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经过鼎革战乱,新城王氏仍能历明清两朝,成江北官宦世家。
“四世宫保”是这个家族的至高荣耀,“忠勤祠”则刻画了他们的政治品性。尽忠职守,王家为大明朝勤政戍边,由此打压到清王朝的崛起,最终付出几乎灭门的代价。及清朝百废待兴,王家余脉再度跻身仕途,清正廉洁,才学出众,甚至得与康熙结一世诗缘。
成功度过朝代更迭危机,兴盛逾200年,王家的家庭教育卓有成效。
本报深度记者 马云云
本报《今日淄博》记者 王欣
实习生 崔菲菲 高晴
不似二三十公里外周村商埠的喧嚣,桓台县新城镇安静多了。越是如此,越让这处地方透露着沧桑的历史感。
2月13日,新城镇城北村一个不甚起眼的巷子里,一处普通民宅贴着主人刻意用毛笔写就的工整对联,与求富贵保平安不同,对联书为“礼乐家声远,箕裘世泽长”,横批“诗书门第”。
这是新城王氏家族第十六代传人王淇的家。元末明初,王家始祖王贵从诸诚徏居新城后,从平民百姓渐渐发展成为官宦世家,科第延绵。时至今日,王家后人仍在内心恪守着祖训。
每天要作文七篇
85岁的王淇正在堂屋研读王家六世王象晋所著的农学书《群芳谱》。屋里是老式摆设,正中放着一张八仙桌,两侧各摆着一把木椅,墙上贴着大大的“寿”字。
家族在王淇身上留下的印迹依然明显。他穿着深褐色唐装,戴着绒帽,这一直是他最常穿的服饰。
“我喜欢传统的东西。”说这话时,老人起身迎接登门造访的客人,给客人让座。多年的私塾教育和深厚的家学渊源让王淇待人接物间流露着谦逊和平和,客人不坐,他就一直站着,直到所有客人都坐下,自己才缓缓坐到了对面。
闲暇之余,王淇爱翻翻老祖宗的著作,每天仍坚持看五六个小时,常读常新,这些先人留下的精神财富,也时刻提醒他反躬自省。
老话说“富贵不过三代”,但新城王氏家族的荣耀却延续十几代没有中断。其间人才辈出,明清两朝为官者100多人,至四品以上的12人,因为家族仕宦众多,亦有“王半朝”的美誉。
时光转回到元末明初,当新城王氏家族一世祖王贵从青州府诸城县迁到新城时,他一定没有想到,王氏家族的辉煌将在这里一点点开启。
一般而言,古时的名门望族大多遵循共同的模式:读书——中举——光宗耀祖,新城王氏无外。为了提高社会地位,王家也围绕着科举应试来开展对子弟的教育。
王家第四代王重光以科举起家之后,就有家塾作为固定场所对子孙进行家族教育,还聘请了塾师。王家子弟通常在5至7岁就进入家塾接受启蒙教育。
新城王氏第五代王之垣则规定,家族子弟五鼓时就要起床,终年在书屋,每天读完经史,要作文七篇,一天都不许旷课,如果作文质量不高,要受到责罚。
第六代王象晋,即便已是官至二品的朝廷重臣,无论寒暑,依然正襟危坐,读书不辍。年老时则闭门谢客,亲自教育子孙读书。
严厉的家教让家族子弟们毕生难忘,王象晋年至耄耋时,仍然会梦见课业没有完成,内心惶惶,跪受责罚。
在这样严厉的科举教育之下,新城王氏家族科第延绵,出了30位进士、52位举人。
同样幸运的是,读书的家训经历代纷乱保留至今。王淇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每逢重大节日,家族里的孩子总要集结在牌坊旁,在大人的带领下,齐声诵读王氏家训。
“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所友者必皆读书之人……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现在再看家训,王淇也会带着一丝批判,“比如说‘所友者必皆读书之人’,难道不是读书人就真的不值得交往吗?”
从科举到诗艺
除了家训,王淇依然记得当年,自己参与家族盛世的情景。
7岁那年起,作为家族男丁,王淇每年都跟随大人祭祖,“每年阴历二月和八月的第一个丁日去,那时叫丁祭”。这是王氏家族特有的祭祀,因王家对国家贡献突出,当时地方官也要出面参与祭祀活动。
参加家族丁祭的记忆,在16岁时戛然而止。那年,王淇远赴济南念书。因为成分不好,土改后家中一贫如洗。连年战争炸毁了铁路和公路,100多公里的路途,他只能徒步来回,一次要走两天。但他没想过放弃,“有一种自勉、自律的能力,憋着一口气,必须要读下来”。
读书,几乎融入了新城王氏家族的血液。
这个家族真正的崛起是从王重光那一代开始。王重光是明嘉靖进士,任贵州布政使左参议时,从贵州采伐大木,用于修建北京的新宫殿,因操劳过度以身殉职。嘉靖皇帝深感其为朝廷平蛮督木,亲书“忠勤可悯”四字以示嘉奖,并敕令为其建了忠勤祠。
王重光之后,新城王氏家族走上了严格的科举之路。到新城王氏第五代、第六代时,科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发展至最盛,成为明代著名的官宦世家。
而王重光留下的“忠勤”,则让他的后辈们一直保有着读书为大明朝效忠的决心。
最突出的莫过于第六代中的王象乾。担任兵部尚书兼吏部尚书,王象乾多年镇守蓟辽,为岌岌可危的明朝把住咽喉,更多次对建州女真用兵,一度阻挡了满人入关的步伐。
清入关后,“忠诚”的王氏族人不少自尽殉明,另有几十名族人蒙难。特殊的政治环境,让王家一度选择独善其身,不谋科举。
然而王氏第八代仍然重拾“为国效力,泽延后嗣”的信念,凭借深厚家学,很快得与清廷合作。仅顺治、康熙两朝,王家就有进士约10名。尤其是王士禄、王渔洋、王士枯兄弟三人科场折桂,一时传为盛事,从而让王家终于度过明清王朝更迭,于废墟之上重振往日的家族风流。
有意思的是,在科举上大有作为后,王家不再只执着于“应试教育”,渐渐注重子弟文学艺术方面的修养。
科举枯燥,王家子弟就常常私自涉猎诗赋史集,非但没有在严苛的家教环境下失去灵气,反倒文人辈出,子弟多有诗作传世,最杰出的当数王渔洋。
在清初诗坛,王渔洋是一流诗人。康熙欣赏他的诗作,曾亲录三百篇,辑为《御览集》。皇帝亲自为其编书,这恐怕是对一个封建文人的绝大褒奖了。
言传身教的力量
至今,王氏后人都还坚持读书的习惯。王淇年轻时是一名数学老师,退休后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
在他的桌上,整齐地摆放着《辞源》等工具书,一本《现代汉语词典》早已破旧,厚厚的书脊在反复翻阅中破损,只能用一块布粘住。
王淇翻阅的《群芳谱》是一部农学著作,由王氏第六代王象晋编撰。他边读边标点,有看不懂的地方还会特别查阅资料,并在旁边注释,“记下来,帮助年轻人阅读”。
有了常年的研习积累,王淇对古文的理解没有太大障碍。不过上了年纪,记性不好,古文中的具体字句记不大清楚了,“但是精神实质都记下了”。
除了那些凝聚在文字中的家族精神,还有仍然矗立着的活历史。
在新城镇城南村,远远地就能望见一座牌坊,正中写着“四世宫保”四个大字,意为四代都是太子的老师。
这是明朝万历皇帝为表彰王象乾而建的。王象乾因战功被晋升为太子太保,万历特许建立这一牌坊,还追赠王象乾的上三代。
四世宫保坊象征着王氏家族的鼎盛,新城也随着王家的兴衰而起伏。明清两代,新城县内人士大都积极科举,取得功名的也纷纷回乡建牌坊,遍布全县的牌坊竟一度多达72座。
随着王家中落,新城的文化风流也慢慢湮没民间,如今已不再作为县城所在地,新城的辉煌更是走向了历史深处。
然而,在这个古镇,几乎每个人心中都还有关于“四世宫保”的记忆。
2月13日下午,几个三四十岁的村民在牌坊下闲聊,他们对这里再熟悉不过了。“王家的”,一个村民说。而更多的王家历史则被演绎成了民间故事。
住在牌坊东数百米的村民宁允夔,从小就听祖父讲,新城王氏二世祖王伍乐善好施,常在自家门口的大槐树下行善,一到过年,就让孩子爬到高处,看看谁家屋顶没冒烟,就知道人家的日子不好过,要送去点东西。
这些虚虚实实的故事印在宁允夔的脑海里,然后他又讲给自己的孩子,俨然是当地人代代流传的家教启蒙。
就在四世宫保坊西几百米开外,是为王氏家族第四代王重光所建的忠勤祠。门前黑色的砖墙上,已挂有“淄博市反腐倡廉教育基地”、“桓台县反腐倡廉示范教育基地”两块牌匾。
王重光制定的家训无外“道义”和“读书”两个词,而先人的身体力行给后辈树立了极好的榜样。
儿子将赴唐山任县令时,王渔洋放心不下,专门为他写下《手镜》,告诫他要清廉、谨慎、勤勉,反复叮咛恪守勿替。清廉的家风代代相传,“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但是现在看还不过时”,新城王氏第二十世孙、新城王氏宗亲联谊会会长王克明说,王家人为官勤政廉洁,这么多高官没有人贪污腐化、违法犯罪,家训、家风的影响不能忽视。
王淇一直觉得,新城王家能兴旺的主要原因是“家教严谨”,“从小就严格要求,形成了习惯,长大后自然能够遵守礼仪成大事。”
王淇说,靠家人的言传身教,从幼年开始,他就知道要懂规矩、守法则。他举了两个很小的例子,一是从小家人就要求“动物归原”,东西从哪儿拿的,用完了要放到原来的地方。
另一个是“成物不可损坏”,“就是做成的东西不能毁在咱的手里,这话包括了好多精神实质。”
(感谢淄博市桓台县新城镇政府,文中部分内容引自何成博士论文《新城王氏:对明清时期山东科举望族的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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