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人生太纠结，“忘”是必须的

□涂光社

在庄子之前和之后，“忘”的精神状态常被人们生动地描绘于笔下。《论语·述而》中孔子自谓：“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其实，“不知老之将至”也是忘。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是忘；苏东坡赤壁泛舟淡然忘归是忘；贾宝玉初见林黛玉恍然若识以及发呆说痴之时也有所忘……寓言中“入市捉金”者对周围无所顾忌是忘，古人在城门口的闹市能专心读书也有所忘……还有见利忘义、忘恩负义、得意忘形、流连忘返之类成语。

人们常说的忘主要是不自觉的，被动的，也就是无意为之。很少像《庄子》中那样，忘被看做是一种主动的、自为的手段，一种思维和生存方式，一种精神境界。由“忘”组合的论述涉及思维取向和精神自由如何获得的问题，也即庄子要求和希望人们“忘”什么和怎样去“忘”的问题，也描述了达于“忘”境的精神状态。其要义在于把握心灵的净化、思维空间的廓清，追寻无差别的精神境界。

“忘”什么：忘年忘义，振于无竟

“忘”字在《庄子》全书出现了86次。“忘”在《庄子》的第一次出现是在《齐物论》：

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

“年”为人生的岁月，指生命的寿夭。“义”是众所认可的道德规范，指导社会生活行为的准则；而“竟”则与“境”同，“无竟”就是虚无境界，是“忘”的目的。“忘年忘义”包括对“年”、“义”两方面的超越。

人类自从有了自我意识以来，对生命有限的忧惧就是最普遍的情结。在古代中国，社会意识中影响力最为强大的就是“天经地义”、名正言顺的伦常是非。庄子以为只有摆脱了对生命短暂的忧惧和伦常是非的束缚才能“振于无竟”，在虚无的境界中获得旺盛的生机和充分的精神自由。“无竟”是智慧生命理想的游履和寄寓之处。能否达于此境，其前提是能否对“年”与“义”的两“忘”。

以“忘”入论最多的一篇是《大宗师》，用了15次。《大宗师》讨论了生死问题，说真人的精神世界能够做到“心忘”，有内在的“心忘”为依据，则有外在的清寂、淡漠、静穆，得融通于自然，顺遂于大化。“与物有宜”则相适无所扞格、无所限制。该篇有一个著名的寓言：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不如两忘而化其道。

鱼自然生成于水，智慧的人自然生成于“道”。鱼游于江湖就能有忘记一切的自如，人游于“道”则有忘乎一切的逍遥自在，故云：“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这个寓言表述的是庄子的人生态度和对恶劣环境中生存方式的思考。死生不由己，是自然大化的安排。对鱼而言，“泉涸”而处于陆，比喻已经违背自然，丧失了生存的条件而身处绝境。此时“相呴以湿，相濡以沫”的相惜互助是杯水车薪的徒劳，于事无补。“相忘于江湖”则是在精神上回归于初始、素朴，回归于自然。庄子欲以精神领域的超越应对现实中不能摆脱的困境。

怎样“忘”：坐忘，与“道”冥合

《大宗师》提出了“坐忘”说。“坐忘”就字面而言是端坐而无思虑的意思。此处的“坐忘”是颜回通过不断的执著的精神修养，跨越了几个（忘礼乐、忘仁义）层次才达到的境界。所“忘”之物为何，决定其精神境界的高低。礼乐有外在的形式与仪程，是古代指导和规范世俗社会人际关系的手段；仁义是道德伦常的思想理念，是礼乐的精神内核，层次高于礼乐。坐是安坐静处。“忘”则向虚，廓清和净化心灵，提升层次，是精神的运作；最终进入不受感觉、记忆、知识和自我意识影响的境界，也就超越了世俗观念、伦常的规范。在进入这种“坐忘”、“虚静”的至境以后，精神活动静极而动、以静驭动，极其自由，自然无须意志和知识的导控了。

“坐忘”之“忘”是彻底忘掉物我、是非差别以及道德功利，廓清思路，摒弃世俗的观念意识，从而达于与“道”冥合。

人对于所接收的信息和经验过的事物有所忘也有所不忘。其中未忘者成为经验、知识和形成自我意识的基础。走出自我的关键在于超越一己的观感、经验和知识的局限，摆脱“成心”的束缚和干扰。这是必须的，也是相当困难的。

庄子的“坐忘”之论深入人的内心世界，引导人在无干扰的境界寻求纯粹的精神感受，与审美感受和精神超越的体验和把握相关，对艺术创造理论很有启发。有的学者曾经指出，坐忘的精神境界俨然就是庄子所提倡的最高的审美境界。所谓“坐忘”，就是让人摒弃一切伦理道德和实用的知识，屏蔽感觉，无须思维，遗忘一切，消除了是非的对立，物无彼此的分别、主客体的界限，可以进入与天地万物和“道”浑然一体的境界，达到精神上的绝对自由。

我们似乎还可以从“坐”和“忘”的组合作进一步的剖析。“坐”是庄子认定的一种状态：其人的身姿是静止的、安闲的。“忘”既生于“坐”，又摆脱“坐”的身观局限。庄子还使用过“坐驰”的概念，“坐”与“驰”一静一动，也是“形”与“心”的对应。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坐忘”组合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