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虚构写作的自然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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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路艳霞
今年以来，图书市场有几本书特别值得关注，学者梁鸿的《出梁庄记》、诗人丁燕的《工厂女孩》，还有美国作家张彤禾的《打工女孩》。“非虚构写作”是这些作品的标签，它们触碰中国现实，将小人物的情感、悲欢尽现，而这种写作样式此前并不多见。学者、诗人、作家的全新写作行动，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潜台词”？这是一个值得梳理和关注的文化现象。
学者与诗人“殊途同归”
“我很累！”“我不想加班！”诗人丁燕在东莞一家工厂的厕所发现了斑斑字迹，她没有放过这个细节，而是在新书《工厂女孩》中加以真实再现。
在这家工厂，丁燕打工200天之后，完成了非虚构作品《工厂女孩》，而这些真实内容竟然来自她躲在厕所里的潦草记录。
“在一家音像带盒厂，我应聘上了啤工（即注塑机操作员）。这是最累、最脏的工作，但对年龄没有限制。”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丁燕说，在处处碰壁之后，才找到了这份工作。工厂机器24小时运转不停，而她每天要干11个小时。
丁燕走进了女孩们的工厂生活，更走进了她们的灵魂世界和情感世界。而这样一份关于小人物的真实记录，在过去的本土作家写作中是少有的。
丁燕2010年从乌鲁木齐迁居东莞，2011年进工厂打工，但她触及生活的方式和写作方式并不孤独，在中国北方的北京，大学教授梁鸿竟然和她“殊途同归”，而此前二人未曾有过任何交集。
“我和妹妹经常通电话，说村里的谁谁娶亲了，谁谁考上大学了。”梁鸿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中文系教授，走出乡村的她一直惦记着老家的乡邻。但是电话的传递没有让她感到满足，她想回家，想深入踏上家乡土地的冲动，变得越来越强烈。“2008年，我在老家河南穰县梁庄待了下来，那是一种特别自觉的回归，想寻求内部的情感资源，以试图找到自己。”梁鸿说，走出书斋，回到梁庄，其实是一种情感的需求，更靠后的才是公共关怀、社会责任感等，“最本能的冲动是心灵得不到某种满足，更要贴近某种东西，某种实在的东西。”
“一开始我是拿着笔记，但都是零星记在一些小纸条上，当时仅仅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回到家的冲动。”但当梁鸿重新讲起了家乡话，和叔叔、婶婶们围坐在一起的时候，和婶婶、嫂嫂住在一个炕上的时候，相互的心都在打开。“我开始做起了所谓的调查，其实是以亲人的身份，重新回到自己的家，回到熟悉的身份状态里，去倾听，去寻找。”
继去年推出了记述河南穰县梁庄近30年来变迁的《中国在梁庄》之后，梁鸿的又一部新书《出梁庄记》也于上个月面世。为了写《出梁庄记》，作者的足迹遍及11个省市，走访340余人。她跟随梁庄人打工的足迹，走进了51位梁庄人真实的生活场景和情感世界。“《出梁庄记》写的是整个中国大地的故事，他们在城市奔走的感觉，他们的离散与挣扎。”梁鸿说。
关于这部新作，梁鸿依旧选择了“在现场”的非虚构写作。“我到每个人家采访都是住在他们家里，如果实在挤不下，也会住在离得最近的宾馆。”到西安采访时，梁鸿就住在旁边的小旅馆，房间落满了灰尘，“因为我住得那么近，早上嫂子就可以过来叫我，两分钟我就到她家。”
同样是写中国题材，同样是写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外国作家也在行动，他们的作品同样引发了国内读者的强烈关注。
早在2006年前后，上海译文出版社人文社科部主任张吉人就在美国著名的人文杂志《纽约客》上，发现了美国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的《寻路中国》部分故事。正是由这部作品开端，国内陆续引进了几部老外写中国现实题材的非虚构作品，如《打工女孩》《再会，老北京》等。
2011年，张吉人将《寻路中国》引进国内之后，去年又引进了何伟另一部反映中国现实的非虚构作品《江城》。何伟于上世纪90年代末在中国涪陵教书，和当时的中国大学生谈文学、谈莎士比亚，与今天的中国年轻读者产生了奇妙的共鸣。而今年3月，何伟夫人张彤禾（Lesliet Chang）的《打工女孩》也“来”了，作者和东莞打工女孩一同生活了两年，呈现了她们的生活和心路，令中国读者感到震撼。
“是生活帮我选择了非虚构”
梁鸿和丁燕不仅不约而同选择了扎根生活的写作，而且选择了“非虚构”这一过去不常听说的文体。
2010年，丁燕与东莞文学院签约，决定写“她在东莞”系列，最初丁燕报的选题是散文系列。“我到一家纸箱厂采访，很快就意识到，这种采访是不能继续进行了。如果要采访正在工作的女工，她们一旦要回答我的问题，货就会堆下来，她们的回答往往很仓促。”丁燕于是决定自己去当一回工人。而真的走进了工厂女孩的生活后，她做了一个决定：“我不打算写小说，也不打算写传统的抒情散文，是因为它们都不适合我所面对的当下现场。不是我选择文体，而是生活帮我选择了‘非虚构’这一文体。”丁燕意识到，简单抒情会显得很浅薄；简单讴歌工业生活，所有工人会觉得很可笑。
“我所面对的工厂女孩题材，它很复杂，也很急切，需要我尽快地、迅速地，以一种迥异于新闻报道、小说写作的方式，把我看到的场景表达出来。”在丁燕看来，新闻报道在乎社会事件，非虚构更在意个体内心深处的灵魂、情感。而小说是需要三年五载的积淀，才能最终呈现出来。“但这些女工的遭遇以及我看到的场景，还有我所面临的工业文明和农民文明剧烈的交织，在我眼前展现得非常激烈，已经等不及慢慢地储存，再以小说的方式来表达了。”丁燕说。
即便是面对熟悉的生活、熟悉的人，将他们生活、情感以非虚构写作方式呈现出来，也让作家收获到了震惊。
“梁庄人大致的故事我都曾听说过，但真的面对面听他们讲自己故事的时候，他们刹那间语气的突然飘忽，突然的高声笑语，内心世界的伤痛和丰富，真的是你原来没有认真体验过的。”梁鸿发现，和梁庄人真正坐在一起的时候，故事的沉重会深深压在身上和灵魂上，“而所谓的震惊是来自于隔膜，走进梁庄真的是重新打开一个世界的过程，打开一个你曾经熟悉，但是又慢慢陌生的世界的过程。”
“我只是一个观察者、在场者、倾听者，退出了叙述主体的位置；主体是乡亲们，是农民，我只是让他们的话语得到主体呈现。”梁鸿总结着新鲜的体验，她甚至认为，从2008年深入走进梁庄以来的这5年，是她拥有过的最幸福的时光。
梁鸿和丁燕的选择在异国作家那里同样得到了相应契合。张吉人说：“何伟和张彤禾，都是花几年时间为一本书深入生活。”他认为，正是因为他们能沉得下去，故事自然而然就来了，像张彤禾自己也说过，去一两个礼拜和一两个月，甚至一两年，收获的故事完全不一样，因为待的时间长，能看到人的长线发展以及比较长时段的故事。
不愿意和报告文学同道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一些作家有意跟现实拉开一定距离，作家更愿意淡出生活，强调虚构性。但这样也造成一个后果，连续多年以后，他们有意无意地疏远了现实生活。其作品也因此受到读者的诟病。”《佛山文艺》主编文能认为，正是因为非虚构写作把作家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强调了文学的在场感，也可以看作是作家对现实生活写作的回归。
海南省文联副主席、原《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对此表示认同，“其实，早在2003年，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曹锦清就推出过《黄河边的中国》，他调查黄河边的乡村，表现手法也充满了文学性，和现在火热的非虚构写作如出一辙，只是当年文学界并没有提出来‘非虚构’这个概念而已。”由此，在李少君看来，非虚构写作近年引起广泛关注，其实更多来自文学界对纯文学的反思。
除此之外，社会对非虚构作品的需求也比任何时候都迫切。“这些年来，社会现实急剧变化，在现实面前，人们感到苦闷、焦虑、茫然、无奈，读者渴望有文学作品来分析、描绘、呈现那个他们熟悉但又困惑的现实生活。”李少君认为，读者急于知道真相，作家们体验式的写作显然契合了需要。
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股“回归潮”中，作家们强调，他们的写作不能看作是报告文学，他们甚至有意识撇清与报告文学的关系。
梁鸿一再说，她写的“梁庄”不是报告文学，她实际上是在探寻、发掘，是在把梁庄人某个姿态、眼神、生活传递出来，“我没有报告某个观点，我只是想把这种多元、暧昧、混杂层面呈现出来，让你去感受和思考。我们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的农民就是这个样子。”事实上，读者读完“梁庄”会五味杂陈，有的人心痛，有的人感动，有的人甚至背起行囊踏上了回乡路。
而反观报告文学，梁鸿直言，“如今的报告文学把思考摒弃了，没有了对社会的疑问，那你还写什么呢。”她认为，报告文学不对人的丰富性去追寻，不恢复对社会的质疑功能，是会没落的，“一种文体本身不会有什么错，但当人们不愿意将自己归纳在其中的时候，说明这个时代的这个文体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变成这个样，需要人们重新思考。”
丁燕显然认同梁鸿的观点。“上世纪八十年代，报告文学有过辉煌，不少作品把社会复杂、深层的问题都揭示得很到位。”但她认为，在市场化之后，报告文学有堕落化的倾向，“报告文学变成了讴歌式、应景式的报告文学，变成了企业家、成功人士的讴歌文体，也变成了比工作总结更有文采的‘工作总结’。”可以说，报告文学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严重缺位，也正因为如此，中国读者对报告文学越来越失望。
作家们的反思，也引起了报告文学界的关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丁晓原认为，“非虚构不太符合中国文体命名的习惯，我个人也并不认可非虚构作为一种文体的命名，但非虚构确实有一种‘祛报告文学’的意味。”
丁晓原说，报告文学发展至今弱点的确明显，比如报告文学存在着假大空、模式化，甚至成为一种广告文体的问题。“文学要有个人方式的书写，如果没有这一特点，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学门类就一定缺乏应有的生命力。”丁晓原说。
事实上，报告文学写作和非虚构写作的差异轻易可见，丁晓原认为，非虚构写作为报告文学写作提出了新的叙事方式，比如在题材上由重大性向日常社会生活回归，在表达上由激扬文字式的主观化叙事转向生活本身的叙事，弱化新闻性。“非虚构写作强调作家生命体验，而这些恰恰是报告文学相对缺乏的，也是非虚构写作最有价值的东西。”
对话
关注人们看不到的“暗角”
对话人：施战军（《人民文学》主编）
问：《人民文学》3年前开办了“非虚构”栏目，启动非虚构写作计划，这些年已有多少部非虚构类作品在《人民文学》面世，这类写作对作者来说有哪些难度？
答：可以说目前市面上的非虚构类热销图书如《中国少了一味药》、《生死十日谈》、《羊道》、《梁庄》（杂志发表时的名字）等，首发大都出自《人民文学》。《人民文学》发稿很严格，3年来面世的也就十几部吧，其实收到的稿子不少，这些来稿大部分还是来自作家。
在发稿过程中，如果类似题材曾经出现过，有人再写，却没有突破，就很难再发。此外，有的作品太过于个人化，这样的稿子我们也不发。
对作者来说，从事非虚构写作要求其写作和题材要有力量，要有说服力，这对作家的感受力要求很高，需要作家的襟怀和视界要阔朗。李娟的《羊道》三部曲完全是北疆的个人见闻，她写了景色、习俗，在牧场和男男女女的接触。通过她的笔，我们看到了一片蓬勃、阔大的土地，原野上生灵的表情、动作、心思，真个是“苍苍横翠微”，她的写作不是猎奇，不像游客的观光笔记，而有人文关怀深藏其中。
问：非虚构写作到底有哪些特点？
答：非虚构写作呈现的是正在发生的人的具体生活状态，反映的是人们看不到的“暗角”，而且又往往是作家们不太敏感、不是特别关注，但一定又很切中社会现实的地方。
过去有人说非虚构文学像是底层文学，但我认为，非虚构类作品不是问题文学，它揭示的是最细微的生命状态。非虚构写作表现的首先是生命的个体经验，像李天田《相亲记》，在无数次相亲过程中，她遇到了好人、病人和怪人，这种角度，别的文体并没有表现过。所以说，非虚构文学是没有预设架势的门类，它很家常，表面看起来也很随性。在这个过程中，作家往往并不是很自知，但在写作过程中，要写什么东西会一点点清晰起来，写作内容也会逐渐丰满、立体起来。
可以说，非虚构写作是从细微处、从个人感受出发，缓慢渗透，然后逐步形成一个整体，成为一个连筋带肉的综合体。
问：非虚构作品的表现对象是什么？
答：它写的是社会生活现象，从中展现的是中国作家的现实感、现场感的复归，但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事件为中心。作家所要展现的人的遭遇、心情、感受，牵扯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毕竟人不是孤立地存在，每个人都有亲人，都有家，都有劳动关系、教育等一系列问题。可以说，非虚构的指向是说人是怎样生活的，但在其背后有一个大的中国现实问题。往往，这样的问题不是作家明晃晃地亮出来的，是让读者自己悟出来的：人何以如此？现实的中国需要我们做些什么？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思考问题？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对待生活？
透露
阿来头一回写非虚构作品
作家阿来已经完成一部20余万字的非虚构作品初稿，预计今年8月，这部作品将交给《人民文学》，这也是阿来的首部非虚构类作品。
去年9月，阿来开始关注清代的一段历史和传说，那是曾经发生在四川甘孜的关于地方与中央之间冲突的故事。“我是抱着写小说的心思去当地调查，后来发现，历史本身比传说还要精彩。我觉得不用再虚构了，所以索性把调查得到的民间传说，再在档案材料里加以证实，很自然就写成了一部非虚构作品。”
阿来发现，写非虚构作品其实工作量要大得多，“一个是要到处跑，而且每一处下笔都要有出处，还有就是要梳理田野调查得来的结果，所以写作推进得很慢。”光是写初稿，阿来就花费了半年时间，“这完全不像写小说，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那段历史年代久远，已经无法找到亲历者，但是阿来可以寻访口述者和当地文化人。开着一辆越野车，阿来跑遍了甘孜的角角落落，常常是来回七八百公里的一路奔波。“很多时候走的都是山路，很不好走。调查过程中，我的越野车光是轮胎就换了四条，花了一万多元。”阿来哈哈笑着说，但他收获的是与至少五六十人的面对面采访，还仔细研究了几十部历史资料，并寻访到了用藏语记录的口头传说。“我后来又花钱，请人翻译成了汉文。”
阿来说，尽管当年他写《尘埃落定》之前也做过很多调查，但那是碎片式的，需要虚构一些人物关系，来把这些碎片串起来。“到甘孜的这次调查过程，对我来讲是个很舒服的过程，是深入了解社会的很好机会。”阿来说，这部作品目前还没起好名字，也不知道《人民文学》最终是否会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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