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几天开始，西宁的快棋比赛，吸引了无数质疑和炮轰。
但它暴露的仅仅是中国象棋市场化困境的冰山一角。
最近几年，经常听到中国象棋棋迷抱怨：
象棋比赛太少了、比赛奖金太低了、象棋棋手生存困难……
吐槽的话说得够多了，象棋行业的根本环境却没得到一丝一毫的改变。
从上世纪90年代起，象棋运动要“市场化”的呼声，就已经山呼海啸。
为什么二三十年过去了，象棋运动的市场化商业化处境，却依然这么尴尬？
归根究底的话，可能要从一场场曾经闪耀，最后却又半途而废的比赛说
01
“五羊杯”，这是中国一代代象棋迷无法磨灭的集体记忆。
它是中国象棋最早的商业化赛事，是当年奖金最高、影响力最为巨大的比赛。
象棋大师吕钦（左）捧起五羊杯冠军奖杯
1981年1月，第一届五羊杯全国象棋冠军赛在广州文化公园揭幕，冠军奖金为50元（在当时可以算一笔巨款），棋手可住招待所（相当于明星待遇），赛制采用分先双循环制，最终柳大华先胜、后和杨官璘，后胜、先负胡荣华，二胜一和一负积5分夺冠。
1981年12月—1982年1月，第二届五羊杯开始了商业上的飞跃，获得了可口可乐的赞助。冠军奖金也骤然飙升到了150元。成功举办数届之后，到了1984年，五羊杯现场观众数量升至近万人，真是一片“万人空巷”的盛景。
人气的飙升让企业家看到了商机。1985年1月，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霍氏集团董事长霍英东开始赞助五羊杯(第五届，直至第28届)，棋手直接入住五星级白天鹅酒店。港资、高奖金、全国冠军、顶级酒店……凑齐了当时最热门的商业元素，回望起来，那真是象棋运动商业化的黄金时期。
2003年第23届五羊杯，广州棋迷冒雨观看挂盘讲棋
本以为是开端，谁知却是巅峰——象棋运动方兴未艾的商业化之路，并没有随着“五羊杯”的成功而进入高潮。后来，五羊杯总共举办了29届，一直持续到21世纪10年代，成为华南地区乃至全国最闻名、最具有历史底蕴的一项品牌赛事。
但这并未相应地推动象棋市场的整体发展。而“五羊杯”的一枝独秀，更多是出自于霍英东的个人影响力和慈善捐助，并没有从中培养出象棋受众的消费力从而形成良性的循环造血关系，也没有探索出象棋运动事业可持续发展的良方——因此，在风雨飘摇了29年之后，五羊杯终于在越来越稀少的观众、越来越少新闻版面光顾的黯淡状况下退出了历史舞台。
而和它一并谢幕的，则是象棋作为国民级娱乐的黄金岁月。
02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除了五羊杯之外，还陆续涌现过一批高奖金、高规格、高影响力的象棋比赛，不过，它们都没有一个善终的结局。
从1990年起，“企业办赛”的风潮波及到了象棋界。“银荔杯”全国冠军邀请赛应运而生。这个一度被誉为是和“五羊杯”平起平坐的高规格象棋赛事，从1989年的龙化杯演化而来，台北大师吴贵临也是这项赛事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正因为这种“跨海外”的品牌效应，银荔杯既是全国冠军竞逐高奖金的舞台，也是联通内陆和台湾象棋行业的桥梁。可惜好景不长，银荔杯连续举办了15届，也在2004年画下了句号。
2005年的“世界象棋大师赛”，首次采用线上+线下双重选拔模式决出参赛精英，并将冠军奖金首次“破格性”地提升至15万元。不过这一模式并没有为主办方带来想要的关注度和流量，于是也没坚持几届便偃旗息鼓了。
03
当然，最令人感到惋惜的，是仅仅办赛两届便“闪退”的“九城置业杯中国象棋年终总决赛”。
这个比赛，是当时首次将中国象棋赛事赞助费用提升到“亿元”级别的重磅赛事，50万+的冠军奖金，也是当时的“历史之最”。彼时的九城置业总裁李文雍，和中国象棋泰斗胡荣华有密切的私交。出于个人感情和自己的商业判断，李文雍觉得象棋运动可以作为自己进行体育营销的突破口：“美国的体育产业，可以占到4%的产能，而在中国，这个比例连1%都没有”他始终不解，为什么具有庞大人气基础的中国象棋运动始终无法孕育出理想的商业环境。
很快，李文雍就发现自己“亿元办赛”的激进之举，是一笔过于昂贵的学费。他本想通过象棋比赛提升影响力和品牌口碑，从而推动地产销售的商业模式实在太过想当然。这个一度最风光的象棋比赛，虽然留下过许银川逆转洪智这样的经典名局，但也无法改变仅仅举办了2届就因资金不足草草结束的命运。
进入21世纪10年代之后，中国象棋赛事终于来到了“百万奖金”时代——冠军奖金高达70万元、亚军30万元的碧桂园杯中国象棋冠军邀请赛，是中国象棋棋迷最隆重的年底盛宴，也是在“五羊杯”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再次点燃棋迷激情、最受棋迷瞩目的一项跨年压轴大戏。
此外，碧桂园对象棋市场的介入，不仅仅限于“企业办赛”，还要为中国象棋各个年龄层的象棋人才提供培养条件，譬如，由碧桂园集团赞助的各级青少年象棋赛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由碧桂园所推动的“象棋青训”、“象棋夏令营”活动也在蓄势待发。这套覆盖了象棋赛事“全产业链”的运作模式，前期投入巨大、回报却尚待观察，未来前景也有待时间考验。
回顾中国象棋赛事的职业化、市场化之路，浩浩荡荡三十年，从80年代的投石问路，到90年代的短暂火热，再到00年代的中道衰落，而后又迎来10年代的艰苦重生——一路走来，路途曲折、前景待定，现在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这是流传千年的国粹棋道，在现代化、都市化、信息化的时代下艰难求存的一个缩影。
04
有人会问，同属千年国粹，为何围棋的市场化程度比象棋高太多？围棋人口不足象棋人口的五分之一，为何市场价值却反而是象棋的数倍？为何围棋赛事的奖金总额也比象棋赛事高出十倍甚至数十倍？
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缘由：
一、成功市场化的体育项目，往往由发达国家来领衔和主导的。围棋的市场化与国际化，更多是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水平高度发达的日本来推动。围棋是中国国粹固然不假，但二十世纪中晚期日本围棋的整体水平在东亚地区一枝独秀，因此就更有意愿和财力去推动围棋项目的世界化、国际化，最早的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是日本举办的富士通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始于1988年，冠军奖金高达15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90万）——这对日本人或许是一笔稀松平常的收入，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棋手而言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正是这种“差价”，让中国围棋棋手有了相对体面的收入水平。
相比之下，中国象棋就没有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东亚各国都有自己国家的民族棋种（日本有将棋，韩国有高丽象棋），因而中国象棋很难作为一项具有独特魅力的项目向东亚近邻推广。
二、中国象棋棋迷圈过于“草根”，难以形成“富人俱乐部”或“中产俱乐部”。一个体育项目能否充分市场化，“人脉价值”也是投身其中的参与者们殊为看重的。高尔夫、网球、赛车……这些在中国人气基础并不强大，但依然具有非常可观的吸金能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这些运动的爱好者们能迅速组成一个财力水平强大的社交圈子，这些项目本身具有“阶层隔离”和“身份标签”的意义，从而过滤财力水平不足的人群——这在富人看来也是重要的“商业价值”。而中国象棋则不同，以草根人群为主体的棋迷圈注定了它不可能具有这种“高大上”的人脉价值。
三、中国象棋棋迷基数庞大，但消费力弱，不利于附加价值的开发。象棋棋迷众多，但愿意为象棋“付费”的人则并不多。象棋的参与门槛实在太低，只需要一副棋盘+棋子就能开展。而其他“赚钱”运动光是场地费、装备费都已经价格不菲。更何况，耗材多、场地大的体育项目，拥有大量的广告投放位可供开发，而赞助象棋比赛最多也就只有一个不痛不痒的“冠名”而已。
简单地说就是，中国象棋的市场化，C端市场做不起来（消费者市场），B端市场（商对商）又做不了。
05
那么，既然象棋运动的市场化道路存在这样多的瓶颈，是不是象棋棋手的谋生之路注定无望？
认清问题和困难，并不是妄自菲薄和悲观失望的理由。我们必须客观承认的一点是，象棋运动相较于其他运动，对身体体能天赋要求比较低，抗衰老能力较强，以至于职业生涯周期漫长，甚至可以终身从事。所以，中国象棋界50+、60+甚至70+的老将们，活跃在一线舞台的比比皆是。它真正做到了老少咸宜，做到了残疾人与健全人同场竞技。
其他体育运动，人到中年几乎就相当于宣告职业生涯的死亡，而象棋界的“中年人”正值年富力强的时刻。
有人说，中国象棋运动竞争太过残酷，除了处于金字塔塔尖的几位顶尖棋手外，其他大多数职业棋手，以及未获职业称号但也常夺省级、市级冠军的棋手，日子都过得非常拮据和落魄——这话固然一定程度上道出了象棋行业僧多粥少的事实，但本质上还是一种消极情绪支配下的怨天尤人，是对象棋市场回报率的错误期待。
和大多数的竞技体育一样，头部选手之外的从业人群，收入水平都是“杯水车薪”的，象棋运动自然也不例外。但在大力发展群众体育、市民体育的今天，象棋运动作为一项易于在基层快速普及的项目，也并非没有它的机遇和红利。
如今，中国象棋的民间赛事、业余赛事呈现井喷之势，以深圳为例，除了全国性的业余大赛——福田公开赛外，还有深圳甲组、龙华体彩杯、业余棋王赛等官方赛事，更有棋社策办（如好棋社、龙翔棋社、弈起来棋社、桃花岛棋社）、棋友自助的周赛、月赛，每年大大小小赛事数量多达上百场。这些比赛呈现“奖金少，但频次多”的特点，也与“群众体育”、“全民运动”的精神相吻合。
也有业余棋手说，光靠地方象棋比赛的奖金很难养活自己。那既然如此，又何必强求自己一定要专职从事象棋事业？如果把象棋视为一项本职工作之外的兼职，通过参加比赛、平台直播、象棋业余培训等方式赚取外快，不也挺好吗？为什么一定要把从事象棋事业，说的像苦行僧一样艰辛？
毕竟象棋运动并不消耗巨大的体力和学习成本，玩着玩着就把一笔小钱赚了，又何乐而不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