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乾荣
青年听当红教授演讲后，写下他的赞语：“虽然研究古典文学，打扮却不古典，一头短发，一件黑白相间、女人味很浓的无袖连衣短裙，特别是那条项链，戴在她颈上，也挺和谐。”新闻也说，教授的视听形象，令受众如醉如痴。
我有点小小疑惑：“粉丝”和记者，怎不把注意力聚焦在人家讲的“古典文学”上呢？
教授装扮摩登，成为大众偶像，如今不在话下。这，与张中行先生在《负暄琐话》及其“续话”、“三话”里所写的教授，确实大异其趣。
时代变了。
中行先生只三画两点，那些学人高士，就活了，性格特征毕现，各具色彩，读之，如在活动的文化史人物画廊观览了一番。
发现一个极其表层现象，即越是大学问家、天才、饱学之士，用时髦话说就是越不善“包装”，用中行先生妙语说，便是越“朴厚”。试举数例于后。
多科大学者季羡林，“是名教授，还有几项煊赫的头衔，副校长、系主任、研究所所长，可是看装束，像是永远配不上，一身旧中山服、布鞋，如果在路上走，手里提的经常是圆筒形上端缀两条带的旧书包”。在描述了季先生形象后，张中行又说：“在我见过的诸多知名学者中，像这样的就难于找到第二位。”
然而大概中行先生健忘，就装束说，他还写过一个更甚于季先生的，即中国现代数一数二的大哲学家熊十力。中行先生说他：“不注意日常外表，在我认识的前辈里，熊先生是第一位。衣服像是定做的，样子在僧与俗之间，袜子是白布的，高筒，十足的僧式。”更绝的是，“夏天，他总是穿一条中式的布裤，上身光着，无论来什么人，年轻的女弟子、学界名人、政界要人，他都是这样，毫无局促之态。”
而年轻辈里，又有后来居上者，是怪画家张守义。中行先生借守义熟人霍达的话说张：“头发那么长、那么乱，脸色又似乎几十年来未曾洗过，完全适用于一个现代的词儿，‘蓬头垢面’，和他的作品似乎一点儿‘不搭界’，不被人认为是流浪汉才怪呢！”
还有个古典文学才女赵丽雅，衣服“不只陈旧，而且不合身”，鞋“像是总比脚长半寸”，其人“像个蜷伏街头的流浪汉”。
得，已经一男一女两位“拉兹”了。
怎样解释这现象呢？
季先生，“他会的太多，而且既精且深”，如古吐火罗语，满世界只四五个人能懂，季是其一，他用得着“包装”吗？
熊先生，“是一个治学之外一切都不顾的人”，“表面”文章，做它何用？
张守义，“原来他的怪只是不同于常，常人是生活在柴米油盐的世界里，他不然，是由深情热爱出发，生活在充满幻想的艺术世界里。对于家常事，他就视而不见。”
赵女士也是，只顾买书、编书、读书、写书去了，千字文一挥而就，其他一概置之度外，弄到连丈夫和孩子有“意见”，也只好用稿酬去“调节”一下了事。
更深一层答案，仍需找中行先生。
在《两位美学家》一篇里，中行先生看宗白华，是“黑面白发，穿得很旧，有时很破”；朱光潜，“衣服一看就知是多年前的”。两位美学泰斗的装束，又牵涉到人的内在和外在的关系问题。
美学大师形象若此，像是“离美很远”，但“这只是顾内而忘了外”。看照片，中行先生显然也属这类高士，他于是就这个老掉牙的问题有感而发：“发展科技，有了成果，增加点六根的享受也是意中事。但内外不能兼顾，甚至互为消长，比如时装太时尚，系列化妆品太系列，因而看到芥子就顾想到须弥，有生命树上的花而不能使之变成小诗，那就所得太少，所失太多了。”
须弥藏芥子，芥子纳须弥，就看咱们怎么辩证。
我少年时，上个世纪50年代，听一首民谣，至今记忆犹新，是：“头上搽得光，脸上抹得香，上下一身新，皮鞋贼又亮，只因不劳动，人人说他脏。”当时的人还有这样朴素的审美观念。如今摩登时代，讲究包装，女人以露脐为美。上述那教授，连衣裙短了点儿，不算过分，但听众的眸子，已由学问转向造型了。
今天很少人论及包装与创造、与荣誉的关系问题，所以中行先生之言，虽迂阔但格外宝贵。
当然，包装，我理解还含着浮誉虚名，不仅仅是修饰化妆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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