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很向往太阳光下的茶吧，于是“晒太阳”的茶吧就成了我心中的愿望。实际上，多年来，除了自己一直借口“忙”于工作无暇去晒太阳泡吧外，重要的是自己还不习惯于成都人的思维和休闲方式。总觉得他们太闲，太浪费时间，甚至于感到他们一杯茶可以在茶馆坐一天的生活方式是在浪费生命。而我自己则把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岁月就被我们在慌慌张张的忙忙碌碌中消磨掉了。
茶吧里的人坐得很近，彼此的说话内容听得明明白白，但是典型的成都人不管这些，他们依旧高谈阔论。成都的语言文化很发达，在成都的茶馆里，可以培养出艺术家，就好比北京培养说评书的一样。成都茶馆铮嘌鲋摹吧⒋颉币帐跫依畈逑壬Ｄ侵帧吧⒋颉逼涫狄欢问芯适露巫樱由狭顺啥急镜氐挠哪屯粱埃〉昧艘庀氩坏降囊帐跣Ч？杉镅苑⒋镄枰肪撑嘌韫菥褪桥嘌镅缘牡胤健Ｐ矶嗟谋就亮餍杏镅裕际窍却硬韫萘餍谐隼吹摹Ｕ饩褪浅啥嫉牟韫菸幕匠啥嫉氖芯幕牧餍小?/P>
太阳下的茶吧取消了富人和穷人的隔阂，因为在这样的露天环境，大家都可以消费得起，而成都的本土富人很市井气，且喜欢过去那样休闲惯了的方式，因此坐在这样的太阳茶吧里，什么人都有，中国人，外国人，相对穷的人和相对富的人。
太阳暖烘烘地照在脸上，可以看到所有人都被晒的很舒坦，悠然自得的表情和休闲的心态都体现了成都人对生命的享受达到了奢侈的地步，似乎他们有无穷的岁月和永远的无所事事。以至于初来乍到的人会替他们担心，如此缓慢的节奏，如此浪费着生命，他们靠什么挣钱和工作？
然而，成都人就是这样世世代代地生活着，工作着，悠闲着，不去理会外面的世界，也不被咖啡屋那样的“洋盘”味道同化。所有外来的咖啡屋、比萨、西点，都没有把成都本地世代的锅盔、素面、茶馆和休闲方式取代。而所有到了成都工作学习生活的外地人，却都被太阳底下的茶馆文化所同化。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陆羽《茶经》）。道教敬奉的三皇之一——农业之神，最先使用茶，是作为解毒的方子。“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以解之”（《神农本草经》）。神农为帮人民治病去痛，亲尝草木而多次中毒，终于寻茶得以解毒。并取名为“荼”，（今之茶）。除了解毒，人们又发现茶的其它药效，“茶叶苦，饮之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神农本草经》）。壶居士《食忌》还说：“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至明朝隐士罗廪《茶解》仍说：“茶通仙灵，久服能令升举。然蕴有妙理，非深知笃好不能得其当”。说神农发现茶或是托古，能羽化轻身的茶，也许正是竭力寻找长生之药的奉道之士所发现。“茶乃养生之仙药，延龄之妙术”，被誉为“草木之仙骨”。《山海经?西山经》载曰：“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这种长生不死的丹木，当然是想成仙得道者的追求。自庄子阐发神仙“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后，“仙能飞行云中，神化轻举”“老而不死”，就一直鼓舞着世间的执着追求者。被称为“神仙道教”的信奉者们，或认为饮露能身轻腾飞，或认为服食草木能飞身轻举。“或食元气，或茹芝草”（《神仙传?彭祖传》），寻药食草者不计其数。“玄中草木不知黄，甲子初开浩刼长”，“我生求羽化，云中采药蔬”。“采药层城远”，“穷遍一根莲”。“岩崖产灵药，等闲人顾稀”。崇山峻岭、深沟野壑到处留下道士寻药采药的身影和足迹，草木仙药众多，茶也应在其中了。养生是成仙的基础，李白诗“神农重养生”，葛洪《抱朴子?论仙》说：“以药物养生，以术数延命”，他还说：“先服草木以救亏损”。茶专家陶弘景在《茶录》记云：“苦茶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可见远古的仙人早已服之。唐末刘贞亮在总结茶的“十德”中，得出“以茶养生气，以茶养身体”。东汉的葛玄就亲自开垦了一个“茶圃”，种茶饮茶以养生。道教服食至后来，越分越细，计有草木类，金石类等。
茶在养生的功效中重要是养形，人称道教饮茶讲求茶之功皆出此理。茶“久食令人瘦，去人脂”，“除烦去腻，凡肉之在齿间者，得茶漱涤之，乃尽消缩”（明?顾元庆《茶谱》），而牙齿却渐渐坚实。四川蒙顶茶功效更神奇。唐武宗宰相李德裕，乃茶道中辨水高手，烹茶一壶浇到肉上，放进银盒密封，第二天一验，肉已化了水。故明屠隆说：“茶之为饮，最宜精形修德之人”。道教以方仙道为首的养形派，认为神依形生，形靠神立，养命固形形神皆合方为康健。因此重视医药炼养，服食是其主要方术之一，“乃服药有益，乃成仙”。草木是外养之精华，茶当然为首选之药。道教始祖张道陵也曾在“昌利山采服五芝众药，在隶上山始授弟子养形轻身法”。
茶有上述这些功效，能成仙能药用能养身，在讲究礼仪的中国，将茶饮献上与人共享，寓祝愿祈盼于仪礼之中，客来敬茶，遂成为我国各民族的一种礼仪礼俗。在日本，甚至把茶道相迎，作为国宾级礼遇。茶最早为礼据说也与道教有关，一些论风俗起源的书载：献茶给客人的仪式源于涵谷关关尹喜，他在老子西出涵谷关时，奉献一杯金色的仙药。这在道经《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也载有：“老子出涵谷关，令尹喜迎之于家首献茗，此茶之始。老子曰：食是茶者，皆汝之道徒也”。所以道士朱权（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著《茶谱》道饮茶者：“凡鸾俦鹤侣，圣人羽客，皆能志绝尘境，栖神物外，不任于世流，不污于时俗。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道出道教饮茶之真趣。西周时，“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茶蜜……皆纳贡之”。巴以珍茶作贡于周朝，尹喜以贵物敬贵人，成为礼茶首创。
正由于茶在当时弥足珍贵，周朝专设掌茶官达24人，其职能是：掌以时聚茶，以供丧事。茶又成为帮国大礼的祭品。茶是通灵达仙之物，《尚书》云：“祭言察也，察者至也，言人事至于神也”。茶作为祭天地、祭神灵、祭祖先的祭品奠物也就顺理成章。《睽车志》记载“米元章知无为军，喜神怪……每得时新茶果之属，辄分以馈神”。连民间小神也不例外，唐罗隐《送灶诗》：“一盏清茶一缕烟，灶君皇帝上青天”。以茶为祭祀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是齐武帝永明十一年七日诏曰：“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齐武帝以节俭著称，以茶和茶饮作祭品实祭祀之革新，与道教守素崇俭思想为一辙，此前也当应有以茶为祭之事。晋《神异记》记载：余姚人虞洪到山中采茶，遇一牵着三头青牛的道士，告诉他叫丹丘子，并指给大茶树的地点，虞洪回到家后，以茶奠祀丹丘子。道教的斋醮科仪中普遍用茶，青城山十供中茶为其一，南宋《上清灵宝大法》云：“上帝三宝前，列茶汤”。道教香、花、水、果、灯五供中，水一般也有用茶为之。清代在祭祀真武大帝时，就用白色的瓷杯盛茶作供品。《言功设醮全集》还有献茶词：“夫此茶者，蒙顶摘芽，采仙春于峰上……望瑶台而献上”。以天下第一蒙顶茶，献供瑶台诸神，茶真乃道教甘露灵液。茶可通达大道仙界，因此在道教的追荐科仪中也有“三奠茶”。
茶之形成文化，应归功于唐代陆羽。他所作《茶经》使“天下益知饮茶矣”。“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人们景仰赞誉他：“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把他奉为“茶仙”。“诚有功于人者也”，把他祀为“茶神”。如此功在社会功在人民，当然成神成仙，被人敬之祀之拜之。
陆羽一生刚直，卓而不群，经历坎坷，但不愿入仕为官。用心血和汗水铸成千古不朽之《茶经》。今人对《茶经》的写出，中肯地概括为“据于道，依于佛，尊于儒”。本文只阐列与道教之道缘。
陆羽生于盛唐时期，出生于楚地竞陵（今湖北天门）。玄妙神秘，自由大胆，风格独特的楚文化中，老庄哲学，屈宋诗歌，庄子散文等南方文化影响广被（茶文化中有着浓烈的南方文化色彩），也影响着陆羽，这从他著《茶经》、交朋友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从他人生轨迹中清楚地看出来，可说渗透了道教（道家）的影响。
唐代李姓王朝以老子为祖先，为表“奉天承运”，又封其为“太上老君”。唐朝政治开明，政通人和。虽推行三教一风的圆融政策，但奉行的是道先佛后，玄宗后以《道德经》为诸经之首，每家必备道教之“四子真经”，并为文人考试内容。玄宗还亲受道箓，成为道士皇邸Ｆ浜笾畹劬葱蟹龀值澜痰墓摺Ｌ粕缁崦致偶康某绲婪瘴А９视刑埔淮伤滴奕瞬皇艿澜讨跋臁Ｎ氖空鸵簿е掠茫暗烂髦尽Ｈ宓辣阌苫矶樗抻凇叭宓兰孀邸保啥粤⒍ゲ埂２栉幕跏际滴菸幕乃跤埃菟枷胧滴娜耸看蠓蛳袄献慕峋Вㄒ叨辔勒撸朗渴且荻游榈闹鞲桑Ｋ痴呷迥嬲叩溃牍傥謇牍傥馈Ｔ凇懊硖弥稀蓖馊迥诘溃缘阑濉＠献右浴白砸廾瘛蹦恕耙印保源笾腔壅卟恢诤未λ眨诙唷耙缘驴谷ā薄耙缘酪肿稹钡娜耸克瞿健５朗棵峭司佑谝埃荒矫蠹貉趸虬潦油鹾颍蛑背闪诵牧樽杂桑晃锞校涡挠诘纳裣伤枷氲南笳鳌Ａ鬃佣荚拊唬骸耙臃叛裕碇星澹现腥ā薄５澜潭晕幕说霓谷荆橙寮沂硕鸥σ残闯觥吧嫌形道短欤毓獗硖ǎ傧阌衽颍砝锵扇死础钡氖洹Ｎ娜耸看蠓蛞环矫婵释胧擞谐桑环矫姘靡樱是箦幸３どＳ氲朗拷煌鞘鄙惺乔椴伲芟允靖呓嗖凰住６凡枨逡堑朗棵浅缟凶匀唬秃瞎笊灯庸檎娴娜松谌ぁ?
陆羽生当其时，虽曾一心学习正统儒学之道，最终却痴迷于茶的研究，人尊称为处士（处士：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谓处士），最终写成《茶经》流传于世，道教的影响反映在他的茶学和交往之中。陆羽的好友里面，有女道士李冶，喜琴棋书画，尤擅格律诗，称为“女中诗豪”，曾被玄宗召入宫中月余。陆羽与皎然、灵澈等人组织诗社，李冶为其一员。李冶多病孤居太湖小岛，陆羽专门泛舟前去探视，李冶以诗作答足见友谊至深。还有与之交往甚多的张志和，属著名道家人物。陆羽的好友书法大家颜真卿、曾举荐他为官。颜年轻时因病入膏肓，得遇一道士救活，并劝其要多饮茶养生。颜在茶乡湖州为官时，留下不少与茶有关的美名佳誉。陆羽在27岁就深入道教植茶圣地茅山，与茅山提倡以茶养生的陶弘景不无关系，后来在《茶经》中多次提到陶先生，28岁时就写出了《茶经》前身《茶记》。他著的《茶经》所列茶人，大部分为道教（道家）人物。著作中羽化飞升、神仙典故，“精”、“俭”、“静”、“德”等茶饮的精髓思想，无不体现道教博大深遂的文化底蕴。他所设计的茶炉，取之《易经》八卦配以五行，上刻“伊公羹、陆氏茶”。伊公就是远古的仙人，不食烟火只以羹食。在炉身上还刻出“曲水”和道教三山之一一方丈。他49岁受任朝廷“太子文学”太常寺太祝（祭祀官）而坚决不就，淡泊名利，不为名累，奔波于大山河流，精于茶事勤奋茶业。在江西洪州玉芝道观，写出“不羡黄金垒，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登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竞陵城下来”，如此清心道远的诗言，可谓其一生的写照。就在唐代，民间已把陆羽奉为茶神，《新唐书?陆羽传》“羽嗜茶，著经三篇。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河北唐县出土了一尊白瓷陆羽像，陆羽头戴道士荷花冠，双腿趺坐似盘腿，一幅道士像，特别是面部，如童稚小儿。世人解释颇多，然放在道教就不难理解，戴道冠盘腿坐已成供像。“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一个成仙得道者的像，当然是返老还童，面如稚子。自陆羽后，中国的茶才有了新的文化内涵。
提到茶文化，当然不能忽视佛教（主要是禅宗）对其的影响，这也是当今茶文化研究者所乐道的。“禅茶不分家”“茶禅一昧”，“吃茶去”几乎是茶人皆知。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魏晋起始，佛教便有人以道教理论来宣传佛家学说，援道入佛。禅宗更将老庄思想内容吸收并发扬，“中国禅宗思想实直承庄子学说（现代学者肖疌夫语）。故老庄与禅皆为主静，道虚佛空。老子的“无为”和佛家的“般若”相契合，便成为文人学子新的理论导向和心灵追求。“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影响着文人雅士们的审美意识和生活情趣。特别是随唐，佛教天台宗大兴，其众多宗派大都受道教影响，非佛非道非儒或即佛即道即儒，道士讲佛法，和尚注道经，正符唐代“以佛治心，以道治身”。唐代众多的人钟情茶，是时代背景社会风尚和茶的品性相契合分不开的。茶生于灵山峻岭，承芳露，秉清灵，禀玄幽，草木仙骨，野稀之物，与此物相伴，回归自然物我两融。独品对啜之间涤除玄鉴，学道参禅，谈玄悟真，实为老庄玄学流风遗韵。虽然儒家禅宗创造了茶的仪式，佛家把茶事更加程式化，宗教化。而执著的道士们，仍守着自然无为冲寂超然的归趣。即不十分看重茶的程式，也不探究其中的技巧。没有法则才是道教顺乎自然的最高法则。无怪乎，茶至宋代，制作龙团凤饼极尽工巧“无以加矣”。而崇俭抑奢苦己利人的全真派祖师邱长春诗曰：“虚心实腹唯求饭，待客迎宾不点茶”（点茶是宋代一种繁复的饮茶方式）。元代全真派兴起，道风流行，茶人受道家冥合万物道法自然的影响，开辟了茶人与自然融合的饮茶风气。给茶文化回归道趣重返自然趋于简约打下基础。明朱洪武下令取消龙团贡茶，以散茶冲饮，遂开千古茗饮之风至今。其子朱权便说：“茶乃天地之物，巧为制作，反失其真味，不如叶茶冲泡，能遂自然之性”。他还在所作《茶谱》中表明了以茶明志风高节清的精神。一时间，宗隐逸的茶者皆循道教“药解延年，草解忘忧”之旨，追求的是“自种瓜，自种茶，炉内炼丹砂，看一卷《道德经》，讲一会渔樵话，自在然”的玄趣。
与陆羽至交的诗僧皎然，人称“茶僧”。人们把他作为佛教茶的代表。但我们看到皎然的文风宗道家简约朴质自然之道，看其诗如看《西游记》，虽云佛事，实为道本。“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名藏仙府世莫知，骨化云宫人不识”。以仙人食茶羽化，誉仙茶之珍奇，尽是道家玄语，再看其最著名的一首茶诗：“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牙 金鼎，素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在诗结尾处这样写道，“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说只有神仙才懂得茶道的真谛。通篇诗述道教言辞意象，识清明真，于其说是深谙茶意的诗，不如说是一篇深谙道意的华章，因此像皎然这样的诗僧，还写过纯粹道教升仙的《步虚词》也就不足为奇了。
禅宗把中国茶文化传入日本，形成今天代表日本国民精神的“茶道”，诚如日本著名大师学者冈仓天心所说：“佛教中，大量吸收道教教义的南宗禅，创造了用心良苦的茶的仪式……正是这个禅宗仪式终于在十五世纪发展成为日本的茶道”。他最后直接说到：“茶道是道教的化身”。日本茶道如此，中国的茶文化又何尝不是，被称为茶“亚圣”的卢仝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七碗茶诗”，堪称千古绝唱。这位不愿为官，一生以茶为伴的“茶痴”这样写道：“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章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诗录至此，两腋生风，茶通仙灵的吃茶境界已然道出。中国茶文化的内核，与道教就是因缘难解。
川蜀是中国茶的原始产地。《云笈七签》中有“若要汤药、杏仁、姜蜜及好蜀茶无妨”的记载。川蜀名茶首推蒙山蒙顶茶，“茶中故旧是蒙山”（白居易《琴茶》）。道教也把蒙山茶作为供品。蒙山茶自唐朝开始到明清，一直为贡茶，为茶史中罕见。蒙山茶也作为佛教产茶对社会的一大贡献。但蒙山顶的庙相传建于汉代，初为道观，后改为佛寺。有关蒙山茶是这样记载：“汉代甘露祖师爷姓吴名理真者手植，至今不长不灭，共11株”。汉代初为道观而吴理真祖师爷为汉代人，从称谓姓名来看都似道教中人，实可再稽考。
青城山道观苦丁茶的制作史有记载。而青城道教秘制“洞天贡茶”早在唐代即享盛名，《茶经》《茶谱》皆有录。现成为“青城四绝”之一。青城山还有一种茶称为“猴茶”，1938年张大千居士上青城山，观中道友招待大千就用此茶并换得画幅。这种青城野茶，生于悬崖峭壁之上，人不能及，每年早春由道观训练的灵猴攀岩采摘下来，故名“猴茶”，年产不过斤余。
湖北武当山盛产名茶，至今仍为佼佼者。道人亦种茶。史载“太和山出骞林茶，木之并者，芽茁如阳羡，能涤烦热，道流所珍”。“初泡极苦涩，至三四泡，清香特异，人以为茶宝”，后“供明王朝宗室享用”。
安徽休宁齐云山产绿茶，“祁红屯绿”者是。至今山上道士还多种茶。“白岳黄芽”名闻遐迩，其味鲜醇浓甘。古时休宁有松萝制茶法“自是天家清供，名曰片茶”，一般为道教供茶。
广东罗浮山有高山“云井茶”。苏东坡赞曰：“纵复苦硬终有录，汲黯少戆意饶猛”。另有道士常年养身饮用的“云雾甜茶”非红茶非绿茶，味甘性凉，入口香味四溢，还有降低胆固醇的功效。
山东崂山海拔千米处有一天茶顶，半空悬崖中生出棵野生茶树，相传此茶可疗百病，至今仍是枝繁叶茂。另道教引种崂山茶，也成为道家一绝。其它如南岳衡山，湖北木兰山，江苏茅山（茅山茶不久前受到中央领导人赞誉），等道教大小名山宫观，洞天福地所产名茶不胜枚举。
道教所涉茶事甚多，如唐代著名道士叶法善，在浙江松阳卯山修炼，利用卯山优质水土种茶，制成形似竹叶，色泽绿润的茶叶取名“仙茶”，因品质上佳，为唐高宗珍爱，列为贡茶。如佛教天台山乃茶禅之地，为茶叶东渡日本起过重要作用，日本茶祖荣西从天台山带回去茶种，并著《吃茶养生论》，述茶为“养生之仙药，延龄之妙术”的道家栖要。天台山种茶起源，乃是东汉道士葛玄（葛仙公）首开植茶之风。如清代名士梁章钜在武夷山天游观与道士静参谈茶事，无比钦佩，回后写道：“非到山中鲜以为颠人语也”，高度评价静参对武夷山茶特胜品第的精通。如现代道士艺术家阿炳，拉琴一辈子，喝茶也是一辈子，他的那首《二泉映月》（人称二泉仙曲），就是多次在二泉茶室喝茶受师父启迪，发自心灵的不朽名曲。以至后来每当他要演奏此曲前，总要喝上一盏酽酽的浓茶。道士与茶缘不一而足。
庙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摇篮，很多宫观在庙会期煮茶迎宾。随着庙观经济的发展，不少庙观本身或周边，都开始设茶舍茶寮，专供香客品饮，如上海城隍庙、成都青羊宫、二仙庵，四川青城山，武汉长春观等。很多社会上的茶楼茶肆，也将茶房装饰成仙家楼阁，以“八仙”“仙家”“群仙”为名的茶馆比比皆是，好的茶叶也以“仙茶”“神仙茶”“仙芽”“神品”相称。红楼梦中妙玉所奉之茶名曰“老君眉”。可见道教影响的流风泽被，人们品茶也就是要品味一下神仙般的感受。
日本学者说：“道教对亚洲生活的主要贡献是美学领域”。饮茶艺术是道教生命价值的神圣体现，反映在中国茶文化中的是一种动态的道教精神，“这种和平艺术，造就着一种民族精神”。人们总是误以为道教人是在消赊生命，殊不知他们真正在创造生命力。道教在茶文化中的影响如此深刻，正如冈仓天心大师所说：“道教是针对现世即我们自身”，“掌握了生活艺术的人便是道教所谓的‘真人’。”饮茶作为一种养生方式，贯穿着道教“以德治命”的理念。当今，一些人们物质生活不断提高，而欲望却无限膨胀，心态既浮燥又不稳定。在宗教应与社会相适应的今天，道教是否应积极提供心灵养生的途径和食粮。外国人称中国的茶是“文化大使”，我们中国道教也是否应该挑起这副“文化大使”的担子，走向社会走向世界呢！
可以想像，在公路运输极不发达的时候，这条天然水路是何等重要和繁忙，而双江镇便是这水通道的重要码头。
随着水上运输的凋零，作为码头和著名茶叶集散地的双江镇成为了历史。就像一位历尽了繁华的美人走进了平常人的日子，如今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四川小镇，宁静而朴素，甚至显得有点冷清。但是，在它那些不起眼的角落里，你仍能找到昔日双江镇的若干痕迹。 虽然四川人素以吃苦耐劳著称，但是连女人也去当搬运工，还是让人感到有点意外。这足以说明过去双江镇的货运业务是何等繁忙。
昔日的繁荣逝去得并不遥远，这里应该还有更多历史的见证。我们找到了一位老人的仓库。偌大的房子，显得有点空旷，生意的清淡可想而知。
或许仅仅是出于习惯，这位老人还在顽固地坚持着这古老同时也日趋冷落的职业，也许再过几年，双江镇就再也没有代人存放物品的地方了。我们应该感谢这位老人，因为他保留了一点双江镇的过去时日。
当然不会仅仅是这些。无论岁月怎样改变着世界，过去的一切总不会彻底湮灭。
桥上的茶馆已经荡然无存，眼前只有空荡荡的大桥和大桥下静静流淌的江水。但是我们仿佛听见了那些茶馆里的人声鼎沸，看见了那些出入惊涛骇浪的水手和那些精明的商人与粗豪的船主们，看见了江面上林立的帆樯。然而，这一切都是想像，眼前只有一只摆渡的小船，在慢慢驶过江面。
但是这只小船可以把我们领进岁月的深处。
双江镇的意义，在于它是最早被记录的茶叶交易市场。时间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当时著名的文学家王褒到成都看望亡友的遗孀杨惠。仆人便了对女主人热情款待王褒表示不满，王褒一怒之下从杨惠手里买下了便了，并写下一份要求极为苛刻的“工作守则”，这便是茶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僮约》。
“奴当从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扫,食了洗涤。居当穿臼缚帚……烹茶尽具……武阳买茶……关门塞窦勿与邻斗……奴不听教,当笞一百。”
“烹茶尽具”，说明当时茶已成为普遍性的饮料，而“武阳买茶”则表明当时已经有了专门的茶叶市场。武阳就是今天的双江镇，它作为茶叶集市的历史足足延续了两千年。
仿佛是一夜之间，堆积如山的茶叶不见了，穿梭往来的船只消失了，只剩下这宁寂的小镇和滔滔不绝的江水，和这只摆渡的小船。
| 武夷岩茶的悠久历史 |
武夷山何时有茶？据当代茶叶专家陈椽等考证，我国茶叶在二世纪时由西南向东南传播，不久武夷山就有茶了。武夷岩茶最早被人称颂，可追溯到南朝时期（公元479-502年），而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之于唐朝孙樵（约825-约885年）写<的《 送茶与焦刑部书》。孙樵在赠送武夷岩茶给达官显贵的一封信札中写道："晚甘候十五人，遣侍斋阁。此徒皆请雷而摘，拜水而和。盖建阳丹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慎勿贱用之！"孙樵在这封信中，把出产在"建阳丹山碧水之乡"的茶，用拟人化的笔法，美称为"晚甘候"。"晚甘候"，甘香浓馥，美味无穷之意。"候"，用尊称。"碧水丹山"是南朝作家江淹对武夷山的赞语。当时崇安尚未建县，武夷山属于建阳县，故信中称"建阳丹山碧水"。因此说孙樵所送的茶乃武夷山所产。从此，"晚甘候"遂成为武夷岩茶最早的茶名。清明闽北人蒋蘅写的《晚甘候传》一文中，更是通篇以拟人化的笔法，酣畅淋漓地为武夷岩茶写传。他写道"晚甘候，甘氏如荠，字森伯，闽之建溪人也。世居武夷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奥。甘氏聚族其间，率皆茹露饮泉，倚岩据壁，独得山水灵异，气性森严，芳洁迥出尘表……大约森伯之为人，见若面目严冷，实则和而且正；始若苦口难茹，久则淡而弥旨，君子人也。"该传沿用了前人对武夷岩茶的美称--"晚甘候"，以拟人化的笔法记述了它的姓名和表字，姓甘，名如荠，字森伯。作者巧妙地用了《诗经》中的典故，予武夷岩茶以姓名：甘如荠。《诗经.邶风.谷风》云："谁谓茶苦？其甘如荠！"《晚甘候》作者匠心独具，为甘甜美味的武夷岩茶取了出典于《诗经》的尊姓大名，令人解颐生津。传中还把武夷岩茶的"茶品"拟人化为"人品"，赞之曰："君子人也！"足以与周敦称莲花为"花之君子"相媲美。
唐代诗人郑谷有诗云："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草献地仙。飞鹊印成香蜡片，啼猿溪走木兰船。金槽和碾沉香末，冰碗轻涵翠缕烟，分赠恩深知最异，晚铛宜煮北山泉。"诗人不但高度评价武夷茶，而且说明武夷茶从研膏转为蜡片，且印有飞鹊等装饰图案。值得提及的是，中国第一茶圣陆羽在晚年慕名来到武夷山，写有《武夷山记》，对武夷君的神话传说，表示兴趣，遂记之。虽然此记已佚，但是从其他的书、志的注释中，尚能见到片言段语。该记当是陆羽在晚年蛰居江西上饶时、于《茶经》的成书之后若干年所撰，因此也是《茶经》上未见武夷茶记载的原因之一。为此肯定武夷茶在唐代已有之，且名度很高，深得文人赞赏，引人垂将老矣的陆羽慕名而来。
自唐代孙樵称武夷茶为"晚甘候"后，历代多有讴歌其者。宋朝陶谷著《茗录》写道："汤悦有森伯颂，盖茶也，方饮而森烈严乎齿牙；既久，四肢森然，二义一名，非熟夫汤瓯境界者，谁能目之。"森伯既是超群的好茶，而要能体会森伯的佳妙之处，非熟练的评茶者寞属。那么，谁是"森伯"的知遇者呢？《晚甘候传》云："森伯之祖，尝与王肃善。"于是，王肃可以肯定是早期与武夷岩茶（森伯之祖）神交的一位雅士了。宋朝叶清臣在《述煮茶小品》中也说："王肃癖于茗饮"这也说明他算得上一们精于品茶的人。南北朝时期，王肃的父亲王奂在南齐任尚书右仆射（中书郎，宰相的助手），很可能得到进贡的武夷岩茶礼品。因此，当代著名茶叶专家陈椽据此论证："武夷茶约在距今1500年前的南朝时已初具名度。而北宋大文学家苏轼写的一篇散文《叶嘉传》，也是以拟人化手法记述武夷岩茶的一篇佳作。文章把茶树这种嘉木誉为"叶嘉"，意为"茶叶嘉美"。苏轼为之立传，遣诣京师。从《叶嘉传》里，我们又可以推测说武夷茶早在约二千年前的汉朝就可能有之，但由于这篇散文略带虚构成份，且有唐代陆羽（733-804）《茶经》在汉帝之前之误，所以不宜作为信史。至于武夷岩茶早在何时问世？不妨当作"武夷岩茶之谜"，让今人去考证。在未有确实答案之前，权以范仲淹的诗句："武夷仙人自古栽"作为浪漫的"定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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