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审美与娱乐在文学艺术活动中是普遍共存的，都可以使人们获得心理和生理的快感。其差异在于审美更多偏重于心理层面的愉悦，强调通过审美观照获得精神上的感悟和提升。
●文学的社会功能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构成，审美功能是最基本最核心的功能，娱乐功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
●不能因为由审美而产生快乐，便认为审美即等于娱乐，简单地将文学的本质特点归结为娱乐性。
●文化生活过度娱乐化倾向对社会的危害不可低估，美国学者波兹曼“娱乐至死”的警告发人深省。应在坚持审美性主导的前提下,寻求文学的审美性与娱乐性的有机结合与适度平衡。
审美＋娱乐：文学天生具有的功能
文学是古老的也是主要的艺术形式之一。在当下文化生活中，影视和网络的地位如日中天，文学越来越趋边缘化。但是，以传统文学以外而言，影视仍需要剧本和其他文学因素的支撑,文学在网络世界中占据重要地位,人们生活几乎须臾难离的手机也伴生了各种文学现象。
这些都说明，文学仍在生存、变化和丰富着。文学的生存和发展仍为人们所关心与争论，其中，对文学功能的认识就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关于文学功能历来有多种看法，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学术界一般都说有认识、教育和审美三种作用；文革中强调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审美作用被排斥；八十年代文艺观念更新，审美被提高到核心的位置，娱乐也开始为人们注意；九十年代以来，娱乐作用日益被强调以至夸大，审美作用往往被忽视以至贬抑，以至于有的作家大声疾呼：中国文学已经快被娱乐逼死了。一度在审美与教育两极之间纠结的文学，似乎又面临审美与娱乐两极之间非此即彼的两难抉择。
其实，审美与娱乐既有差异又有共性，在文学艺术活动中这两种因素是普遍共存的。
人类审美不满足于仅以现实美为对象,种种人工创造的审美对象便应运而生，这种创造和欣赏人工审美对象的活动被统称为艺术。无论是历史悠久的文学、音乐、舞蹈、绘画等样式，还是摄影、电影、电视剧等后起的样式,其产生和发展都有多种原因,其中不乏功利性、娱乐性等因素，但审美却是基本的、核心的、持续的、共同的因素。
美学家朱光潜的名著《谈美》中有一个经典的举例，即“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他假设木材商人、植物学家和画家一起来看一棵古松，纯粹出于职业习性，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知觉和态度。木材商人知觉的只是做某事用值多少钱的木材，思量怎样去买它、砍它、运它；植物学家知觉的只是一种植物，思量如何归类和它何以活得这么老；画家知觉的只是苍翠挺拔的古树，观赏它的颜色、线纹以及气概。这三种态度分别是实用的、科学的和审美的，各以善、真和美为最高目的。其实，还可以有第四种态度，假设这时来了几位小朋友要寻找适合攀爬的树木，他们的态度就是娱乐，以追求乐为最高目的。
所谓娱乐，指的是人类在基本的生存和生产活动之外获取快乐的非功利性活动，它包括生理上获得快感，更主要是指心理上得到愉悦。
在我国，一般的娱乐业概念只涵盖歌舞娱乐行业和游艺娱乐行业。西方娱乐业的概念包含面比较宽，诸如演出、游乐、放映、休闲教育、娱乐餐饮、旅游等各业都可以归入，其共同点在于都可以达到欢娱快乐的效果，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玩”。一些普通的娱乐活动例如打牌、下棋等则并不一定需要经营性的场所就可以进行。“百度”上购物或网上购物也被列入娱乐项目。乍看有点奇怪，再一想也有道理。逛店确实可能具有娱乐功能，这种乐趣就在于不断的观赏、挑选、比较、试穿试用试吃以至讨价还价中。
娱乐与审美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无所为而为的非功利性活动，都可以使人们获得心理和生理的快感；它们的差异在于，审美更多偏重于心理层面的愉悦，强调通过审美观照获得精神上的感悟和提升。
功利＋非功利：文学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在实际生活中，人的意识与活动不可能像理论研究中那样切分得一清二楚，各种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需求和活动往往是交错的。
举一个非文学的例子——江苏卫视的征婚节目“非诚勿扰”，主持人每次开场都要强调它是“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它“服务”的对象是特定的有求偶需要的单身男女，其基本功能是实用性的。但是，这个节目收视率很高，它吸引了有求偶需要的单身男女，以及更多的观众，实现的功能也比较复杂。择偶本来是具有相当私密性的活动，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征婚节目把择偶过程公开化、仪式化、戏剧化，使得过去要通过窥视、打探才能了解的情景一下子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这就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许多人的好奇心理和观赏欲望。这本身就具有娱乐性；再加上编导的策划和设计、主持人现场的调度和引导，节目整体笑声不断，其娱乐和消遣作用毋庸置疑。但是，它同时也有认识和教育作用，男女嘉宾的一言一行都在展示社会的众生相，而主持人和特邀点评嘉宾对其中涉及的婚恋观、人生观、世界观、人际交往观等常加以引导，不乏恰到好处的点评，这都给人们以启迪与教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节目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不断延续的行为艺术，主持人和男女嘉宾们都是演员，观众自可进行审美观照。
同样，文学的功能也不是单一的，它是包括三个层次的系统构成：第一个层次是由文学的基本性质和特点所决定的审美观照功能，是文学最基本最核心的社会功能；第二个层次是由文学的审美观照功能而必然产生的其他一些社会功能，这主要包括文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和交际功能；第三个层次是由第一、二两个层次派生出来的受到一定时空限制的文学功能，例如：文学作为阶级斗争武器的功能，文学作为宗教宣传工具的功能等。文学的审美观照功能和其他功能互相联系，前者渗透在后者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学的娱乐功能以及其他功能。因此，文学的娱乐功能和审美功能不是对立的。
在文学欣赏的过程中，人们经常把是否“好玩”作为对作品最简单的评价标准。这正说明因为把玩体味对象而产生乐趣是文学审美观照功能必然产生的效应，即娱乐功能。文学的娱乐功能主要体现在文学活动中人们精神上得到自由享受和审美快感。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实现这种功能，但不同类型、不同文体作品的娱乐功能又并不一样。
在文学史上不断有被称之为“文字游戏”的作品出现，例如数字诗、同音文、嵌名诗、藏头诗、回文诗、宝塔诗等等，这些作品自然也表达一定的生活、思想和情感内容，但多数还是以形式的技巧取胜逗乐，是将文学或者说语言文字的娱乐功能发挥到极致的特例。正如美国学者韦勒克所说：“文学给人的快感，并非从一系列可能使人快意的事物中随意选择出来的一种，而是一种‘高级的快感’，是从一种高级活动、即无所希求的冥思默想中取得的快感。”因此，文学的娱乐功能和其他娱乐活动的娱乐功能并不能等同；同时，文学的娱乐功能与审美功能也不能等同，不能因为由审美而产生快乐，便认为审美即等于娱乐，简单地将文学的本质特点归结为娱乐性。
动境＋静境：文学赋予的人生态度
美国学者波兹曼提出了“娱乐至死”的惊人命题，他分析了上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的变化，认为随着电视的普及，政治、宗教、教育和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被电视以娱乐为基本特点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娱乐也就成为当代社会生活的主调，成为一种文化精神， “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波兹曼所说的这种危机并不完全是危言耸听，至少看看当前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现实，就不难感受到这种危机。
首先，从传播方式而言，文学借助影视扩大自身传播和影响的趋势明显，波兹曼所说电视的娱乐性特点很自然地影响乃至制约文学生产；同时，随着网络、手机普及而出现的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新的文学品种，以不断刺激和吸引读者为内在动力，娱乐性的追求也就或明或暗地贯穿其中。其次，随着社会生活节奏和文化观念的变化，影像作品之外，同以纸质媒介传播的图像作品也市场走红，使得以文字为传媒、需要耐心阅读的传统文学期刊生存艰难，纯文学书籍发行困窘，文学生产者和传播者在困惑、奋争甚至挣扎之际常不得不以加大娱乐性寻求出路。另外，一些人在理论上否定文学艺术审美性，将当代审美文化特别是文学艺术的根本特归为娱乐性一类观点的滥觞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过度娱乐化的倾向在文学创作方面表现为：主题题材脱离现实，追求古僻奇幻，对生活的表现与开掘肤浅；强调情节性，忽视以至否定思想性，各种离奇古怪的情节竞相出现；突出感官刺激，热衷表现男欢女爱、乱伦通奸、暴力凶杀以及奢华的生活场所、设施场景等等；风格上崇尚搞笑、搞怪，戏说成为时尚，恶俗的笑料噱头充斥作品等等。在读者方面，则表现为习惯看电视和上网浏览，排斥认真的阅读、细致的体验与深入的思考；一味猎奇求爽，追求感官刺激，轻松消遣等等。
虽然不能要求每个人的创作或阅读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但是，文学本是最具思想性、社会性的艺术门类，如果这一特点与优势被淹没，传统的沉思性审美静观被感受性审美猎奇所代替，其应有的影响与作用也自然被削弱，即以娱乐功能而言，其品位和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了。
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破除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寻求文学的审美性与娱乐性的有机结合与适度平衡。其次，在审美心态上要闹中取静，坚持静观默察、凝神沉思。这种传统的审美要求现在被许多人视为难以实现以至于保守落后。
确实，当下的社会环境和文学环境与康德的时代已大不相同，快节奏的生活，快节奏的传播，快节奏的作品，信息海量涌来，处处充满动感和喧嚣，严重挤压了人们审美静观沉思的时间与空间。但被挤压了乃至失去了并不等于就是合理的，人有感性但也有理性，人有娱乐天性但也有审美天性，而且只有实现了审美性，文学艺术才有自己的特有的娱乐性，因此在平衡二者关系时，仍应坚持审美性的主导地位。这就要求文学活动的主体在心态上要能够沉静下来。
对于作者来说，只有静下来，才能深入地观察、体验与研究生活，从而进行深刻的开掘与表现；也才能在创作中精心周密构思、反复推敲，不断提高思想水平和艺术质量。对于读者来说，只有静下来，才能更好地分辨作品的精妙与不足；也才能更好地去感悟、去思考，获取更多的教益。能否静下来，关键在自己。
生活中有人有意识地在一段时间里不看电视、不上网以至不用手机，静下心来做某件事。这对于审美观照也很有启发。面对电视快速变换的画面、网络上被切割零碎的页面，只要我们愿意，仍可沉静下来进行体验和思考，哪怕是间断的、短时间的；如有需要，集中一段时间“脱网”、“脱视”甚至“脱机”，给自己创造一个宁静的环境也是可行的。当然，要达到心态的沉静，最根本的基础还是面对种种物质利益以及感官刺激的静如止水。
余光中的诗作《古瓮记》抒写了在一次参观中观摩欣赏元代古瓮的感受：“仅仅无声只是消极地喑哑/我所崇拜的寂静/是纯然的清醒沉淀了千般嗓音/灵妙的音乐重归于透明”，在这种“寂静”中诗人品味“七百年瓮中的日月慢悠悠”，体验“天长地久”的民族历史和“浑然忘机”的超越精神。有趣的是诗中插入了一段对考古学家和艺评家们进来评估古瓮价格所造成的喧嚣的描写，这种功利的闹境与非功利的审美的静境的对比，强化了作者对沉静的审美状态的陶醉与赞美，作者动中求静、追求审美愉悦的努力也很明显展现出来。
这正启示我们，在功利的、感性的闹境、动境面前，保持自己审美的静境不仅需要，而且可能，值得我们尝试和体验。
（本报记者耿联根据胡有清教授在南京大学等地有关讲座编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