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记忆】
□任旭平
99岁那年,奶奶驾鹤西去,端庄的脸上平静安详,依稀还见微笑的模样。在我记忆里,奶奶似乎老是微笑着,老来没有了牙齿,嘴唇一抿,缩在一起,显得略带羞涩的样子。这差不多就是奶奶惯常的、标准化了的表情。
奶奶出生于一九〇五年十月十六日,是父亲的四婶子。奶奶裹着小脚,人长得好看,当年嫁给当私塾先生的四爷爷,是村里的大事儿,揭开红盖头,一片啧叹声。可惜命运多舛。27岁那年,四爷爷去世了；40多岁的时候,在银行做股长的姑姑,为保护国家财产献出了年轻生命。奶奶孤身一人成了烈属。我不知道那些年奶奶是怎么熬过来的。奶奶很少讲述,偶尔说及,语调和表情也都是平静的。
我父亲很早失去双亲,母亲年幼时就没有了母亲。他们两个走到一起,在银行工作的姑姑是重要的引线人。父亲远在济南工作,母亲是村党支部书记,整天在外面忙碌。奶奶和母亲志趣相投,为了相互照应,就决定把两个家庭合二为一。我是家里长女,从我出生,与奶奶就是一家人,与所有孩子的奶奶一样,从未想到其中的差别。
我是在奶奶宽大的衣襟里兜着养大的,是奶奶一口一口嚼着芋头喂大的,村里老人都这么说。上世纪60年代初,台湾国民党反共势力反攻大陆,身为村党支部书记兼民兵连教导员的母亲,既要组织生产,还要背枪执勤,参与军事活动,夜以继日操劳,她由此成为民兵英雄,立功受奖。在我幼年的记忆里,父亲一心扑在工作上,每年只有春节才回家小住一阵。在我心里,奶奶就是母亲,妈妈就是父亲,奶奶给了我人世间最多的疼爱。
奶奶看着我的时候,总是笑着,明亮好看的双眼眯成一条缝。奶奶每天早上蘸着水给我梳辫子,我则经常因为梳得不合意而哭闹,奶奶总是梳了拆,拆了又梳,直到我满意为止。端午节一早醒来,手腕上一定戴着奶奶做的五色线,衣袖上缝了小龙尾,奶奶做好了一切,就坐在炕边笑着等我睡醒。七月七分巧果,我那一串总是跟奶奶的一起挂在墙上,奶奶的这一份自然也就成了我的了。鸡咯咯叫着离开窝,奶奶便迈着小脚,急匆匆过去,把热乎乎的鸡蛋捡来,在我的小脸上滚三圈。成年后,听朋友们夸我皮肤好,我总是想起这一幕。
奶奶不识几个字,但知道很多事情,懂得很多道理。小时候,听奶奶唱歌谣,讲故事,有民间的,有我们家我们村的,她很少讲自己。
抗日战争时期,奶奶是村里的妇救会长。她组织广大妇女,送情报救伤员,为抗日救亡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942年,日伪军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奶奶化妆成回娘家的媳妇,拐着小篓装上饽饽,迈着小脚到离家10多里的留格庄集上散发传单。传单放在扎起来的裤腿里,为了多放传单,奶奶在数九寒天就穿着单裤。途中多次遭遇鬼子盘查,奶奶每次都化险为夷,顺利完成任务。母亲或村里老人讲这些故事,小时候听来就像电影上演的似的。问奶奶看着鬼子的刺刀是否害怕,奶奶的回答很简单:不怕。
奶奶为人正直公道,敢说敢为,在村里有很高的威信。邻里之间有了纠纷,都愿找她出面调解,这也算帮了做村支部书记的母亲的忙。奶奶略懂医术,有治疗婴儿鹅口疮的祖传秘方,村里谁家婴儿患口疮,总是在第一时间抱着孩子来请奶奶医治。奶奶还做得一手好饭食、好针线,遇到儿子娶亲、姑娘出嫁的事,总是找她帮忙做喜宴和缝制嫁妆,手头宽裕的人家雕皮袄、做蚊帐的活计也只有她才做得好。这些事,奶奶从不嫌烦,微笑着接下来,微笑着做下去。
七十年代末,奶奶作为家庭的一员,与我们一起到济南与父亲团聚,我们由乡下的一家人成了城里的一家人。父母对奶奶很尊重,吃饭奶奶坐上位,入座前都是摆好酒杯。奶奶从不客气。看得出来,她很满足。
奶奶84岁那年,我做了母亲。奶奶执意帮我带孩子,我同意了。不是奶奶能做些什么,而是有奶奶在身边,我心里踏实。女儿咿呀学语时,会说好多老家土话,比方说,她睡觉的时候总是先找兜枕(枕头),引得大家笑个不停。女儿小时候最大的心愿是当个“地主婆”,让丫鬟给挠痒痒,因为奶奶经常以给她讲地主婆的故事为交换,让女儿帮她挠痒痒,因此在女儿幼小的记忆里,有人挠痒痒就是最大的享受了。女儿这些搞笑的话语,让奶奶满脸笑成一朵花。这时候,我就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想起童年时奶奶的微笑,心里荡漾着不尽的温馨。
99岁那年,陪伴了我44年的奶奶永远离开了我。父母带我们回老家,把奶奶安葬在海阳县留格乡东山口村一个宁静的山坡上。当时正值五月,满山遍野,花开草绿,就像奶奶的微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