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刘 平
1 出国初识塑化技术
我是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1942年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61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安徽医科大学医学系。1982年南京医科大学解剖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从事解剖教学和层次解剖学研究，1986年提升解剖学副教授。
1989年，我在南医大教书已经8年，在国内解剖学报和杂志已经发表了很多科研文章，在国内解剖界已小有名气，可总感觉工作中缺少什么。那正是“出国热”的年代，一起读研究生的同班同学中三分之二已经出国，我也想出国去看看。
这年12月，我卖掉两个专利和大部分家用电器，终于凑足两张机票的钱，踏上了出国求学之路。因为一时拿不到直接去美国的签证，只能途经北欧的冰岛，再转签美国。22日，我和爱人来到了异国他乡的冰岛。
第二天上午，出于职业兴趣和习惯，我去冰岛大学医学院参观。此时正好是考完试的圣诞假期，校园里空荡荡的。在解剖教学实验室外的走廊里，我遇到了一位女教师。她见我一个外国人，没有他们的同事陪同，便很有礼貌地问我：“您好，请问您到我们学校来有什么事吗？”我用英语告诉她，我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是解剖学研究生，能不能参观他们的解剖系？她听了便带我向解剖系主任办公室走去。
走进办公室，只见一位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男子，正坐在办公桌前看书。看到我们进来，他马上放下了手中的书。
“这位就是我们解剖系主任，哈纳斯教授。”女教师向我介绍说。
“幸会！”我用流利的英语向哈纳斯自我介绍起来。哈纳斯没想到我英语讲得这么好，惊讶之余，十分高兴和我聊了起来。
谈了一个多小时后，哈纳斯拿出两页英文杂志剪报递给我。我低头草草一看，是介绍一种英文名称为PLASTINATI0N的生物标本保存技术。在国内，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专业名词，但我脑中立马闪念：PLAST是“塑料”，NATI0N是“化”，两个合在一起，在中文里应该翻译为“塑化”。哈纳斯对我说：“郑教授，你对塑化技术有兴趣吗？如果有，你把资料带回去看看，圣诞节后再过来，我们再给你些资料。”
回到住处，我仔细地读了这两页英文杂志剪报，反复思考后认为，这种技术是当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标本保存技术。我产生了强烈兴趣。
2 两颗兔子心脏标本
圣诞节后，我再次来到哈纳斯的办公室。哈纳斯拿出了一个信封，里面有两个塑化好的小兔子心脏和介绍塑化技术的文字资料，对我说：“这个技术你能做吗？如果可以做，我们将申请一笔科研经费，建一个实验室。”我把兔子心脏放在手心里仔细观察：小小的，长度大概1.5厘米左右，但是每一个细节都很清晰。我又闻了一下，没有气味。我看了看资料，觉得是有把握做的，于是回答说：“可以试试。”哈纳斯当场拍板：“那好，我给你三个月的试用期，你要拿出研究成果来给我看。”
我和爱人用700美元租了一间半地下室作为住处。虽然只有十多个平方米，但生活设施齐全。安了家，我定下心来研究哈纳斯给的资料。第二天，就到哈纳斯的实验室上班。
实验室不大，设备不多，但很整齐。我先利用最简单的器具开始实验，还修复了一台已经报废的小型真空泵用来抽吸真空。固定、脱水、浸胶、硬化，是制作塑化标本的四个基本步骤，一个多月里，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失败了多少次。科学实验就是如此枯燥，就是这样一次次的尝试、失败、尝试、再失败；可是，实验成功之时，却会带给人无尽的喜悦：终于，我成功塑化了两个小白兔的心脏标本！
我把小兔心脏标本拿在手中久久地端详，兴奋得一晚上没有睡好。当我把这几个标本拿给哈纳斯看时，他都有些不敢相信，我能在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完成这件事。他称赞说：“中国人真能干！”
哈纳斯是个很内敛的人，他脸上并没有特别高兴的表情，只是果断地对我说：“好，就按我们说定的办！”过了不久，他就从冰岛政府申请到一笔科研经费，正式聘请我为冰岛大学医学院建立生物塑化实验室。就这样，我留在了冰岛，开始了生物塑化的研究生涯。
3 与哈根斯一起工作
塑化技术是德国人冯·哈根斯在1978年发明的，它解决了困扰解剖学界数百年的难题，使生物标本保存脱离了福尔马林。
我第一次遇见哈根斯是1992年6月，在加拿大金士顿市皇后大学举办的第六届国际生物塑化学术年会上。参加这次国际会议的代表不多，只有欧美少数大国的二十几位专家。
轮到我发言时，组织者介绍说：“这是第一位加入国际塑化协会的中国人。”随后，我展示了我的发明成果——电子丙酮仪。电子丙酮仪可以用来快速测量生物塑化脱水过程中的丙酮浓度，为塑化工艺节省了时间和工作量。一亮相，它就受到与会者的喜欢。尤其是哈根斯，更是拿着电子丙酮仪看了又看，大加赞赏，对我说：“你的技术给我们塑化界带来了很好的新设备。”他当场就邀请我去他在海德堡大学的实验室看看。
能到哈根斯的实验室参观学习，是生物塑化界同行们梦寐以求的事。
哈根斯安排我住在他家三楼的客房。哈根斯的住房不是有花园的洋房别墅，只是在一排连体公寓中的三层楼房，他自己住在二楼，底楼是他在家里开的公司办公室，后面还有搭建的公司仓库。我白天跟哈根斯去大学实验室，一起操作、研究问题、探讨技术细节，晚上，他经常请我共进晚餐，多数时间是他开车到海德堡周边的一些小城镇，在很有情调的家庭式餐馆内品味各种具有欧洲风格的美食。在那里吃牛排，我还闹出了笑话——点菜时我不明就里，点了一个四分熟的。盘子端上来，吓了我一跳：四分熟的牛排，哪是“熟”啊，满是血水，根本就是生的嘛！结果我愣是没敢吃。
那段时间，我们就像是一对老朋友一样。有什么社交活动，哈根斯也一定会带上我，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他很欣赏我的能力，几次试探性地问我：“来我的实验室工作怎么样？”
可是，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相处，我了解到，哈根斯十分注重生物塑化技术的商业化开发，以获取利润，而这一点是我无法认同的。况且，他是一个不太能接纳别人意见的人，到他实验室工作，我肯定无法实现自己的设想。于是，我婉拒他热情的邀请，回到冰岛。
4 理念不同分道扬镳
1993年4月，哈根斯再次邀请我去海德堡。他希望能到我国的大学去讲学，以介绍生物塑化技术，请我帮他联系。
安排哈根斯讲学，对国内的大学来说是一次了解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增长知识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好机会。为此，我很热心地帮他联系好北京、大连、成都、长沙、南京五所医学院，随后，我作为哈根斯的翻译一同随行。一路行程都很愉快，然而，在南京医科大学，哈根斯的一些举动，却让我非常反感和失望，甚至发生了争吵。
南京医科大学解剖陈列室内有两件大型的人体标本，一件是人体全身血管标本，一件是人体全身神经标本，是南京医科大学的老技术员精心制作的精品，做得异常精细，全身的每一根血管、每一根神经都保持完整，而且清晰可见。哈根斯看到后，非常兴奋、乃至于震惊。他对我说：“这两个标本，简直不是用手做出来的，是用思想和心灵做出来的，真是不可思议！”
他提出要买下这两件标本，我当即表示不行。过了没多久，他又说有位领导同意1万马克把标本卖给他，但我还是坚持不能卖。因为我知道这两件标本的价值，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而且，我对哈根斯的这种行为也非常反感。
哈根斯看到我的态度这么坚决，非常恼火，他指着我说：“你的机票路费是我出的，你应该站在我这边，帮我说话，帮我向对方压价钱才对，你怎么可以站在他们那边，帮着他们说话，阻止我购买？”我一听更加生气，当即与他吵了起来：“我帮你来中国是进行学术交流和参观的，不是来为你当‘买办’的！”
第二天上午，哈根斯向我道歉，承认了错误。他认识到，就像一位客人，去朋友家做客，看到主人家里有好的东西，就要出钱买走，这样对主人来说是不尊重和不礼貌的。
但是，后来事实证明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行为，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和他断绝了来往。
5 回到祖国梦想成真
1994年初，我回国探亲，当时卫生部一位副部长邀请我到他家去做客。我把自己在冰岛做的生物塑化标本带给他看，讲解有关技术。他对我说：“生物塑化技术对我们国家很重要，但是你现在不要急着回来，要等你研究的塑化技术能够全部国产化后再回来，这样可以更加有效地发挥你的作用。”
当时，德国和美国的大学都提出优厚待遇，邀请我去搞科研。我说：“我应该回到祖国工作。”我知道香港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于是，1995年，我受聘到香港大学医学院从事研究。香港回归后，我就受聘回到家乡，在上海医科大学解剖学教研室任教。
回国后，我终于拥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实验室，能够从事自己想做的研究工作。在国外时，我一直希望能够塑化保存整个人体，可是，条件有限，都不允许我作整个人体的塑化保存。现在，这个梦想不但实现了，还有更大的发展！
我在广州、南京和上海的实验室都有自己设计的一米九长的大型真空舱，这更为我带来梦想不到的重大科技突破性成果，那就是出土古尸的塑化保存。
经过联系，得知邻近广州的东莞博物馆保存有一具明代古尸，博物馆方面愿意与我们协作提供出土古尸。三个多月后，我们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具塑化古尸。此后，我又分别在南京和上海应用塑化技术保存了两具古尸。南京塑化保存的明代古尸先后在奥地利、日本和台湾展览，展览时间长达3年。这充分展现了我们国家科学技术的进步，令我感到十分高兴和自豪。
6 塑化保存“抢救”古尸
更令人难忘的，是那次“抢时间”，为一具出土古尸进行及时塑化保存的经历。
1997年7月，在江苏省镇江市丹徒一工地上，挖出一具古尸。这具古尸形态完整、结构清晰、色泽鲜明。施工人员不了解它的价值，随随便便地放在一屋檐下。镇江市博物馆考古人员闻讯赶到，考证后，确认为明崇祯朝代人，姜姓，男性，45岁，是当时的丹徒县县令，距今已有近400年。
可是，考古人员遇到了一个难题：这具保存完好的古尸，出土后，如果不加保存，在自然条件下很快就会毁坏，它的科研价值也会随之消失。当时，考古人员只好找镇江医学院的解剖老师，用福尔马林做了简单的防腐处理，随后用塑料袋包裹，放在博物馆的走廊里。
我当时正在南京，正好看到当地媒体的报道。我意识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如果不加塑化保存，让古尸自行损毁的话，对科研来说，是很大的损失。于是，我马上打电话给江苏省教委的一位领导，向他汇报了这个情况。他马上指派教委的一位同志开车与我一起到丹徒现场去作实地考察。
赶到镇江博物馆后，经过与博物馆协商，我们从科研经费中拿出2万元，买下了古尸。第二天，专门雇了一辆面包车，把古尸运回南京实验室。
回到南京，我顾不上一路上的劳累，马上组织人员对古尸进行抢救性的塑化保存。先把古尸泡在福尔马林里一周，其间我们忙于购买下一步需要的丙酮、硅胶。接下来，把古尸在丙酮里浸泡了四十天，实现完全脱水，再浸胶一周，随后送入真空舱。国外采用的是24小时不停的连续真空，而我使用的是间断真空设备，这样，就不需要24小时监控了，晚上能够睡个好觉。最后一步硬化，古尸身上一些细微的地方，需要小心地用注射器注入适量硅胶，使古尸保留完整丰满的外貌。
由于实验室的工人们是第一次做塑化古尸，对古尸还有畏惧心理，所以一开始，我用纱布把看起来最吓人的头部包了起来。随着工作时间久了，工人慢慢习惯了，才把布取下。
塑化过程中，由于丙酮是易燃品，所以最要当心的是防火。我对工人们进行了防火教育，规定厂里不准抽烟、不能有明火，打火机不能带进来，一些有火灾隐患的电器也禁止使用。由于福尔马林、丙酮挥对人体有一定危害性，除了戴上口罩，有时我们还需要穿上双层的工作服。正值盛夏，天气很热，厂里没有空调，好在房间比较大、比较通风。
经过近三个月的不停工作，一具保存完好的塑化古尸展现在人们面前。在之后召开的鉴定会上，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徐永庆和何惠琴都对此赞叹不已，他们说：我国迄今为止出土的历代古尸的组织学和细胞学观察中，除了各器官的支持性组织如纤维、软骨、基质等保存较好外，细胞结构多已消失或仅存碎屑，而完整的红细胞能保存至今，令人觉得不可思议。这对解开古尸保存之谜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这具镇江明代古尸，先后运送出国在奥地利维也纳、日本大阪等地展览。
为祖国的科研，我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生物塑化之路一路走来，获得的成绩不仅是我个人的，更是属于祖国、属于全世界的科学事业的。现在，我已退休多年，只是还有一些未了的心愿：生物体经过塑化之后，产生的是一种新的材料，这种材料在其他领域，可能存在广阔的应用空间。只是，这种材料的组成、结构、性质，至今都未有深入的研究。何时能有人来完成这项研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