进南华寺，南华寺是中国佛教名寺，是禅宗六祖惠能弘扬“南宗禅法”的发源地。晚年苏轼在这里见到了六祖的漆储真身，惠能神色安详，端坐于塔中。他在祖师面前顶礼膜拜，不禁老泪纵横，写下《南华寺》：
云何见祖师，要识本来面。亭亭塔中人，问我何所见？
可怜明上座，万法了一电。饮水既自知，指月无复眩。
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
抠衣礼真相，感动泪雨霰。借师锡端泉，洗我绮语砚。
东坡说自己前世也是佛道中人，却一念之差，落入凡尘，招致一生磨难。祖师何时度我，能够摆脱对浮世的留恋。东坡自是东坡，人前身后留下的都是天才、豁达、乐观，但是骨子里的不甘、屡受打击带来的消极，在自己的内心中，其实无比明显。
佛、道度了东坡，东坡度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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