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
5月21日 晴。安徽太湖朱湘研讨会上，有发言者援引鲁迅的话赞扬朱湘是“中国的济慈”，又有青年学者对此提出质疑。
据我所知，罗念生最早引用鲁迅这话。他编集《二罗一柳忆朱湘》（1985年北京三联版），在《引言》和《朱湘的诗论》中两次引用，指出：“鲁迅先生曾称誉朱湘为‘中国的济慈’，这是很高的评价。”此后，研究者就经常引证以肯定朱湘的文学成就。
鲁迅这话是在什么语境下说的，是否真是“很高的评价”？英国浪漫主义代表诗人济慈26岁夭折，朱湘的命运与之倒有几分相似。但鲁迅写这话早在1925年，不可能预测朱湘的结局。《鲁迅全集》中提到朱湘仅两处，另一处是1934年作《趋时和复古》，劈头就说：“半农先生一去世，也如朱湘庐隐两位作家一样，很使有些刊物热闹了一番。”
“中国的济慈”见之于鲁迅1925年4月23日致向培良信，向培良以《通讯》为题发表于同年5月6日开封《豫报副刊》。完整的上下文如下：
《莽原》第一期上，发表了《槟榔集》两篇。第三篇斥朱湘的，我想可以删去，而移第四为第三。因为朱湘似乎也已掉下去，没人提他了——虽然是中国的济慈。
可见鲁迅这话因向培良向他主编的《莽原》周刊投稿而发。“槟榔集”是向培良文艺随笔系列，第一、二篇刊于1925年4月24日《莽原》创刊号。第三篇题目不明，却是“斥朱湘”，也即批评朱湘的，但被鲁迅“删去”，刊于同年5月22日《莽原》5期的“槟榔集”第三篇是《悲剧在我们的民族里》。为什么鲁迅抽出这篇“斥朱湘”？并非鲁迅认为不该“斥朱湘”，而是“因为朱湘似乎也已掉下去，没人提他了”，不值得再“斥”。所谓“中国的济慈”，其实是带有暗讽之意的。
更应注意的是，1925年4月2日《京报副刊》发表闻一多的诗《泪雨》，朱湘在“附识”中说：“《泪雨》这诗没有济慈……那般美妙的诗画，然而《泪雨》不失为一首济慈才作得出的诗。”鲁迅是《京报副刊》主要作者，不会不看到闻一多的诗和朱湘的评论。正是朱湘称赞闻一多写出了“济慈才作得出的诗”在先，所以鲁迅才借此发挥。当然，也不排除鲁迅把闻一多误记作朱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