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选择
尽管女儿在出国问题上具有主导意见，但大邵个人的成长经历也使他更坚定地放弃了国内教育。他在中学的时候就酷爱运动，并且具有良好的天赋，但他并不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和很多学校一样，学习好是唯一的标准。他现在40多岁，仍旧保持着健壮的身材，几乎擅长所有的球类运动，足球、篮球、网球、羽毛球以及高尔夫，每项运动都能很轻松地上手。在国内时，周末他经常开车二三百公里去参加一场比赛。“现在我常常感到遗憾，如果当时学校有教练指导，也许我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至少这是我愿意走的路。”大邵说。学校的教育并没有给他的特长提供发展空间。中学毕业后，大邵参了军。从军队转业后，被分到了一家大型国有银行。家里医院发展起来，他便辞职回家帮忙。“从银行出来后，我突然发现自己什么也不会干，学校没教给我什么谋生的技能。”大邵说。
在加拿大，大邵的事情就是买菜做饭、接送上下学、晚上和女儿讨论学校的课程。时间长了，他也感受到了中西方两种教育模式的种种不同。最大一次震动，来自女儿的一次英语项目测试。老师把两三名同学分为一组，学习一篇英语文章，然后小组成员共同上台完成演讲、解说和表演。媛元的组内有一名经常逃课的俄罗斯同学，这让她很苦恼。她想能拿个好成绩，而不希望被别人拖后腿。然而俄罗斯同学不仅没有完成她的任务，还临时打了退堂鼓。媛元去找老师，希望退出测验，或者更换成员。但老师没有同意，要她去说服俄罗斯同学。回家后，媛元感到很委屈。而大邵则认为老师的要求是正确的。他和女儿谈心：“老师希望考察的不仅是单项能力，也包括团队的组织、协调能力。虽然你们的最后效果并不令人满意，但老师还是给了你还不错的分数。”“国内的教育更看重结果，学生在意的是分数，而在加拿大老师会更多地考察过程。”大邵说。
孟根屹的母亲胡萍是一名儿童教育专家。儿子上小学三年级，她就辞了职，做了一名陪读妈妈，陪着儿子换了3所学校，也辗转了3座城市。她对儿子培养，是一个现代版孟母三迁的故事。孟根屹的第一个小学是在昆明一所重点学校。二年级的时候，他的体育没有及格。胡萍去找老师了解情况，却发现只有少数几个孩子合格了。体育老师解释说，他们采用的是比赛标准，给学生更高的要求。但胡萍却认为，校方的做法违反了孩子的成长发展规律，“把标准定得这么高，他们会因此而害怕体育产生负面情绪，甚至会影响他们未来对运动的态度”。校方并没有按照胡萍的建议调整，胡萍认为家长的发言权被学校漠视。“学校会说，我们的升学率有多高，但被淘汰的孩子，对每个家庭来说就是100%的损失。”
孟根屹小学毕业后升入了另一所成都著名的中学，因为走出了“哈佛女生刘亦婷”而名声大噪。但胡萍感到，儿子与国内主流应试教育的冲突越来越多。学校要求学生全面发展，而她发现自己的孩子是一个数学偏才，“他的思维结构从小就是理科的，数学式的”。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来找胡萍，说她儿子的作文很差。当时老师布置了一篇描写高楼的作文，结果小孟全部用数字来描述他想象的一座高楼：总的高度有多少米，共有多少层，每层有几米，间隔有几米，每层的窗户有几米高。每一句都有数字，内容枯燥单调。胡萍向老师解释，这就是儿子智力结构，是一个典型理科思维方式的孩子，从小就不愿听童话故事，而愿意听《十万个为什么》。最后老师虽然接受了她的说法，但对小孟的作文水平感到忧虑，也为这样的母亲感到不解，认为胡萍对儿子要求不严。胡萍则认为，在现行教育体系下，她一直努力保护儿子的天赋和个性，免于被标准化所打压。儿子做不好语文的阅读理解，她告诉孩子不要在意标准答案，只要他讲得有道理就好。“既然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为什么我们却要求对每篇文章的解释都要有一个统一答案呢？”她不要孩子做暑假作业，而是以旅行日记或者课外实验代替。她认为假期作业会破坏孩子的学习兴趣。
初中毕业时，胡萍和儿子便决定放弃国内高考，直接去国外读大学。她也成为中国教育的尖锐批判者，她说：“中国的老师认为考第一才是有价值的，而且要永远考第一。但学业和幸福有直接关系吗？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要培养能健康生活的人。他们要有自己的梦想，有健全的人格，懂得如何追求幸福，而不是只会考试。”当时她正好有一个去深圳的工作机会，经过一番考察后，她选择了一所深圳的私立国际中学。打动她的，是这所学校的一份毕业生名单，有的学生进入了牛津和剑桥大学。“我们以前觉得能去香港上大学就很知足了，儿子突然发现他通过努力完全是可以去剑桥读书的。”胡萍说。于是，胡萍和儿子又从成都去了深圳，进入了这所每年学费8万元的国际学校。小孟在这里完成了英国高中课程（GCSE）以及A-level课程的学习。凭借优秀的成绩，他成功申请了剑桥大学，而且独自一人去英国完成了面试。在校园里散步时他还遇见了霍金，看到霍金用电脑打字说话感觉很新奇。他回来有些得意地告诉母亲胡萍：“据说能遇见霍金的人，最后都能面试成功。”
经常有家长问胡萍：如果你的儿子学业上不优秀，你怎么想？还是这么宽松的教育理念吗？胡萍说，儿子喜欢烹饪，爱好做西餐，将来当厨师开个餐厅，也觉得很好。“实际上，他现在虽然在剑桥念生物，但是心里还有一个开餐馆的梦想。他还想着将来自己种菜、养牛，开一个米其林餐厅，各国总统都要排队去吃饭。”胡萍说。
北京四中校长助理安迎过去把出国读本科的学生叫“捣乱分子”。六七年前，这一群体还多是年级里一些中等或者中等偏下的学生。他们不一定能考上清华、北大，于是选择直接出国读大学。“因为高考跟他们的关系不大，上课的时候就自己抱着本托福单词书看，中间还要请假，去香港考SAT。到了高三第二学期，他们的offer都拿到了，只是上学拿最后一学期的考试成绩，可普通学生都在高三冲刺。”安迎说。起初，“捣乱”的群体只有零星几个人。到了2009年，北京四中出国读大学的人数开始一下子增多，而且好学生越来越多。“在四中。成绩在前100名的学生是一定能考上清华、北大的，这里面有人开始选择出国，就意味着能去清华、北大的孩子，不去了。”不得已，北京四中在高三原来12个班级之外，把这群孩子聚在一起，成立了一个13班。自2009年以来，这个班的阵容一直在滚雪球，从20人、50人到70人不断扩大。到了2012年，四中约450人的普通高三年级里，放弃高考的有78人，还有许多未被统计的孩子在高考之后选择了出国。
2010年，中国出国留学生中，高中及以下学历学生占19.8%，而2011年中国仅高中生出境学习人数就占中国总留学人数的22.6%。过去，中国的年轻人习惯大学毕业后出国深造。现在，更多的人开始从高中甚至初中就选择出国留学。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2》中谈到，近年来国内高考弃考人数的不断升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国留学。2009年我国高考弃考人数为84万，2010年接近100万，其中因出国留学而选择弃考者达21.1%。还有越来越多的孩子直接去国外读中学。2005至2006年度，中国赴美读高中的学生人数只有65人。而2010至2011年度，这个数字已经达到6725人。留学低龄化成为这波留学潮的新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