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书法家，也无意成为书法家，因此，对于书法并无多少体会。前不久，朋友送了我一本关于书法的书，近日翻看了一下，有点体会，随便写一点看法。
书法家为了表示中国书法的源远流长，常常把中国书法的源头追溯到很远，例如仰韶文化中陶器上的符号。这种心情可以理解。此外，甲骨文、金文也都成为书法家追根朔源的对象，乃至于近代以来有不少书法家把甲骨文、金文、石鼓文或大篆、小篆当作书法追求古拙的一种字体。从现代书法艺术的角度，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从历史的角度，其中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书法艺术作为中国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的主要特点在于毛笔和纸张。虽然从广义上说，任何中国文字的书写都可以纳入书法艺术，但是，狭义来说，只有用毛笔在纸张上写汉字，才能被称为真正的书法。因此，讨论书法应该细究一下书法工具。
中国在远古时代并不是以毛笔为书写工具，虽然早期陶罐上的符号或图案有些看上去像是使用毛笔的结果，但是它究竟是否毛笔？或者那时候的毛笔是什么样子，至今并没有实物依据。有一种观点认为，易经的卦爻是中国文字的起源，不管此说是否准确，易经的卦爻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硬笔所为。但由于其太简单而不成法，因而难以为书，至多像当今西方文字那样成为一种符号。从甲骨文来说，基本可以判定，那时候的书写工具应该是刀、锥、针之类的硬笔。现在也有专家说，甲骨文上的文字或符号是先用毛笔之类的软笔写好，再用硬笔刻画的，我认为这是一厢情愿的理解。以青铜器上的“金文”来说，不管是“款”还是“识”，它的书写首先应该是在泥范上。“范”是指浇铸所采用的模具，今天“模范”一词即来源于此。我们同样没有理由认为，古人在铸造青铜器时，先用软笔在泥范上写字，再用硬笔刻写。而很可能只是用硬笔直接刻写。铸造青铜器除了泥范外，还有石范、陶范等，要在其上写字，道理也一样，硬笔肯定是首选，因此，软笔的出现也就显得不是那么必要。曾侯乙墓出土的大量精美青铜器使人们相信，在那时中国就已经有了类似“失腊法”的可溶性“范”，虽然对此还有争议，但青铜器上如精美的图案、线条，不管用什么“范”，在“范”上刻写文字，肯定还是用刀之类的硬笔最合适。因此，远古时期，硬笔应该是最主要的书写工具。因此，我们首先可以有一个简单的结论，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等今天被称为“大篆”的字体，在古人那里都是用硬笔写在坚硬的载体上的，而非用毛笔写在纸张上。今人用毛笔在纸上写“篆体”，还不如像古人那样直接用硬笔写来得方便。
毛笔的出现肯定在硬笔之后，其原因是，随着文字使用量的增加，文字的实用性大大提高，青铜、石碑之类既贵重又太沉，使用起来不方便，轻便廉价的木简、竹简便得以大量使用，用软笔书写显然比用硬笔刻写方便快捷。但最初的毛笔是什么形式，用的是什么材料制造并不清楚。传说秦始皇手下的大将蒙恬发明了毛笔，我认为，在蒙恬之前应该已经有毛笔，但那时毛笔各种各样，蒙恬只是统一了毛笔的形态和制作加工的方法，从而使得毛笔的使用得到推广。
差不多与蒙恬同时，秦始皇扫灭六国、一统海内，实行了“书同文”的政策，李斯统一了文字，称为“小篆”，现在也有很多书法家用毛笔写各种篆体。那么，李斯写“小篆”用的是什么工具？我认为，李斯书写小篆也未必是软笔。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我们今天看到的小篆都是石刻。现代人以后世的常态容易认为那是先用软笔写了之后再刻，但我认为未必。李斯是法家，法家主张一切都制定严格的标准，因此，李斯小篆最大的特点就是线条横竖都一般粗细，而且拐角多为圆弧。软笔过于自由，用软笔书写粗细一样的文字不太容易，且易出现方角，因此，李斯所写小篆很可能也是硬笔，但也未必是刀之类的硬笔。欧洲历史上曾经出现鹅毛笔之类的硬笔，成为后来钢笔、铅笔、圆珠笔的源头，中国历史上是否也出现过此类的直接书写的硬笔？考古发现似乎没有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证据。但我认为，从实用的角度说，如果我是李斯，我不会用软笔写小篆，而一定用硬笔写。其次，小篆与隶书差不多同时期出现，当时朝廷最重要的文件用篆体，普通文件用隶书，再普通的用“章草”，所谓“急就章”，这也显出小篆的地位比隶书等其他字体更高。这个习惯应该是沿袭自古代，即金文的地位要比其他字体更高。这种不同字体地位不同的现象，也使得书写工具的地位也有相应不同，乃至于一直延续了几千年。长期以来，中国历代皇帝的印玺文字都用篆体，这就是篆体地位高于其他字体的典型代表。即便普通人的个人铭章，长期以来也以篆体为尊。这是古代刀刻地位高于笔写的遗留。虽然后世可能先用软笔写了之后再用刀刻，刀刻已沦为工匠，但在古时，我认为，像李斯这样身份的人，很可能是用硬笔直接写了再刻。
隶书最早的出现应该是在竹简、木简上写字的需要，它造成两个结果。一是字体成扁状，这是因为扁形字在长条木简、竹简上可以写得更多。二是由于竹木吸墨性较差，再加上毛笔和墨的质量也在成型调整阶段，因此，在竹木简上书写的隶书不太注重笔锋，因为，材料决定了它难以体现笔锋。这两个结果导致了隶书更为注重字形，成为日后书法注重软笔书法结字的源头。虽然说篆体也注重结字，但严格来说，篆体的结字与隶书之后的其他字体的结字很不相同。
书法真正的出现除了毛笔成熟之外，与纸张的出现也有必然的关系。在纸张出现之前，也有用软笔在丝帛上绘写的，但毕竟丝帛昂贵，此种书写难以普及，因而也难以出现优秀的书法家。直到蔡伦造纸才改变了这一情况。东晋的王羲之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书圣”，关键就在于毛笔与纸张的制造技术到了王羲之时代已经有了长足进步，达到相当的高度。然而，我也不得不指出，现代人写书法不容易达到王羲之的水平，与毛笔、纸张的不同也有密切关联。今天在毛笔之乡浙江湖州，人们把蒙恬尊为制笔业的祖师爷，说蒙恬发明了用兔毛做笔。但是，历史记载，王羲之所用的笔是用鼠须做的，也可能是兔毛鼠须混合的。至于王羲之的笔用的是何种鼠须，我们并不清楚。历史还记载，王羲之所用的纸也非是今天常见的纸，有传说他用的是茧纸，即绢帛。由于《兰亭序》的真迹可能已被唐太宗带入了陵墓，此说是否确切，只能待考。但毫无疑问，魏晋时期，中国书法多种多样，呈自由发展之势，与纸笔墨砚的多样化有相当大的关系。王羲之曾经说：“若书虚纸，用强笔，若书强纸，用弱笔。强弱不等，则蹉跌不入”。就我自己有限的经验来说，不同的笔在不同纸张上写字的效果的确大为不同。王羲之书法的启蒙老师卫铄卫夫人曾经对纸墨笔砚有专门的描述，这也说明在那个时候，纸墨笔砚呈现多种多样，而卫夫人及其弟子杰出的书法成就，也促使了笔墨纸砚的逐步定型。因此，王羲之“书圣”的地位与纸墨笔砚的定型，从而使他最早展现了其中的妙处是有关的。他的地位是历史决定的，而不完全是靠勤学苦练。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像王羲之一样勤学苦练，也能写出与他差不多的字，但在地位上不可同日而语。
唐朝书法蔚为大观，与纸张、毛笔的规范化有关。至今被所有书法家采用的宣纸就是在唐朝出现的。纸张的逐步定型，毛笔制作的定型，使得中国文字的书写再一次进入需要定型的阶段。如果说秦始皇的“书同文”促使了李斯对文字的第一次定型，那一次文字定型由于书写工具的迅速变化致使字体和书法又出现各种变化，那么，到了唐朝，书写工具的基本定型，使得中国文字重新开始了一次定型，其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普遍使用的楷书，它是手书时代最基本的字体规范，是在书写工具定型之后的正式文字定型。人们之所以说宋朝有杰出贡献书法家不多，关键在于宋朝出现了印刷，文字再一次进入印刷字体定型的阶段，出现了今天最常用的宋体（印刷宋体在时间上的最终定型可能未必在宋朝）。因此，宋朝的书法家已不再像秦汉时期那样要求标准化、统一化，也不像唐代书法家那样追求楷书的标准化，而是追求个人化。
唐宋之后，书写工具和字体再无大的改变，书法因此也基本定型。由于书信、写作等基本需要，书法依然具有普遍的需求，只不过它日益呈现出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分野。清朝时期，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文人将书法的实用性和艺术性都推到了一个奇怪的空间，试图与规范化进行对抗。民国时期，于右任曾经提倡草书标准化，是企图将书法的实用性也彻底规范化，最终只能是昙花一现。到今天，电脑、电话、短信等极大地替代了日常书写，书法的实用性已被压缩到很小的范围，仅剩艺术性了。然而，今天书法的艺术性也呈现两种趋势。一是像毛泽东那样的纯粹个人化，这也是沿袭宋朝以来优秀文人对于书法的传统；二是因袭古代大家，大量临摹古人书法，甚至使得古人并非用软笔书写的甲骨文、金文都成为书法的对象。从艺术性上说，这也无可厚非。然而，学习古人书法过于严苛也难成现代书法艺术大家。换句话说，由于书写工具的差异，现代人与王羲之的书法技艺切磋完全不在一个基准之上。如果要超越王羲之，只有在书写工具上再有所创新，当然此种创新已不再是全社会广泛的实用性，更多只是书法家个人的创造性，能否超越王羲之也令人怀疑。倒是甲骨文、金文之类的篆体，由于突破了古人的书写工具，属于重新创造的状态，反而有可能在已经定型的书写工具基础上形成现代独树一帜的现代书法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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