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埋藏在我心底多年的一篇文章，几次动笔又都放下了。我曾自卑认为，怀念老诗人的文章，怎么也轮不到我写。每当眼前浮现出臧克家老人那亲切的面容，尤其是耳边回响起他几次带着浓重乡音的话语：“我对你抱有不小的希望”时，我便有种无地自容的愧疚。后来自己安慰自己：得到老诗人教诲、恩泽的文学青年不计其数，我不过是他们中的一个；我至今没能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什么成绩，臧老不会怪我，毕竟不是谁都能成为诗人的。然而，离开臧老越久，我的——
都说少年记忆最清晰。大约还是“文革”中的岁月吧，我们那条小胡同里也出现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式的街头演出。其中一个叫苏伊的女孩舞蹈跳得特好看，许多时候，她都是主演。当时我们这一群整天“混”在一块的伙伴里，大概只有我是因为另一个原因喜欢盯着她多看几眼——苏伊的爸爸是著名诗人臧克家。因为那个时候，诗歌的种子已埋藏在我的心里。1972年，我在北京二中读高中时，诗情正“勃发”，一口气写下了五百多行的长诗《雷锋和我们同在》。写完之后，自己朗诵，激动不已。那天，我糊了一个大大的信封，装进厚厚的一摞诗稿，心跳地交给了苏伊。记得她瞪大了那双美丽的眼睛看我，我赶紧转身逃离……
显然，苏伊十分认真地完成了我的托付，她把我的诗交给了刚从向阳湖干校返京不久的父亲，因为没几天，《北京少年》的编辑钱世明就来了，他说：“我们刊物光发你这一首诗怕也登不下。但我还是来找你，一是我觉得写得不错，二是大诗人臧克家很欣赏呢。”原来，臧伯伯不仅亲笔给我改诗，还热情地推荐给了当时北京仅有的这家少年文艺刊物。正是这首长诗“处女作”，我得以登堂入室，去面见我崇拜的大诗人臧克家。记得他给我那首“长诗”打了65分，一会儿又主动说：“还可以比65分高一点儿。”说完，他先笑了。在场的客人也笑了，他们（记忆中好像有著名诗人程光锐和刘征）也鼓励我说，从克家这里得一个65分，很高了！
从那以后，我成了赵堂子胡同15号——臧克家寓所的常客。
最难忘一个冬天的傍晚，在胡同里散步之后，臧伯伯竟来到了我住的大杂院来看我。我那间小屋只放得下一张椅子，我赶忙让座。他说：“还是你坐。”他站在书桌前：“哦，有这么多书读。”我告诉他都是我的中学老师偷偷借给我的。“您看，您的诗选。”我把一本《臧克家诗选》递过去。他的目光瞬间有一丝惊喜，继而变得深沉，久久盯着那本书……忽然，他翻开书，很快找到某一页，拿起我的钢笔，在一首诗中改了一个字，对我说：“这个字印错了，我给你改过来。”当时，我心里很难过，因为那个时期，包括《臧克家诗选》在内的许多文学书籍都还是“禁书”。“您的诗集会再版的。”我说这话，是为了安慰他。不想，老诗人却坚定地说：“会的，一定会的！到时我要送你一本。”
转眼1974年的春天到了，我高中毕业后到农村插队去了。在京郊顺义县谢辛庄村，劳动之余，我常把“新作”寄给老诗人，每次都能接到臧老的回信。我记得，他曾在我诸如“我开着隆隆的拖拉机耕地，多像迈着正步从天安门前走过”等句子下面，用笔划出一串圆圈儿，表示较好；有的句子旁边则批语：“不好，缺乏生活依据。”等等。
当知青的日子毕竟艰苦，而且那时也没什么指望，不知何日才能回城。我在信中说，“很想您，能给我寄张近照吗？我还想要您的字，能给我也写一幅吗？”几天后，绿色的乡邮员的自行车铃声格外清脆，我盼到了臧老的回信，而且那信封比往日的要大一些！我急切地拆开大信封，信纸中夹着一张照片和一幅墨宝，真是臧老的！老诗人在黑白照片背面写道：“73年 小周明同志摄于北京 培禹同志 克家”。在一张彩笺上，是再熟悉不过的臧老那隽秀的墨迹——
秧田草岸竹屏风，
叠翠遥笼晚照红。
相邀明朝齐早起，
人同落日共收工。
《晚收工》一绝，“邀”应作“约”。培禹同志存念 臧克家 乙卯
终于，冬去春来。1978年，《臧克家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臧老没有忘记我这个小朋友，他在扉页上题写了“培禹同志存正 克家”送给我。这时的我，已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大学这段日子是我见老诗人最勤的时候。1979年，我们新闻系创办了自己的学生刊物《大学生》杂志，由成仿吾校长题写了刊名。我拿着第一期送给臧老看，并不知深浅地向他“约稿”，不想，臧老竟答应了。他起身进了卧室，一会儿，把一首诗稿交给我，说：“这是昨天刚完成的，就交给你们吧。”于是，这首题为《临清，你这运河岸上的古城》的诗歌，首发在我们的《大学生》上。这在当时的人大校园引起不小反响，中文系林志浩教授找到我，希望我能把他的新著《鲁迅传》送给臧老指教。我乐不得呢！臧老则把回赠的书托我带给林志浩先生。后来，我还专门陪同林先生登门拜访了老诗人。在臧老身边，我不仅读自己的习作，还经常把同学、朋友写的诗歌读给臧老听，记得有杨大明、韩智勇、韩晓征等人的。臧老都给过一定的鼓励。我和同学卢盘卿利用假期采写了一篇报告文学《沙砾，在闪光》，也拿给臧老看，臧老不仅看了，还回信说，不错，已推荐给一家刊物了。不久，东北的一家大型文学季刊《绿野》就寄来了样刊，我们的习作发表了。热情的李主编（一时想不起名字了）还亲笔写信，给了我们两位大学生作者很大的鼓励。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登门求教、打扰臧老的绝非我一个，类似的事数不胜数，这要占去老诗人多少时间和精力啊！
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日报社。臧老知道我主动要求下农村采访，很高兴，他对我说：“对，这样才能多接触实际，打下厚实的底子。”由于工作紧张，我几乎不怎么写诗了，没有作品，倒觉得不好意思去见臧老了。没想到，老诗人却依旧关心着我这个“小朋友”——我写的一些通讯报道，他也看到了。1984年8月，我写了一篇平谷农民买飞机的报道，《北京日报》在头版突出位置发表。见报的当天，臧老兴奋地写了一首《有感于京郊农民乘自购飞机青云直上》的诗。我登门去取时，知道他刚刚午休，就不让阿姨打扰他，拿到诗稿就轻轻地离开了。两天后，我收到了臧老的信。他语重心长地写道：……你的文字颇干净。这些年，你到处跑，特别下乡时多，积蓄了不少材料，定有不少感受，可以在心中不时酝酿，将来定会写出好的报告文学或特写、散文来。我对你抱有不小的希望。今下午你来，未进屋，我心不安。
记忆中还有一个日子是我永远不会忘的，那是1995年7月1日，我陪从新疆来的“西部歌王”王洛宾老人去拜望他神交久矣的臧老。
我知道，年已91岁高龄的臧老，近年身体一直不太好，极少会客，我很久不忍上门打扰了。可这天，为了实现也已82岁的老音乐家王洛宾的心愿，我还是按响了那扇朱红色大门上的电铃。照例，没有预约。来开门的是郑曼阿姨，她热情地把我让进院里。我犹豫了一下，说：“今天，我陪王洛宾先生逛逛北京的胡同，路过这儿，想见见臧老，不知……”
“王先生在哪儿？快请进。”郑曼热情地搀扶着洛宾老人，一边带我们走进客厅。
我们在我再熟悉不过的宽敞的客厅落座后，郑曼阿姨去臧老的书房兼卧室通报。这时，苏伊一家三口，过来向王先生问好，苏伊可爱的小女儿文雯连声叫：“西部歌王爷爷好！”一会儿，臧老从书房走出来，向王洛宾伸出了双手，王洛宾迎上前去，两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两位二十世纪杰出的诗人与歌者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那天，他们所谈甚欢，话题涉及中国诗歌的民族继承、传统民歌尤其是少数民族民歌的传播等等。郑曼阿姨时时要来提醒：“你心脏不好，不要太激动啊。”臧老总是挥挥手，说：“不碍事。”有趣的是，臧老的小孙女文雯，这时缠着“西部歌王爷爷”，要求爷爷唱一首歌。王洛宾风趣地说：“请客人表演，你得先表演，怎么样？”不想，还在上幼儿园的小姑娘一点也不发怵，她带有舞蹈动作地唱起来：“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眉。你的眉毛细又长啊，好像那树梢的弯月亮……”
洛宾老人拿出一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纯情的梦——王洛宾自选作品集》，翻开扉页，在上面写了“臧克家艺兄指正 洛宾 1995年7月1日”，然后送给老诗人。臧老让夫人取来新近再版的《臧克家诗选》，也在扉页上写下“洛宾艺兄存正 克家 1995年7月1日”，回赠给老音乐家。
王洛宾翻开厚厚的诗集，对臧老说：“小朋友刚才唱完了，该我了。我即兴为您的一首诗谱曲，然后唱给您听听，看您满意吗。”
王洛宾选的是一首臧克家写于1956年的题为《送宝》的短诗。他略作构思，便放开喉咙——
大海天天送宝，
沙滩上踏满了脚印，
手里玩弄着贝壳，
脸上带着笑容，
在这里不分大人孩子，
个个都是大自然的儿童。
歌声婉转抒情，十分动听，臧老听罢高兴地站起来，连声称赞，并意味深长地说：“好听的歌子在生活中，你的旋律是从那儿来的。”
王洛宾郑重地对老诗人说：“我要再为您的诗谱写一首曲子，会更好的。”
此后不久，我收到了王洛宾先生从厦门寄来的信，信中附有一页歌篇，是他为他的“艺兄”臧克家的名篇《反抗的手》创作的歌曲。他嘱我转交臧老。曲子用了d调，4/4拍，旋律高亢而有力。这，也许是这位著名作曲家最后的创作了。
我拿着王洛宾的歌篇和我新写的两篇文章，又一次来到赵堂子胡同15号。可臧老因身体不适已住进医院。我不死心，从盛夏到深秋一段时间，我几次叩开那扇朱红色的大门，还是那熟悉的院落，还是那熟悉的客厅，还是那门前的丁香树，却仍不见臧老的身影，我心里异常失落，一阵阵伤感袭来，更十分惦念他……
终于，臧老的信到了：培禹：
久不见，心中不时念及你；怀念你父亲。（我的父亲李裕义，一位普通的退休工人，却与臧老交谊不浅。父亲病重中想念臧先生了，就给臧老拨了电话。臧老放下电话就来看望他。父亲1992年去世时，郑曼阿姨曾来家里表示哀悼——笔者注。）
我患了一场重病，住院已九个月了，现在，病情好转，在慢慢恢复中，不久将出院回家休养。
得到你的文章，我与郑曼都读了，写得很好……
谢谢你送我们这么多宝贵的照片。
握手！
克家
96，3，31日灯下、床上
作为臧老这位诗界泰斗的一个“忘年交”小友，30多年了，我曾多次得到过他的教诲和关爱。但在老诗人生命的最后几年，耄耋之年的他久病住院。我一直想去看望，又都忍住了。
1999年新春佳节就要到了，平生多少年来从不大会给朋友寄贺卡的我，出于对臧老的思念，精心挑选了一张贺卡，在精美的图案旁我抄写上了臧老《致友人》诗中的名句：“放下又拾起的，是你的信件；拾起放不下的，是我的忆念。”给老人家寄了去。
想不到，我竟收到了臧老的亲笔回信。还是那再熟悉不过的蓝墨水钢笔字体，臧老在信中亲切地说：
“收到寄来的贺年卡，很欣慰，上面几行字，多少往事来到心中，感慨系之！……多年不见，甚为想念。我二三年来，多住院。出院将近一年，借寓‘红霞公寓’养病，与郑曼二人住，闭门谢客，体力不足，已94岁了。我们初识时，你才十八九岁，光阴过客，去的太多。我亲笔写信时少，因为想念你，成为例外。……”
2004年正月十五，元宵节之夜，臧老走了。
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感应。就在这年春节期间，我给自己每天安排了一段“读书时间”，捡出的书目中，就有臧老于1980年和2000年分别送我的《怀人集》和《臧克家旧体诗稿》两本书。灯下静静地重读臧老的散文和诗歌，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释怀自己对臧老的思念之情。但从那一年的元宵节起，我对臧老浓浓的思念，却无奈地变成了深深的怀念。
“怀念逐日深”，是臧老《怀人集》中一篇文章的题目，如今我把它用作此文的标题，敬献给我的臧伯伯——臧老，还有两年前竟同在2月5日逝去的永远是那么和蔼可亲的郑曼阿姨。
这怀念，将伴随着我的生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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