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黎文
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John Gray）近期出版新作《动物的沉默》（The Silence of Animals），探究人们为什么要继续打造各种“现代神话”和“历史瞬间”，来赋予生活以目的和意义。格雷梳理了若干作家的回忆录、诗篇和小说，包括英国新浪潮科幻作家巴拉德（J.G.Ballard）、英国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英国小说家、评论家、编辑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美国诗人约翰·阿什贝利（John Ashbery）和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以及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
格雷并不相信人性是走在不断“进步”的道路上的，也即人性并非指向文明和启蒙这些“人类的最终目的”。格雷与作为他朋友和导师的以赛亚·伯林一样，反对所有好听的宏大概念——诸如“进步”、“日臻完美的能力”、“唯一正确的生活方式”这些概念。他认为当代人文主义者所唤起的“进步”的理想，其实只是他们对两种不同神话的混淆：苏格拉底式的对理性的迷信，以及基督教式的对救赎的迷信。相反，格雷认为人类不可能超越其原始性、兽性、自私的本能，特别是那些他们无法控制的因素，会使人类变得更加可怕。格雷认为，人类自以为已经跨出远离动物状态的伟大一步，其实是一种现代的傲慢之姿。他追问：我们在饥饿、争斗和被囚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他看到的是，我们费尽苦心用各种神话和理想来巧饰自己所生活的世界，而这么拐弯抹角的做法，只是为了尽力掩饰、避免承认我们实际上兽性犹存。
在格雷看来，尽管大部分的西方人都自以为生活在世俗社会里，但其实构建人类活动意义的宗教冲动始终存在。人类始终热衷于追问：我们是谁？来自哪里？以及最重要的，去向何方？而格雷坚持认为，我们其实哪儿也不会去，这个世界并不是如目的论者所想的，确实拥有一个意义——即如他在上一部书《刍狗：关于人和其他动物的思考》（Straw Dogs:Thoughts on Humans and Other Animals）里引用的老子《道德经》里的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格雷认为，神话的力量，就是从一堆意义的废墟里造出意义，而通过制造神话，一味地迷信人类可以不断进步而日臻完美并忘记我们的动物本性，则会导致更大的灾难——这就是全球资本家、各类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以及现代科技的高级祭司们正在做的事。
格雷于1948年出生在英国南希尔茨，毕业于牛津大学。他对分析哲学和思想史两个领域颇感兴趣，曾在牛津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在伦敦政经学院教授欧洲思想。2008年，他告别学术生涯，专事写作，现在是英国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