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散文观

余光中

  知性与感性的把握与调配，也是散文的一大艺术。知性重客观，感性凭主观。知性重分析，感性凭直觉。知性要言之有物，持之成理，感性要言之有情，味之得境。散文佳作往往能兼容二者，而使之相得益彰。诸葛亮的《出师表》本是公文，却写得真情流露；杜牧的《阿房宫赋》显为美文，却由感性转入知性，以史为戒，力贬奢华。而同一散文大家之作，知性与感性的比重也变化多姿。例如苏轼论人之作，《晁错论》绝少抒情，至于《范增论》、《贾谊论》、《留侯论》，则抒情一篇浓于一篇。《方山子传》又别开生面，把抒情寓于叙事而非议论。而《喜雨亭记》、《凌虚台记》、《超然台记》等五记，却在抒情文中带出议论，其间情、理的比重各有不同，但知性与感情均有交汇。

  所以太硬的散文，若急于说教或矜持，读来便索然无趣。而太软的散文，不是一味纵情，便是只解滥感，也令人厌烦。其实不少所谓“散文诗”或“美文”之类过分纯情、唯感，溺于甜腻的或是凄美的空洞情调，结果只怕是美到“媚而无骨”，雅到“俗不可耐”。这种阴柔的风气流行于我年轻时代的文坛，所以早年我致力散文，便是要一扫这股脂粉气。我认为散文可以提升到更崇高、更多元、更强烈的境地，在风格上不妨坚实如油画，遒劲如木刻，宏伟如建筑，而不应长久甘于一张素描、一幅水彩、一株盆栽。当时我向往的不是小品珍玩，而是韩潮苏海。我投入散文，是“为了崇拜一支充血的笔，一种雄厚如斧野犷如碑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