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底至9月初，《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休闲小康指数”调查。经过对调查结果及国家有关部门的监测数据进行加权处理，得出2011～2012年度中国休闲小康指数为71.3分，比上年提高1.9个百分点。调查显示：69.4%的受访者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超时工作问题，每周花在休闲上的时间为10小时以下的占了受访者总数的41.1%。
如今人们已逐渐把生活品质作为衡量幸福感的重要指标。生活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活方式，而休闲又是考量国人生活方式新转变的重要标志。
六成受访者为“放松身心”而休闲
为何要参加休闲活动？六成（62.8%）受访者表示从事休闲活动主要是为了“放松身心”，33.8%的受访者为了“满足爱好”，30.6%的受访者为了“锻炼身体”，接下来依次是“增长见识”、“换一种生活方式”、“享乐”、“暂别现实压力”、“结交朋友”、“加强沟通、牢固感情”、“扩展生活经验”等等。
与前年的调查结果相比，现在受访者更多地以“满足爱好”、“锻炼身体”、“结交朋友”为目的而参加休闲活动，“放松身心”则一直被受访者看作是从事休闲活动的最主要目的。在去年对中国中产阶层休闲满意度的调查中，排在“休闲活动的十大目的”前两位的仍是“放松身心”和“满足爱好”，但工作压力往往比较大的中产阶层更多地把“减压”的希望寄托在了休闲生活上，因此，在中产阶层眼中，“暂别现实压力”排在了“休闲活动的十大目的”的第三位。
在美国南阿拉巴马大学健康体育与休闲系助理教授董二为看来，六成受访者认为休闲的主要目的在于放松身心，这和“休闲”在汉语中的本义是相符的，但是其它选项得票率均低于35%，只有“满足爱好”和“锻炼身体”略高于其它选项，说明有些民众还是把体育锻炼作为了休闲的目的，甚至错误地认为体育锻炼就是休闲。“认为休闲的目的是‘激发潜能、创造力’、‘满足成就感、价值感’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15.3%和13.2%，而这两项正是加拿大著名休闲研究学者Stebbins从1982年开始倡导的深度休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深度休闲与健康以及休闲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董二为介绍说。
国家发改委投资所休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马志福也认为，身心健康是生活幸福的前提，是人们幸福感的核心内容，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因此大力发展休闲体育和全民健身运动，是让人们具有幸福感的重要任务之一。
近七成受访者超时工作
提到“休闲”这个词汇的时候，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便是“时间”。在各行各业，超时工作都已成为普遍现象。
《小康》调查发现，69.4%的受访者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超时工作问题，其中42.4%的受访者每周工作40～50个小时，18.5%的受访者每周工作51～60个小时，5.5%的受访者每周工作61～70个小时，1.8%的受访者每周工作71～80个小时，1.3%的受访者每周工作80个小时以上。而只有30.6%的受访者能够“享受”到“八小时工作制”，即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0个小时。
“加班加点”的职场潜规则不仅在中国流行，在全球也普遍存在。
全球知名的灵智广告公司认为2012年的十二大趋势中，有一项就是说生于Y世代（美国的一个世代名称）或千禧世代（即出生于1982年到1993年之间）的人们，正在打破传统的工作制。传统的“八小时工作制”可能很快成为例外而非规则。
工作时长的增加，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们的休闲时间，虽然提到“休闲”这个词汇的时候，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便是“时间”，即“闲暇时间”或“自由时间”，当劳动、生活事务、睡眠和其他基本需求满足之后个人可以自由利用的时间，接下来才会想到“活动”、“生活方式”、“心态”和“消费”，但在宝贵的时间和繁忙的工作面前，即便是渴望休闲的人，也会感到无奈。
“我每周花在休闲上的时间绝对在10小时以下，虽然入职的时候老板说的是‘朝九晚五’、‘八小时工作制’，但是当工作多得干不完的时候，便只能加班加点了。虽然没人这么要求我，但是事情摆在自己面前，总要花时间去干吧！”在天津市一家私企做办公室文员的刘梅无奈地说，“每天下班回到家时，就累得什么都不想干了，只有在不用加班的周末，才能睡个懒觉，参加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休闲活动。”
像刘梅一样，每周花在休闲上的时间为10小时以下的占了受访者总数的41.1%，另外还有34.9%的受访者每周休闲时间在10～19个小时，12.6%的受访者每周有20～29个小时的休闲时间，而每周休闲时间能够达到30个小时以上的8.1%的受访者已经算是“极少数”的“幸福人士”了。值得关注的是，还有3.3%的受访者表示“完全没时间休闲”。
休闲时间连续三年下降
46.8%的受访者认为，与去年相比，自己的休闲时间“更少了”。中国休闲小康指数主要从休闲观念、休闲支出、休闲方式和休闲时间等4个方面进行考量，自2006年以来，前三项指标都呈现出逐渐上升态势，只有休闲时间指数的最高值出现在2007年，从2010年至今，则连续三年出现下跌趋势。今年的休闲时间指数为68.3，甚至比2006年还要低。
46.8%的受访者认为，与去年相比，自己的休闲时间“更少了”；37.7%的受访者认为“没有变化”；比去年休闲时间“更多了”的受访者比例尚未达到两成。
与此相关联的是，近三成受访者认为自己的休闲时间“差远了”，5.1%的受访者直言自己“几乎没有休闲时间”。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闲暇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翔分析认为，现阶段中国公众普遍感觉休闲时间过少的主要原因有两点。
首先，这是由经济阶段决定的，日本和韩国都经历过必须用时间来换收入的阶段，这主要是由劳动密集型的经济特点决定的，需要调整产业结构。
其次，目前中国希望通过推进创新来转变增长方式，但是从国际上，尤其是日本、韩国的发展经验来看，通过资金投入、金钱激励进行的创新主要带来的是模仿式创新，但是原始创新必须保证创新思维的人有足够的自由。保证人们有时间自由阅读和自由思考，这样容易激发出原始型创新。我们现在的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如果完全靠投资和金钱来刺激，而不能释放一定的闲暇时间，就很有可能会重走日本、韩国曾经走过的老路。即主要带来的是模仿式创新，而非原始型创新。
不过，如果能将工作与休闲结合在一起，创造的价值和财富或许能够加倍增长。中国人民大学休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琪延在一次讲话中提到了“工作休闲化，休闲工作化”。他说，工作休闲化是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可以视之为休闲，“实际上好多创业都是在休闲当中做出来的，而不是在紧张的劳动当中。”王琪延认为，要在工作中创造，在创造中休闲，过劳可耻，让人过劳更可耻，“过劳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对自我生命价值的一种贬值，特别是对家里人、对社会不尊重，你侵占了他人的劳动机会。还有，你得花医疗资源，浪费医疗资源。”王琪延说。
带薪休假效果不理想
从休闲时间、休闲方式、休闲支出、休闲观念等方面来衡量，您对自己的休闲状况满意吗？面对这个问题，七成受访者表示“一般”、“不太满意”甚至“很不满意”。而在影响人们休闲满意度的种种因素中，排在第一位的仍与“工作”和“时间”这两个关键词有关，七成受访者把原因归结为“工作忙、压力大，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太少”；五成受访者把原因归结为“个人和家庭的收入状况所限”；三成受访者认为“带薪休假制度不完善”；接下来的原因依次是“工作性质”、“休闲信息的搜集能力不强”、“个人兴趣、性格特点”、“休闲活动的技能欠缺”、“身体健康状况”、“休闲产品的提供无法满足需要”和“家人或朋友的态度”。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已经施行五年了，但效果却不甚理想。《小康》调查显示，过半受访者表示自己只能“偶尔享受”带薪休假或是“符合享受条件但从没享受过”。
近日，一则消息引起了社会各界劳动者们的普遍关注：7月26日至29日，江苏南通崇川区的首批46名职工被安排到南通工人疗养院疗养，到8月底，该区有400名在苦脏累岗位工作的一线职工分8批到南通市工人疗养院和南通园博园疗养。一线职工带薪疗休养在当地形成制度后，政府每年为此拨付20万元专款。
实际上，依法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不仅仅是对广大劳动者、尤其是一线职工应有的尊重，而且可以对休闲生活方式的形成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进而起到“提高工作效率”和“增加生活情趣”的作用。
在国外，即便工作太忙，人们也需要保证一定的休闲生活时间。比如美国总统，通常一年要过两次度假生活，2010年年底，在大部分美国人因为经济不景气而节衣缩食，众多城市连续遭遇强暴风雪袭击之时，奥巴马却在夏威夷享乐。
列宁曾说过，谁不会休息，谁就不会工作。现在，中国人的休闲观念也在逐渐改变。49.2%的受访者认为休闲对提高工作效率有“比较大”的促进作用，31.5%的受访者认为休闲对提高工作效率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认为休闲对提高工作效率“几乎没有作用”或者“完全没有作用，反而会耽误时间”的受访者比例还不到1%。
而休闲对于增加生活情趣的促进作用则更为明显，选择“完全没有作用”的受访者为零；48.0%的受访者认为“比较大”；39.5%的受访者认为“很大”。
虽然中国人的休闲观念在转变，但在董二为看来，只有17.8%的受访者把休闲看作一种生活方式，这表明，从总体上来讲，中国人还没有完全认为休闲应该融合到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就是说休闲还没有成为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主体。
摘自《小康》2012年第10期 作者：鄂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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