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孚路上的姑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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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曾汶
　　1936年，我13岁，父亲突发脑溢血过世，我被从杭州接回上海，与正在上海读大学的兄姐和年幼的弟妹会合。为了紧缩开支，母亲将原本租住的当时上海最时髦、租费最昂贵的静安别墅房子退掉，一家六口寄居在姑父刘湖涵家里。
　　姑父的父亲刘镛是江南首富，靠丝绸起家，后着力经营房地产，南浔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只小黄狗”的第一“象”（旧时南浔人称身家千万银元的当地富商为“象”，身家500万元的为“牛”，100万元的为“狗”），园林胜地、古雅幽静的小莲庄就是他家的后花园，严格地说是祠堂和义庄的所在地。与小莲庄一河之隔，便是名闻遐迩的嘉业堂藏书楼，刘氏家族因此而博得“百年儒商”的美称。1907年刘镛去世后，刘家四兄弟析产，姑父分得大量房产，在上海一地就多达698处。他在上海同孚路（今石门一路）333号的豪宅，是为了庆祝他的独生子刘承桓的诞生而由我父亲参与设计建造的。
　　这幢大宅子分外宅、内宅，中间有一通道相连。外宅包括账房间、大厨房、汽车间、下人居所等。内宅系主人居住，高三层，建筑面积六千平方米，欧洲风格，柚木地板，水晶吊灯，彩色玻璃。三层顶上有一个八角形瞭望亭，站在亭内，周围景物尽收眼底，我少年时常一个人躲在里面纳凉看书。内宅有大小数十个房间，大的如客厅、大菜间、姑父书房，都有上百平方米，小的如理发室，只有四五平方米。姑父母的独生子住二楼朝南阳光充足的房间，姑父母自己却住在朝北一个光线最暗的房间里。二楼过道里有一排十几个不足十平方米的小房间，是专供女佣以及亲戚的孩子们住的。我初进豪宅时就住在这样一个斗室里，后来长大些才搬进三楼一个朝南的大房间，面向花园，晨起推开阳台玻璃门，新鲜空气扑面而来。楼下姑父书房对面一个房间，是专门供奉刘氏祖先像和牌位的，平时门窗紧闭，每年除夕夜打开，墙上悬挂着列代祖宗的画像，雕花供案上摆满牌位和祭品，焚香燃烛，气氛十分庄严。但是我们孩子少不懂事，看见姑父在像前行三跪九叩大礼那种虔诚专注的样子，都在一旁暗暗发笑。
　　内外宅之间还有大小两块草地，大草地足有数百平方米，周围种着一圈繁茂矮小的冬青树，四边各有一棵巨大的广玉兰树，每年春天开花，花朵硕大。小草地上有秋千架、沙坑和羽毛球场，是我们小孩的游乐地。上世纪40年代后期，著名话剧演员乔奇常来此和我同打羽毛球，打完球我们一起躺在草地上喝啤酒神聊，或者到三楼我房间里欣赏我刚从大华书店购得，有精美彩色插图的英文世界文学名著。“文革”伊始，乔奇被隔离审查，竟然就关在我当年住的房间里，世事离奇诡谲乃至于此。小草地上还有一个孔雀亭，养着四只孔雀，每年秋天换毛季节，我总要捡了许多孔雀毛插在花瓶里或者分送同学小友。
　　姑父家有男女佣仆四十多名，包括一名看门的印度“红头阿三”和一名白俄保镖（奇怪的是，这名白俄保镖老是独自一人在花园里闲荡，姑父母难得外出，但每次外出，总是由亲友或仆役陪同，从不带保镖。据姑母说，保镖太显眼，带了保镖反而容易坏事，看来这就是她老人家朴素的人生哲学了）。男仆在外宅和楼下工作，除个别亲信外，轻易不得进入内宅，不得上楼，内宅楼上一切杂活皆由女仆担任。
　　大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从大门直到内宅的一连三扇大铁门，每扇铁门高约四五米，宽约六七米，有好几吨重，上面有精美的雕刻和饰纹。沿街的大铁门上还有一扇小铁门，供人平时出入。逢到汽车进出，大铁门得由两个人向两旁拉开。“大炼钢铁”时，这三扇铁门都被拆除运走了。沿街的铁门改成木门，就像一个魁伟的大男子穿了一件紧身小棉袄，很是别扭。大宅本身于1950年由当时新成立的区政府征用，成为区政府所在地。数年后区政府另迁新址，这里相继进驻了上海交响乐团、上海合唱团、上海评弹团、上海沪剧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等文艺单位。本世纪初，更因配合城市改造，让位给地铁站及高层建筑，由“三人住”转化为“众人住”到被拆毁，最终走进了历史。
　　大宅的一侧通南京西路，另一侧通威海卫路，中间有好几十家单开间或双开间的小店铺，都是刘家产业。我长大一点后，常跟刘家一位和我很谈得来的年轻账房先生挨家挨户去收房租，从而和许多店铺老板特别是小老板都很熟。这些店铺清一色出售枕套床罩、围巾手帕之类的手工艺品，由麻、丝、棉纱、尼龙等原料织成，有花边及网眼图案，精美别致，价格也很公道，多有外国人来此游逛购买。1946年，我进美国华纳影片公司上海公司宣传部工作的次年，恰逢华纳大老板杰克·华纳偕夫人来沪视察，我除陪他们去新雅饭店吃烤鸭、烟鲳鱼、蚝油牛肉等美味外，也带他们到这些店铺购物，顺便在大宅的花园小坐。
　　我在姑父母家和他们一起生活了十多年，从无知孩童直到长大成人，亲眼目睹了中国旧式大财主生活的方方面面。姑父虽是商贾出身，但读书甚多，作风老派，终年长衫马褂，状貌庄严。但他秉性和善，常常摸着我们小孩的头问叫什么，因为来作客的孩子太多，他记不住名字。我逢到有不认识的字，常去向他请教，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教我。姑父喜欢收藏古董、书画，但并不精于此道，他去书画店购画，看见喜欢的，也不问价格，用手一指，表示要了，侍从替他成捆成捆抱回家。日积月累，收藏书画总数竟达万件之多，精品赝品鱼龙混杂，最后绝大多数不知所终。
　　姑母是我父亲的姐姐，在姐妹中排行第六，但奇怪的是，我们都管她叫六伯伯，而不叫六娘娘。她下嫁到刘家，正是我祖父生活最富裕的时候，因此嫁妆极其丰厚，据民间传说，连痰盂罐也是镀金的。姑母是个典型的老式家庭妇女，温良谦恭，她有无数珠宝首饰，但从不佩戴。一年四季旗袍一袭，质地也极其普通，在她身上看不出丝毫巨富人家的样子。她体弱多病，深居简出，难得下楼到花园里走一圈。
　　由于姑父有病，家里全部事务包括财政经济都落在姑母一人身上，姑母一介弱女子，竟能担此重任，实属不易。她每天上午10时起身，早餐除白米粥佐以肉松、酱瓜、乳腐等下粥菜外，必食鸡蛋一枚，开水一泡，敲碎一端，倒一点鲜酱油，用小银匙舀来吃，说这样吃最补身体（其实按照现代理论，这种吃法是最不卫生的）。午餐由大厨房送上四菜一汤，荤素皆备，但这些菜肴只是摆摆样子的，她照例不吃，只吃她贴身苏州娘姨专门为她做的菜。苏州娘姨做的其实也很简单，无非是些青菜豆腐、鲫鱼小排骨之类，但油糖特重，烧一只青菜要老秤二两油，而且要加碱，煮得烂熟，颜色发黑，现代人听了肯定会大皱眉头。饭后她从不午睡，而是捧了个水烟筒咕噜咕噜地吸水烟，或者躺在长榻上看报、听无线电广播，看当时最流行的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有时候，她会和我母亲及另外两位姑妈一起玩骨牌。四个人围坐一桌，乍一看好像是在打麻将，其实每人一副骨牌，各玩各的。周末或假日下午，宅子里就热闹起来了，因为有好酒好菜招待，自然而然就成为亲友的聚合地。女宾们多半是陪姑母嗑瓜子、吃零食、喝茶谈天，男宾照例搓麻将、打扑克。晚餐菜肴特别丰盛（我的任务是替客人们到马路对面一家广东熟食店去买叉烧、红肠之类的下酒菜）。男女宾分席而坐，女宾不喝酒，男宾则陪姑父喝酒猜拳，酒只喝黄酒，由王宝和酒家专人送上。饭后继续打牌，直到深夜十一二时才兴尽散去，大宅才又回复了平时的宁静。
　　除了在上海有惊人数量的房产，姑父家在青岛、杭州等地也有别墅，比如西湖边上的孤云草舍，在当时杭州是首屈一指的，但他们极难得去那里避暑，高温天气只知道摇摇鹅毛扇，吃吃棒冰，难得自己做一趟绿豆刨冰。1936年我初来上海时，冬天豪宅尚有水汀供暖，敌伪时期，煤供应紧张，有钱人家都出高价从黑市购买，但姑父母不屑为之（或不如说不谙为之），严寒季节照样躲在家里捧个热水袋（我的又一任务就是替姑母冲热水袋，她接过热水袋总不忘说一声谢谢），裹条羊毛毯，像普通百姓一样熬过寒冬。姑父唯一奢侈的表现是购画、买古玩，一掷千金而无吝色。姑母则是偶尔（特别是春节）由我母亲或其他人拿了折子陪她去永安公司购物。所谓折子，年轻人恐怕不知道，是个用纸折叠而成的小册子，用来记录所购物品的数量、价格和日期，半年或年终一次性结算，是商家笼络大客户的一种手段。买年货的时候，我们小孩子偶尔也会被带了去，店员为了讨好姑母，会抓起大把大把的糖果往我们口袋里塞，好几天也吃不完。据母亲说，姑母购物没有主见，店员推荐什么她就买什么，进口毛料成匹搬回家，买回来却难得缝制新衣，任其堆放在储藏室里发霉变质，有不少东西都被她亲信的老妈子偷偷拿回乡下老家了。
　　总而言之，姑父母有花不完的钱，但不知如何花，从生活质量来说，远不如今天的外企白领。究其原因，我想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出生在封建官僚家庭，受的都是传统教育。不过，因为身处十里洋场，自然也受到不少西方文明的熏陶，例如豪宅本身就是巴洛克建筑风格，有许多精美的欧式瓷器摆设，有“谋得利”牌钢琴，有设备完善的大菜间。姑母偶尔兴起，会邀请一些亲朋好友来吃西餐，由大西洋西餐馆派高级厨师上门烹调。有趣的是，姑父母吃西餐用象牙筷而不用刀叉，说是用刀叉不习惯，怕触痛嘴巴。家里还多次租借好莱坞电影放映，放映时大客厅总是人挤得满满的，放的电影要么是小黑人用筷子吃面条吃得满脸满身都是面之类的滑稽短片，要么就是秀兰·邓波儿主演的儿童片。我进华纳后把华纳影片带回家放映时，亲爱的姑母已经不在了……
　　姑父母骨子里仍是老派人，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拓不开思路，放不开手脚。表弟当时还在读书，没有发言权；而等他长大成人，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新世界了。
　　(本文系九十高龄的作者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发表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