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保平
如果不是在有阳光的早晨，要持续读完这本约翰·皮尔格编的“新闻调查报道”，心情是沉重和压抑的。人们面对真相并不容易。但当你读完这24篇报道，内心如果不涌起一点激情，我们对人的良知便会产生怀疑。我相信，所有读完这本书的人，都会对书中那些记者由衷敬佩，可以说，他们都是以生命为代价影响了世界进程。他们的荣耀一点不亚于诺贝尔奖获得者。
从达豪死亡集中营到麦卡锡主义的威胁，从揭发南非种族隔离政权行刑队到洛克比空难真相的揭示，从卢旺达大屠杀中西方世界的角色，到对德国外籍劳工悲惨生活的展示，一直到师出无名的伊拉克战争，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记者对历史的呈现和尊重，而且在这呈现和尊重的过程中，看到了人性最美丽、最优秀的一面。与此同时，我们对近一个世纪来，西方世界发达繁荣背后的虚伪与残忍有了更深的认识。《别对我说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版)的书名，隐含着尖锐的责问：“谁对我说谎？”“为什么要对我说谎？”这种责问让我们思考的深度不止是说谎者本身。
约翰·皮格尔这本书的另一个启示是，随着近年来互联网的发展，传统媒体把自身的疲软与褪色推到了科技身上，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么简单。新闻的核心价值是真相，而真相主要是通过具体、生动的细节和准确的数字来证明的。在这本书里你可以看到，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是通过男女记者（有学者说，近年来全球女记者的表现已让人对女性新闻工作者刮目相看）深入虎穴，才写出了有深度和广度的报道，从而改变了世人对事件的看法，改变了事件的走向，这些都不是科技本身能做到的。即使有一天，网络作为媒介取代了传统媒体，记者的正义感、勇气、思想、采访技巧、文字表达能力仍是这个领域最重要的资源，离开了人的网络并不会告诉人们真相，而公众追求公正平等和真相的普遍意志是任何一种媒介都无法违背的。所以，在资讯泛滥、浅层信息遮蔽真相，甚至谣言谎话不绝于耳的当下，新闻调查报道应该成为新闻院校和记者培训的重要内容，只有具备采写新闻调查报道的能力，才能区别于自媒体，称得上是优秀记者。
当然，需要澄清的是，不能把追求真相简单地等同于揭露黑幕。虽然，这种揭露永远是记者“铁肩担道义”的责任。但对真相更加完整的理解，学会分析现象背后的真相，挖掘出蕴藏在问题后面的真况，通过真相帮助公众弥合分歧，凝聚共识，了解社会进程，承担公民义务，这是媒体人的责任，也是新闻调查报道更为日常和见功力的工作。比如，我们说的城镇化进程，它是如何发生、演变的？几亿农民工是怎样在城市生活的？他们的风俗习惯是如何改变的？各级政府是如何实行社会管理的？一个特大型城市对人口与资源的安排是怎样进行的？它对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未来可能产生些什么问题？这些展示真相的故事我们看到的并不多。或者，看到的与真相仍有距离。再比如，公务员队伍为何难以瘦身？他们工作的效率和效益如何计算？避免公权力滥用与公务员尽责的界线如何划？我们其实也缺乏真实情况的了解。
九十年前，韦伯（MaxWeber）在对德国大学生演讲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记者每天或者每周都必须随‘市场’的需求，对任何一件事、对生活中任何可以想像到的问题迅速（回应）……这是会有不堪卒睹的后果的，因此，许多新闻工作者到头来在人性方面完全失败，丧失一切价值也就不足为异。”韦伯接着还说，面对影响力的旁落、社会地位的尴尬与工作情境的不堪，“值得吃惊的，是在这样情况下，这个阶层中居然还有许多可贵的、道地的人存在……这条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走的，性格薄弱的人，绝对不能走这条路，特别是那些只有在安定的地位才能维持心灵平衡的人。”（钱永祥译文）韦伯虽是一位西方哲学家，但他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救赎之道不乏精辟之见，也印证了本书许多作者作为可贵的、道地的人的存在。只是，他把这份救赎完全寄托于记者的个人英雄主义显然是有局限性的。对一个社会来说，揭示真相是改变历史的前提，但改变历史仅靠记者呈现真相是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