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鲜于枢与赵孟頫齐名，同被誉为元代书坛“巨擘”，并称“二妙”、“二杰”，但其影响略逊于赵孟頫。他们同为元代书坛重镇，在有元一代影响颇大。由于一为吴兴人，一为渔阳人，所以人们又习惯上称他们为“南北二雄”。鲜于枢书法由唐人书法入手，再上溯东晋二王。他功力扎实，善悬腕作字，喜用狼毫，强调骨力。鲜于枢书法大字楷书雄逸健拔，圆润遒劲，气势磅礴而不失规矩。行书结体谨严，真力饱满，潇洒自然。草书学怀素并能自出新意，笔法纵肆，气魄恢宏。由于一生官位都不高，常赋闲家中，鲜于枢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鲜于枢除具书法专长外，更是一位文学家，写下了许多诗词。鲜于枢还能作曲，弹得一手好琴，而且精通文物鉴定。明代王世桢尝云 『鲜于博学，负材气，貌伟而髯，类河朔伧父。余见其行草，往往以骨力胜，而乏姿态，略如其人，以故声称渐不敌赵吴兴。』
鲜于枢与赵孟頫齐名，同被誉为元代书坛“巨擘”，并称“二妙”、“二杰”，但其影响略逊于赵孟頫。他们同为元代书坛重镇，在有元一代影响颇大。由于一为吴兴人，一为渔阳人，所以人们又习惯上称他们为“南北二雄”。鲜于枢书法由唐人书法入手，再上溯东晋二王。他功力扎实，善悬腕作字，喜用狼毫，强调骨力。鲜于枢书法大字楷书雄逸健拔，圆润遒劲，气势磅礴而不失规矩。行书结体谨严，真力饱满，潇洒自然。草书学怀素并能自出新意，笔法纵肆，气魄恢宏。由于一生官位都不高，常赋闲家中，鲜于枢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鲜于枢除具书法专长外，更是一位文学家，写下了许多诗词。鲜于枢还能作曲，弹得一手好琴，而且精通文物鉴定。
明代王世桢尝云 『鲜于博学，负材气，貌伟而髯，类河朔伧父。余见其行草，往往以骨力胜，而乏姿态，略如其人，以故声称渐不敌赵吴兴。』
鲜于枢在书法艺术上追求超越宋人，师法晋唐，与赵孟頫齐名，有“南赵北鲜”之说。鲜于枢的传世
书法作品约有四十件，多为行草书，且以墨迹为主。因为有广泛的艺术修养，且将之融合到书法中，鲜于枢方成为书法大家。鲜于枢早岁学书法，未能如古人，偶于野外看见二人挽车泥淖中，顿有所悟。他写字时多用中锋回腕，笔墨淋淳酣畅，气势雄伟跌宕，酒酣作字奇态横生。鲜于枢兼长楷书、行、草书，尤以草书为最。他的功力很扎实，悬腕作字，笔力遒健，著有《困学斋集》。鲜于枢与
赵孟頫齐名，同被誉为元代书坛“巨擘”，并称“二妙”、“二杰”，但其影响略逊于赵孟頫。他的书法由唐人书法入手，再上溯东晋二王。他功力扎实，善悬腕作字，喜用狼毫，强调骨力。他的大字楷书雄逸健拔，圆润遒劲，气势磅礴而不失规矩。行书结体谨严，真力饱满，潇洒自然。草书学怀素并能自出新意，笔法纵肆，气魄恢宏。由于一生官位都不高，常赋闲家中，鲜于枢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他除具书法专长外，更是一位文学家，写下了许多诗词。他还能作曲，弹得一手好琴，而且精通文物鉴定。明代王世桢尝云 『鲜于博学，负材气，貌伟而髯，类河朔伧父。余见其行草，往往以骨力胜，而乏姿态，略如其人，以故声称渐不敌赵吴兴。』
鲜于枢书法欣赏【苏轼海棠诗卷】
鲜于枢擅长楷、行、草，而尤以草书名世。传说他早岁学书，不得笔法，后来偶然在郊外见到二人在泥路上挽车，遂领悟了书法的奥妙，自此书艺大进。他的小楷师法钟路，草书揉怀素、大令笔意，又悬肘、回腕作书。其书法重法度，又极有气势，草书连绵而不涉狂猖。由于和赵孟颓友善，二人结下了终生的友谊。“契合无同言，一见同夙昔”。经常在一起切磋书法，故此鲜于枢的书法也受赵孟頫的影响，尤其是
《透光古镜歌册》与赵书几可乱真。鲜于枢的书法在当时就负盛名，赵孟頫对其推祟备至:“尝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处称尊耳。”(《松雪斋集》)这里显明道出赵鲜二人交情之深，一方面可以看出赵的谦逊、雅量，另一方面也说明鲜于枢的书法的确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元·袁哀也说:“困学老人善回腕，故其书圆劲，或者议其多用唐法。就与伯机相识十五六年间，见其书日异，胜人间俗书也。”他“与子昂齐名一时”，“书法各宗其长，领顽当世”(上官伯堂父跋《论张旭怀素高闲草书贴》)。他们同为元代书坛重镇，在有元一代影响颇大。由于一为吴兴人，一为渔阳人，所以人们又习惯上称他们为“南北二雄”。
仅就书法史上地位或对后世影响而言，鲜于枢的确难与赵孟頫匹敌，何况他的
书法作品（特别是碣石碑版）也远不及赵孟頫丰富。同时代的
袁褒说：“困学老人善回腕，故其书圆劲，或者议其多用唐法，然与伯机相识凡十五，六年间，见其书日异，胜人间俗书也。”（《书林藻鉴》）不过，元明以来，仍不乏师法鲜于枢书法之大家、高手，诸如元之边武、董复（均有《千字文》传世》，明之丰坊（上海博物馆藏有其《拟鲜于太常大字卷》》，近代之潘伯鹰等。此《王安石杂诗卷》书于至元辛卯二月八日，属鲜于枢早年力作。纸本，纵50公分，横1025公分，曾入内府，著录于《石渠宝笈》，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本卷是鲜于枢为其好友『君锡』所作。按，『君锡』名方逢辰，浙江杭州淳安人。宋淳中廷对第一，累官至兵部侍郎、国史修撰，著有《蛟峰文集》等。
元代赵孟頫在其著《松雪斋文集》中，对鲜于枢在文学、音乐、书画等方面的成就都作了高度评价和热情赞颂，体现了中国元代文坛“二雄”之间，既是强有力的对手又是最真诚的朋友。赵孟頫是才高多能的文艺家。他非常赞赏鲜于枢的深邃的音乐修养和高超的乐器演奏技艺，在赵孟頫的笔下，鲜于枢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音乐家。赵盂颊是元代的文学泰斗，他又非常赞赏鲜于枢渊博的文学造诣。在其《哀鲜于伯机》诗云：“契合元问言，一见同宿昔。春游每拿舟，夜坐常促席。”可见鲜于枢确实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文学家，其文学著作《因学斋诗集》《困学斋杂录》已成孤本，一般仅能看到他的散见诗篇如
《桥山》《晚秋杂兴诗》等，从中可观察到其文学造诣深厚之一斑。鲜于枢居官北上务公时，曾返故里涿鹿拜祖寻根，即兴赋诗题词。其山水抒情诗《桥山》(见《保安州志》)，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以奔放的思绪，大胆的想象，融冶古代神活，民间传说构成一幅奇丽秀美的雄奇仙境，使中华民族始祖内帝会仙奕棋和做古安息的桥山，附着诗人美好理想的神奇色彩。
鲜于枢的书艺风格，特点可归纳六类：一是大字楷书，如《透光古镜歌》是属于规矩兼恢宏的；二是较小的行楷书，如《苏轼海棠诗》、《老子道德经》等，属于规矩谨敕的；三是行草书，如《
襄阳歌》、《韩愈进学解》等，具有颜(真卿)苏(东坡)风格；四是狂草，如《大字诗赞》、《唐人涛》等，近乎怀素神趣；五是下笔稍肥厚，如醉时歌、唐绝旬一类，字形受李北海的影响，与赵孟頫、邓文原风格相近；六是还有一些书作笔画较瘦挺、转折之迹明显，或字形既放纵又坚实、气魄雄浑又不失规矩。鲜于枢尤善悬腕书，他认为作书必须“把笔离纸三寸，取其指实掌平虚腕法贺转，则飘逸纵之，体自绝出耳。”这一见解，十分精辟。因此，元代
书法理论家陈绎曾在其著《翰林要诀》写道：鲜于枢“悬腕书，余问之，瞑目伸臂日：胆!胆!胆!”这活画了鲜于枢书法抒怀的神气。表达了他书艺的“奇态横发”、“笔意遒劲”、“以气胜得之”的美学观。所以，以鲜于枢和赵孟頫为代表的书艺，形成了中国元代真、行、草书为主流的书法，呈现了元朝的一代书风，对明清以至现在的书法仍发生着重大影响。
鲜于枢著《论草书贴》云：“长史颠逸，时出法度之外；怀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闲用笔粗十得六七耳。”“至山谷乃大坏不可复理”。在这里考究笔法黄山谷，狂草变动犹鬼神的张旭等都遭到他的批评，可见他对笔法、结字的坚持，对书法反映时代新风的重视。书法反映时代风貌，表达书家的思想风格。鲜于枢
书法欣赏《论草书贴》在理论上，表达了他进步而科学的艺术观和真实而健康的美学观。
鲜于枢比赵孟頫小二岁，又比赵孟頫早21年做古。这位黄帝帮里的游子在其非常短暂的生命烛光燃烧期间，竟能与元代的文学泰斗赵孟頫并驾齐驱，各领风骚，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迹。他是元代一代文风，一代书风的重要代表人物。可是，不知何因大名鼎鼎的文史学家、总裁官宋濂主修《元史》时，却未给鲜于枢立传。相形之下，京畿、宣化府、涿鹿各级地方志也就上行下效了。造成中国《元史》的一大空白、缺憾。
鲜于枢（1246-1302），元代著名书法家。字伯机，晚年营室名“困学之斋”， 自号困学民，又号寄直老人。祖籍金代德兴府（今张家口涿鹿县），生于汴梁（今河南开封）。汉族，大都（今北京）人，一说渔阳（今北京蓟县）人，先后寓居扬州、杭州。大德六年（1302）任太常典薄。元世祖至元年间以才选为浙东宣慰司经历，后改浙东省都事，晚年任太常典簿。好诗歌与古董，文名显于当时，书法成就最著。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将其列于“词林英杰”一百五十人之中。《新元史》有传。
据《鲜于府君墓志铭》记载，鲜于枢的高祖曾经做过官，祖父“读书通大义，不为科举业”。蒙古军队攻下德兴府后，携家南逃，走到居庸关被“盗”所杀，祖母带全家到处奔波， 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年），又北上定居范阳（今河北涿州）。鲜于枢的父亲从事办理运粮的差事。常年往返于中都、大都、汴梁以及扬州、杭州之间。鲜于枢少年时不断随父迁居。
鲜于枢原藉为金代西京路德兴府，即今张家口市涿鹿县。据周砥、马治合撰的《荆南倡和集》与上海有正书局石印的
《三希堂小楷四种》之记载，鲜于枢的高祖在涿鹿曾经作过官，然不久就辞官。他曾祖博学工文，考试却次次名落孙山，但“家素豪于财”，舍得破费，做些奇突的善事。他的祖父“读书通大义，不为科举业”，不幸在兵燹之年，遭到最大灾祸。这需要从“代、上谷，用武之国”的史事谈起：公元1211年(金大安3年)，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元太祖成吉思汗率领骁勇、强悍的蒙古大军一举攻克了金国的德兴府城(今涿鹿县城中)，居庸关的金守将闻讯远遁。成吉思汗在率大军追逐中，因流矢负伤而撤兵弃城。公元1213年7月，成吉思汗又率大军攻下德兴府，夺得居庸关，占领了易州等地。翌年，金宣宗完颜殉被迫由北京迁都汴梁(今开封)(见《金史·宣宗本纪》)。
在这种社会急骤变乱的时局下，鲜于枢的祖父在老家德兴府城不能存身，携家室南奔，走到居庸关不幸被盗赋所杀，年仅30岁。鲜于枢的祖母李氏非常干练、坚强，草草掩埋了丈夫的尸体，仍携幼稚包括10岁的儿子(鲜于枢的父亲)一直奔到汴梁。后来，流转于河南许(许昌)、毫(归德)之间，他们在中原艰苦生活了18年。公元1232年(元太宗4年)，鲜于枢的父亲、祖母携全家又北上返回老家奉圣州城(今涿鹿县城)。
鲜于枢的父亲，名光祖，字子初，先后娶了三妻，鲜于枢是元配李氏所生。鲜于光祖是—个文武兼备，颇为干练、而奇特的人。少年时他为友杀仇，后改节读书。返回涿鹿老家后不久，老祖应了办理运粮的差事。这样，他常年风尘仆仆往返于中都、大都、汴梁，以及扬州、杭州遥远的路途之间。最后，就养于扬州，卒于淮安。故后17年。葬于杭州。大文艺家赵孟頫为其编撰和书写了墓志铭。鲜于枢少年时不断随父迁居，最后以其才学在扬州、杭州居官任职了。有时候。鲜于枢自作的诗文系用古燕赵的郡名。如“渔阳鲜于”署名，使一些不名其身世的文人误认是元大都(今北京人)。在此司以这样说，鲜于父子是张家口涿鹿在元代飞向中原、飞向东南的孔雀。
鲜于枢的曾祖、祖母、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张家口涿鹿人。他们都是坚强、豪放、干练的人，具有好善、见义勇为、坚韧不拔、慷慨武健的性情，体现了中国北方古燕赵人的性格特点。先辈的基因遗传和家庭的环境熏陶，使鲜于枢的文学艺术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所表现出的风格、气魄，都秉赋了祖先的优秀品质。我们可以扼要分析一下同鲜于枢交往密切的
赵孟頫、柳贯、戴表元这三位元代著名文学家所著文集中的有关篇章，会清楚地看出鲜于枢是个英风雅度，多才多艺，又“才不尽施于时”的出色文艺家。
柳贯著《柳待制文集》卷十八载：鲜于枢“面带河朔伟气，每酒酣骜放，吟诗作字奇态横生。其饮酒诸诗，尤旷达可喜;遇其得意往往为人诵之。”这里看到鲜于枢气质风度高昂，饮酒海量过人，与诗仙唐代李白一样，能狂饮后作好诗、写好字。
戴表元著《剡源先生文集》卷二载：鲜于枢“以材选为三司史掾，意气雄豪……与其长廷争是非，一语不合，辄飘飘然欲置章绶去，渔猎山泽间而后为快。轩骑所过，父老环聚指目日‘此我鲜于公也’。及日晏归，焚香弄翰，取数十百年古鼎彝器陈诸阶除，搜抉断文废款，若明日急有所需而为之者。门无亵宾……”这里一可以看到鲜于枢以其才被选为“行省”、“行台”中的掾曹小官，相当现在省或大区级政府的秘书长;二可以看到鲜于枢能够代表父老乡亲们的一些利益，在官廷与上司争论是非，意见不一，便扬长而去，到野外打猎或垂钓，受到乡亲父老的尊敬和热爱;三可以看到鲜于枢信仰佛教、酷爱书法，又擅长古物的鉴赏，是个考古学家，并以考古研究的成就为后人造福;四可以看到鲜于枢拒绝同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交往，被认为是“世外奇崛不凡人也”。
元朝初年，以杭嘉湖为中心活跃着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他们经常举行类似“雅集”的活动。一起论文说艺、赏书观画、聆听古琴为乐事。“雅集”的地方往往是富有收藏者的家中，鲜于枢的困学斋似乎是“雅集”的中心之一。参加的人既有宋朝的遗民，如周密等；又有元朝的官吏，如
乔篑成、仇锷等；既有书画名家，如赵孟頫、鲜于枢等，也有收藏家张谦等。
辟谣“赵孟頫迫害鲜于枢”。（1）鲜于枢生于蒙古定宗元年(1246)，卒于元大德六年（1302），享年五十七岁；赵孟頫生于宋理宗宝佑二年（1254），卒于元至治二年（1322）享年六十九岁。他们相识于至元十五年（1278）左右，之间往来二十四年之久。虽彼此都在宦途上南北奔波，但一有机会总要聚会，谈文说艺，乐此不疲。特别是在赵孟頫休病吴兴和在浙江儒学提举任上的时候，往来应该更加密切。本文试对鲜于枢、赵孟頫的行踪略作勾勒，以明他们之间的交往经过。鲜于枢和赵孟頫是一对惺惺相惜的艺术知己。用赵孟頫的原话来说“契合无间言，一见同宿昔”、“书记往来间，彼此各有得”。他们不但“奇文既同赏，疑义或共析”，而且“绝妙晋唐帖”、“最后得玉钩”也一起“握手传玩余，欢喜见颜色。”（2）在赵孟頫尚未到京师之前，鲜于枢已经向田衍等友朋大力宣扬赵孟頫，说他：神情简远，若神仙中人。在赵孟頫尚沉迷于宋高宗书法时，鲜于枢又一语惊醒梦中人:令其从右军入手。自此赵孟頫得书法大进，气韵格调，游刃于晋人之间，为他成为元代书坛的书坛巨擘奠定了基础。鲜于枢、赵孟頫均擅古琴。鲜于枢觅得许旌阳手植桐，斫了“震雷”、“震余”两架古琴，并把“震余”送了赵孟頫。
鲜于枢有北方人的慷慨、豪气，身材魁梧，胡须浓重，朋友们称其为“髯公”。同时期的诗人柳贯说他“面带河朔伟气，每酒酣骜放，吟诗作字奇态横生。其饮酒诸诗，尤旷达可喜；遇其得意往往为人诵之”。自负随意的性格，一开始就导致他与周围环境及上层当权者的种种冲突。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以后，鲜于枢先后辗转于汴梁、扬州、杭州、金华等地，担任一些中下级官职，很不顺利。常与上司争是非于公庭之间，一语不合，则拂袖而去，为百姓爱戴，称“我鲜于公”。曾三次去官或遭贬。37岁后定居杭州，于西湖虎林筑困学斋。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年）被授予太常寺典簿，未及到任，逝于钱塘，年仅57岁。其墓位于今杭州西溪路原苗圃内（杭州城西森林公园）。
鲜于枢墨迹有40多件，分楷书、行书、草书三大类，艺术成就以草书为最。代表作有《老子道德经卷上》、《苏轼海棠诗卷》、《韩愈进学解卷》、《论草书帖》等。在鲜于枢存世墨迹中，所书
《苏轼海棠诗卷》堪称代表作之一。这一行草纸本纵34。5厘米，横584厘米，系书录苏轼咏海棠七言长古，卷后有元、明以来诸多书家题跋和收藏印记。元秋桂跋曰：“鲜于翁草书修‘六义’（笔者注：“六艺”即指《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无一笔苟置。人皆知其豪健遒劲，而不知其备六义于中也。”明
董其昌云：“盖东坡先生屡书《海棠诗》，不下十本，伯机意欲附名贤之诗以传其书，故当全力付之也。”
《苏轼海棠诗卷》：此卷系鲜于枢运用极富弹性的硬毫写成，以行书为主，兼用草法。其用笔多取法唐人，正如元人袁袖所言：“善回腕，故书圆劲，或者议其多用唐法。”而清人阮元亦谓鲜于枢“字迹活泼而有力，在孙过庭、李北海（邕）之间”。细察此卷，与颜氏《祭侄稿》、《刘中使帖》及《争坐位帖》多有契合之处，笔法纵肆，欹态横生。通篇约二百余字，“全力以付”，“无一笔苟置”。从用笔力上看，锋敛墨聚，圆劲有力，每一笔画的起收、顿挫、使转……均从容不迫，却又变化万千。比如聚墨成“点”，有正点、侧点、挑点、连势排点等，或大或小，或轻或重，结体妥帖，浑然无间。举凡横、竖、撇、捺各种构字“元素”，均能曲尽其妙，如“瘴”、“荐”、“华”、“长”诸字，横画虽多，却“燕不双飞”，因势生形；“瘴”、“草”、“华”、“晕”、“中”字中的竖画，多取“悬针”状，行笔劲利，挺拔有力……结体略呈右上取势，宽博宏肆，纵敛有度；行书中间杂草书，规整中有变化，益增活泼生动之趣。此卷章法近乎上下齐平，行距均匀，不激不厉，自然畅达。而字与字之间起承转合偶以“牵丝”相属，更多是以内在笔势使上下呼应自如、左右揖让相得。通观全卷，正如刘欣耕先生所言：“结字严谨而纵肆，点线爽健而富有立体感，挥运之中意气雄豪而出入规矩。他以深厚的功力表现出了对书法形式美的追求和创造力，从而也表现了自己的气质、人格。”
《杜工部行次昭陵诗卷》：这是鲜于枢以行书大字录写的杜甫五言《行次昭陵诗》。此帖结体疏朗，笔势雄浑，与鲜于枢个人性情正相吻合。如柳贯所评：“公毅然美大夫，面带河朔伟气，每酒酣骜放，挥毫结字，奇态横生，势有不可遏者。”此卷是鲜于枢大字行书的代表作品。
《老子道德经卷》：此卷书法节录老子《道德经》卷，从“天长地久”写起，末书“老子道经卷上”，因缺下半部分，所以未署款。
《秋兴诗册》：这是鲜于枢为和仇远诗而作并书的三首五言律诗，诗中充满浓郁的思乡之情。从“北望空思汴，南游未厌吴”一句可知作者此时正身处江浙一带。此帖书法俊爽劲健，略显苍疏，是鲜氏中晚年众多作品中较具代表性的一件。
《临神仙起居帖》：这是他临写的杨凝式《神仙起居帖》手迹。对照原帖，我们可以发现鲜于枢此帖临得如何形神兼备。
《唐诗卷》：此卷笔法纵肆，欹态横发。他自己说过，写草书要把笔离纸三寸，取其指实掌平虚腕法圆转，写出的字则飘逸飞纵，体态自能绝出，观其草书，确有悬腕回锋之妙。
《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卷》：行句系自“夫前呵从者塞途”起(据《韩昌黎集》)，其前尚缺一百零八字。有“清森峭劲、风骨棱棱”之评。
《石鼓歌》是唐代诗人韩愈的作品，鲜于枢所书该诗是在中国书法史上享有盛名的珍稀墨宝。据介绍，“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字文字，唐初出土，名声不著，韩愈作《石鼓歌》以彰显，推为国宝。鲜于枢是元代书坛巨擘，对后世草书影响至深。鲜于枢草书的《石鼓歌》用笔中锋直下，稍敛毫芒，圆劲丰润，浑雄朴茂而凝重，淋漓酣畅中蕴含着森严规矩。据了解，此卷不仅是墨宝巨珍，更是书家法帖。据介绍，鲜于枢写《石鼓歌》传世有两本，一部作于元大德五年，现存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其二为本卷，是鲜氏书艺成熟期的完美之作，其纸墨完洁，较“大都会本”的绝笔之作，更胜一筹。鲜于枢行书《石鼓歌》传世有二件，一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作于大德五年辛丑，年45岁，伯机即逝于此年，盖绝笔也。书于经折纸上，裱为横卷。其二即此卷，虽无款，而笔法圆劲雍容，挥洒自如，望而知其为鲜于枢最成熟期之精品，且纸墨完洁，又胜大都会本一筹。在唐代，曾有二个大诗人写过《石鼓歌》，一是韦应物，一是韩愈。鲜于枢所写的《石鼓歌》是韩愈所作的七言诗。
【石鼓文】
石鼓文，亦称猎碣或雍邑刻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无具体年月，唐人韦应物和韩愈的《石鼓歌》都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宋人欧阳修的《石鼓跋尾》虽设了三个疑点，但还是认为属周宣王时史籀所作。宋人郑樵《通志略》则认为《石鼓》系先秦之物，作于惠文王之后，始皇之前。近人罗振玉《石鼓文考释》和马叙伦《石鼓文疏记》都认为是秦文公时物，与韦、韩说法出入不大，只相差十七年。据郭沫若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距宣王更近。所不同者，出于宣王时史籀手笔或秦臣手笔罢了。
《石鼓文》于唐代初出土于天兴三畴原（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三畴原），以后被迁入凤翔孔庙。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放置于凤翔学府。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尤其喜欢《石鼓》，于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将其迁到汴京国学，用金符字嵌起来。后因宋金战争，复迁《石鼓》于临安（今杭州），金兵进入汴京后，见到石鼓以为是“奇物”，将其运回燕京（今北京）。此后，石鼓又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抗日战争爆发，为防止国宝被日寇掠走，由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迁到江南，抗战胜利后又运回北京，1956年在北京故宫展出。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高宗为更好地保护原鼓，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于辟雍（大学）。现仿鼓在北京国子监。其形状与刻字部位和原石鼓有不少差别。石鼓文的拓本，唐代就有，但没有流传下来。石鼓文比金文规范、严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征，它是从金文向小篆发展的一种过渡性书体。传说在石鼓文之前，周宣王太史籀曾经对金文进行改造和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又称“籀文”。石鼓文是大篆留传后世，保存比较完整且字数较多的书迹之一。宋安国所藏石鼓宋拓本，被民国秦文锦售给日本东京河井荃庐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