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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海东
2013年3月13日上午9时，北京体育馆路9号。一场没有横幅的特殊追思会在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举行，只为一个人，一个永远铭刻在新中国登山事业巅峰上的名字——史占春。
在我眼里，此时更像是一次登顶前的誓师会：老一代登山运动员、教练员、副队长和当年随队采访的老记者们重新聚集，静静地等候着那个他们再熟悉不过的总队长。尽管所有人都知道，他再也不会亲自率领他们攀登珠穆朗玛峰，但他们仍然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深深渴望。缅怀中的史占春，即使晚年被轮椅所困,无法出声，一旦得知中国体育健儿摘金夺冠，他都会满眼放光，对新朋老友跷起大拇指。正是这过目难忘的自豪一跷，也成为他留给中国体育最后也是永远的英雄印象。
壮士暮年，雄心不已。有感于此，鲁光说：“在新中国体育史上，史占春是一个最值得让人跷大拇指的人！”
1
“钉子磨没了，我们自己当钉子。”
不是每个历史镜头都有画外音，但一定有无法删节的背后故事。
1960年，当成立不到五年的中国登山队准备进军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消息传出，对世界登山界的震动不亚于4年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镜头外，一个操着东北口音年仅31岁的年轻人站在贺龙元帅面前，他就是中国登山队队长史占春。贺老总召见只为当面问他一句话：“苏联队撤出了，你怎么办？”原计划由中苏两国组成的联合登山队，由于苏联队临阵撤兵，变成了中国队独立登顶，再失去苏联方面先前答应援助的登山设备，对于总队长兼党委书记的史占春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上，我们自己上！”听到史占春毫不犹豫的回答，贺老总点点头，眼前这个没有当过兵的总队长让他有了一种好将带好兵的信任感。
已是国家运动健将的史占春，登山履历却薄得一目了然：1955年赴苏联学习登山技术，翌年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队长，肩负新中国第一次登山任务，成功地登上了海拔3767米的太白山。之后连续拿下海拔7546米和7556米的“冰川之父”慕士塔格峰与“山中之王”贡嘎山，迅即引起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有人说，相比拥有上百年登山资质的欧洲，中国的第一位登山队队长不仅年轻，胆子更大。1957年，史占春和他的队友们应邀在全国14个城市举行巡回报告会53场，一个细节被有意“遗漏”：攀登太白山时，由于技术装备不足，没有特制的登山鞋，他们就在翻毛皮鞋底上钉满大铁钉子，没等到下山钉子鞋又磨回了平底鞋。“钉子磨没了，我们自己当钉子。”非常时期就得靠非常办法，史占春言之一笑。
这一次，在贺龙元帅的支持下，史占春为中国登山队争取到第一笔外汇资金。他带上经周恩来和刘少奇批准的70万美元，急赴瑞士采购攀登8000米以上高度所需登山用品。这是一次少为人知的海外之行，透过舷窗俯瞰着机翼下逶迤的群山，他的嘴角越闭越紧。对于面临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时期的中国而言，这笔异常宝贵的外汇，给予他和中国登山队的不仅是巨大资金支持，还有无法愧对的职责与使命。收回目光，史占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心里反复念叨着两个字：北坡。
2
在海拔8000米上不靠供氧装置过夜第一人
史占春没有想到，北坡会成为他和队友王凤桐以性命相搏并连创两项世界第一的生死之地。
被探险家称为“地球三极”之一的珠穆朗玛峰，最险莫过北坡。有数据显示，在挑战珠穆朗玛峰的百年探险中，已有上百人长眠于此。1924年，英国人马洛里作为败北者里最著名的登山家，成为北坡的死亡警示牌。直到史占春率领的中国登山队到来之前，所有挑战者无一成功。
镜头里：1960年3月25日中午12时，中国登山队在珠峰大本营举行升旗仪式，史占春发出了从北坡登顶的命令。一个通过简单扩音设备传出的中国声音，却让整个世界听得清清楚楚，准确无误。
史占春脸上特有的自信并没有使恶劣天气变得稍微好一点儿。他和他的队友们行进于一片雪白刺眼的寒光之中，冒着零下50多摄氏度的低温，在超过12级的高空飓风里一次次穿过雪崩与冰崩的短暂隙间，终于赢取“四大战役”的前两个，越过6400米、7600米。与前两次不同，登顶前的第三战役最为关键，艰险莫测。为此，身为总队长的史占春给自己下达了一道命令：亲自带队实地侦查突击顶峰前的山况及路线。
按照全盘计划，第三战役的目标指向海拔8300米。为了使肩负登顶重任的队员多一分胜利把握，让登顶的最后方案针对性更强，史占春和王凤桐一直登上8695米的新高。此时，距珠穆朗玛峰头部只有149米，一抬头，传说中的峰顶北端近如凝固的巨大云团，几乎触手可及。可是他无法抬高手臂，也无法用语言纵情表达自己内心的激动。身上冻伤越来越严重，缺氧引发的阵阵眩晕，令他感觉进入了冰雪般的童话世界……
这不是他第一次高山遇险。攀登贡嘎山时，如果没有那块兀立的岩石挡住他飞快摔落下来的身体，整个人早已坠落深渊。后来，他把这块岩石放进儿子的名字，为的是让后代记住登山人的历史。我问过史占春的儿子史岩，他父亲是怎么形容生命中的那一夜，史岩摇摇头：“他什么也没说，他不会把恐惧传给下一代，也不会把自己的贡献当作私人财富来炫耀。”1922年，英国登山队借助供氧装置最高抵达8320米。一位外国登山家在回忆录里说，为了拍摄照片，他曾在8000米以上摘下氧气面罩仅仅15分钟，几乎休克。那一夜，为了防备万一，保证第二天能够继续侦查，他们决定停用所剩不多的人造氧气。之后，史占春在近8700米的海拔高度上是如何战胜所有一切，除了王凤桐无人知晓。能知道的是他这个东北人的鼻子差点儿被冻掉，以至周恩来总理再见到史占春，还关切地问他鼻子好了没有。
史占春之前，从来没有人能在海拔8000米这一公认的“死亡带”待上一夜，更没有人能够完全不靠供氧装置度过一夜。
3
他拍板推出震惊世界的藏族女登山运动员潘多
中国精神之所以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因为在最艰难时刻有过一群像史占春这样的中国登山人。
5月25日凌晨4时20分，距发出挺进珠穆朗玛峰命令两个月后的同一天，中国登山队员王富洲、贡布、屈银华三人成功登顶，实现了人类发现珠穆朗玛峰二百年来首次从北坡登上世界之巅的壮举。听到这一激动人心的报告，史占春长长出了一口气，中国信心需要靠中国人的行动来展示，他们做到了。正是这次成功攀登珠穆朗玛峰，不但完成了中国登山事业的奠基，也开创出中国体育的新纪元。
50年后，中国人首登珠峰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首次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的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再次聚集在世人面前。与50年前那辉煌的一刻相比，他们不再年轻，相同的是，史占春望着他们的眼神依然充满自豪。一个记者悄悄地问另一个记者，那一夜，已经登高超过原定第三战役目标近400米的史占春，如果再多上149米直接登顶，将会成为一种什么样的壮举呢？！一个永远无法复制的奇迹，则是史占春尽自己最大的勇气，将“人梯”精神发挥到了最高点。
历史给予强者的永远是机会。面对某些外国媒体对中国人首登珠峰发出的不断质疑，刚离开“五七干校”不久的史占春，马上与老队友们进行沟通，正式向党中央提出再攀珠穆朗玛峰的请战要求，很快得到邓小平同志的批准。1975年再次率队出征，史占春特意为中国登山队精心选拔了一位日后震惊世界的藏族女性。同样的山，没有同样的路。他的目标指向简单明了：中国登山队不但要再次从北坡登顶珠峰，向全世界证明中国的体育实力，还要让形形色色的眼睛对中国女登山运动员刮目相看。
登顶在继续。潘多作为登山队副队长，一个一个地排除险情，一步一步地奋力向上。她不知道，在她身后的大本营里，一场关乎自己政治命运的特殊会议正紧张进行。在这次史无前例的珠峰党委会上，潘多入党材料上的一点疑问，犹如一道突然崩现的冰川裂沟，横在大家面前。眼下正是登顶的关键时刻，史占春深知，稳定军心与振奋军心同样重要，他果断地拍板：“既然有疑问，那就马上弄清楚！”非常时刻需要非常负责，会后，他马上指派两位同志立刻从大本营下山，仅短短两天便为潘多的入党之路扫清了最后障碍。党委会刚一通过，史占春抄起报话机直接将这一喜讯传达给正在勇攀高峰的潘多。正是这样一个当年所有新闻媒体都没有捕捉到的细节，使潘多成为在世界最高峰上“火线入党”的一名新党员。党性高于一切，潘多以自己的行动在最后的登顶中实现了入党誓言。从北坡胜利登顶归来，她告诉史占春，攀登最后那一段时，差点儿把牙都咬碎了。
潘多和8位男队友一起登顶成功，再次验证了史占春决断的正确：中国女登山运动员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同样能夺世界第一。
4
为联合登山的事他差点儿抡起了椅子
对于史占春和中国登山队，“改革开放”无疑是一次难得的发展契机。
他再次带头走在前面。要说中国登山队从北坡首登珠峰是一次面向世界展示五星红旗的巨大成功，1978年率先开放的高山登山项目，则因史占春的坚决支持而成为我国体育改革的风向标。1980年，第一支外国登山队进入西藏。事实证明，开放高山登山的举措，既给中国体育事业的改革开放带了一个好头，同时促进了西藏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
开放之初，各种质疑与不解还是扑面而来。身为中国登山事业的领军人物，史占春并不急于解释，仅从高山探险的角度看，多进来一支外国登山队，等于多了一支自带高科技设备帮助中国进行高山科考的力量，有什么不好？！私下里，他很坦白地告诉大家：“敞开大门让外国登山队进来，实际上是给我们提供了一次不出国的留学机会，我们不但不用掏留学费，他们还要给我们交钱，你们说值不值？！”史占春爽朗的笑声很快引起共鸣。
登山运动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史占春抓住时机，重新规划并积极开展国际间的登山合作。
1985年、1988年和1992年，他先后担任中日纳木那尼峰联合登山队、中日尼珠穆朗玛峰——萨迦玛塔友好登山队和中日南迦巴瓦峰联合登山队的总队长。在他的精心组织和领导下，屡战屡捷，中、日、尼三国运动员首次实现从珠穆朗玛峰南北登顶和顶峰会师的壮举。那一刻，他终于可以告慰贺龙元帅的在天之灵，完成了贺老总在1960年提出“南北双向跨越珠峰”的宏伟目标。
贺老总或许想不到，这个思维缜密、心胸宽广的大将之才，在这次双跨珠峰战役中竟然差点儿抡起了椅子。原因很简单，联合登山队里的某国登山队，因其两个分队没有从南北方向同步登上顶峰，向史占春提出重新登顶。综合各种风险因素后，史占春拒绝了这一提议，他们威胁说要以剖腹的极端方式表示不满。直到对方不再坚持，史占春才放开椅子，重重地撂下一句话：“我不能一边开庆功会，一边开追悼会！”
庆功会上，史占春为联合登山队的所有运动员举起一杯满含敬意的酒。庆功会后，史占春受到尼泊尔和日本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见，并被授予国家勋章……
5
“我的命是你父亲给的！”
西方人喜欢把登山家称为“疯子”，却又特别崇敬。
这种崇敬之意曾在北京首都机场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位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政要人物来华访问，一下专机就发现了站在高官们后面的史占春，他一下子直冲过去，把所有外交礼节全都抛到一边，张开双臂使劲儿抱住史占春，大喊一声：“哥，你也来了！”紧追其后的翻译目瞪口呆，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位政要人物在多国联合登山队担任过本国登山队顾问，对史占春总队长的指挥才能与人格魅力感受极深，彼此关系一直很好。
高山登顶的过程是人性最完美的展现过程。在史占春眼里，越往高处攀登，山上的一切越是纯洁，心灵越容易被净化。他从来都不是诗人，但他的一个比喻却让诗人有了新的发现：“高山是一个大写的人！”顺着他的话远远望去，珠穆朗玛峰的南北两坡，合成一个大大的人字。
真要为了一个人，史占春又会怎么样？一次，正当中日纳木那尼峰联合登山队第二突击组开始向顶峰冲击之际，名叫角谷的日本登山队员在7420米处突然病发昏迷过去，急需下撤。史占春闻讯立即向第三突击队的中方队员发出抢救命令，用词上一个比一个语气重：加速前进、最快速度、拼命前进。作为登山史上一次著名的救援行动，中方救援人员尚子平、李致新、刘存生，在高海拔地带仅用70分钟就赶完了平常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多年后，角谷在日本见到史岩，仍不忘抱拳相谢：“我的命是你父亲给的！”还有一次，首登珠峰的王富洲攀爬时晕倒，史占春马上摘下自己的氧气罩按在他的嘴上，直到人苏醒过来。为营救队友，史占春不止一次喊哑了嗓子：“你要用党性保证一定要把他救下来！”
登山无国籍，生死有大爱。儿子史岩牢牢记住父亲说过的一句话：“你们在球场上打个球都会有人给你们喝彩，我们有的只是生死之交。”
6
关键时刻他跑上了国际登联主席台
周恩来总理一句“外事无小事”，却让史占春在众多好名声之外，又多了一个体育外交家的称呼。
1985年，中国登山协会正式申请加入国际登山联合会，和中国重返联合国一样，面临着台湾已经占位的复杂问题。经过史占春和其他同志不懈努力，国际登山联合会终于同意中国加入国际登联并取消台湾席位的合理要求。出乎意外的是，大会正式表决前，国际登联主席的发言却没有按照与中方协商定调的方向去表述，他是说法语的瑞士人，讲话需要再翻译成英文，加上多国代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的根本区别模糊不清，如果任其继续下去，势必会造成难以挽回的不利影响。今天谈及，时任随团英文翻译的营道水语气仍显急促不安：“当时马上就要表决了，他要说不清楚，各国代表再听不明白，手一举错就全完了！”
史占春腾地一下站起身，当机立断地对翻译营道水说：“上，我们上去！”“上哪？”“上台！”营道水刚一愣，便被史占春拉上了主席台。从未遇到如此场面的国际登联主席，面对眼前这位中国登山名将诧异万分。史占春微笑着，对着话筒大声说：“主席先生，我已经理解你刚才讲话的三个意思。第一，你接纳中国登山协会成为国际登山联合会成员；第二，台湾只能以观察员身份加入；第三，按国际奥委会规定对台湾会旗会名进行更改。是这样吗？”此刻，敢于将台下的协商变成结果并一股脑端上台，先声夺人，谁都没有想到史占春会使出这么一招。“国际登联主席稍一犹豫，马上说‘yes’。等到我们顺利通过后，台湾代表跑上台哭着说错了错了，但为时已晚。”营道水说起来还是那么一脸兴奋，“我们真佩服老史的大智慧，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
对于史占春，国事外事从来都是要紧事。1988年中、日、尼联合登山队实现珠峰双跨再创登山奇迹时，《读卖新闻》播放登顶实况。很快，坐镇指挥的史占春就发现，出现在镜头里的都是日本登山队员，再一仔细观察全明白了。史占春立即将日方有关负责人叫过来，明确指出，三国联合登山不是三国演义，不能厚此薄彼，然后一字一句地表明作为总队长的权力：“如果你们的镜头里还是只有日本队，我就把他们撤下来！”听完这番训话，画面随即转变。很快，邓小平办公室打来电话说看见中国登山队员了。
镜头外的史占春，就是这样一个谁也无法轻视的中国体育人。
今天，当我重新翻开史占春编写的《中国登山指南》《登上我国内陆的最高峰》《踏破贡嘎万年雪》《我们征服了世界闻名的高峰》等登山专著，回想起他后来组建中国短道速滑队并实现冬奥会金牌零的突破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他创造出的不仅仅是一种无法超越的体育成就，一种无法替代的精神财富，还有一种无法割断的历史情怀。我也明白了，什么是他高山登顶和人生登顶的最大体会——
作为总队长，史占春说：“有人说中国登山队是一个能打硬仗的红旗队伍，我看是一个打硬仗不用动员的英雄队伍。为什么？大山的高度就是我们最好的动员词。”
作为一个人，史占春说：“有‘山’不登那还叫什么登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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