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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是说话。说人话，说实话，说中肯的话。
说人话。不要说神话，除非你是老天爷。不要说鬼话，除非你是无常。也不要说官话，就是个官，也要去掉官气，官气在官场流通，在文章里要清除。也不要说梦话，文章千古事，要清醒着写文章。说正常人的话，说健康人的话。
说实话。实有结实、果实、现实等内涵。结实是不虚枉，有实质内容。果实是结果，好文章里有思考，还有思想。农民种庄稼，不仅仅看长势喜人，最终还要看收成。文学写作要关注现实也要切合现实，切合现实不是在鼓与呼那个层面，而是既要写出时代气息，还要深入把握社会特征和规律，以及趋势。什么是社会趋势呢？比如“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是民谚，是大实话。以上世纪一百年做观照，1919到1949是30年，1949到1979是30年，这期间的两个30年之变均是天翻地覆式的。
真话也是实话，是落在实处的话。真话是不穿漂亮衣裳的，不乔装打扮，没有扮相。真话可能不中听，甚至刺耳，可能还讨“大人”嫌；真话的难得之处，是在对事物的认知上有突破，有新发现。
实话可以实说，也可以打比方说，举例子说，遇到脾气不好又强势的听者，还可以绕弯子说，但无论怎么说，说话者的心态要平和。跳着脚说，挥舞着拳头说，精神抖擞着说，呼哧带喘着说，义愤填膺怒发冲冠着说，是说话时表情丰富。如果觉着解气过瘾，可以这么既歌之又舞之，但不宜养成这么说话的习惯，太劳碌身体。
真话不在高处，真话是寻常的话，是普通话。如果一个时期里，说真话被当成高风亮节，被视为稀罕物，这个时期就是悲哀的，是社会的悲哀。检测社会是否悲哀的方法也简单，翻翻报纸，看看电视，听听广播，瞅瞅杂志，心里就有个大概了。建设文明社会，民风朴素重要，文风实实在在同样重要。社会文明，不一定天天跟过节似的，到处莺吟燕舞，而是惠风和畅，民心踏实安定。有一句话一定要警惕，“要浓墨重彩地抒写我们这个时代”，这是让作家往文章里兑水呢。
说中肯的话，是有原则，守边界。生活里，说大话的人是不招待见的。大话不是空话，是一望无涯，没边际，没着落。佛法无边，佛可以说大话，但人不行。文章是写给人看的，话是说给人听的，因此要中肯，要让人接受。中肯的话也是家常话，“老僧只说家常话”，修行中的小和尚才言不离经，手不释卷的。“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样的话是说给大街上的陌生人的，这不是家常话，是客气话。
写散文，要爱惜语言，神枪手是心疼手中武器的。我们的古汉语博大精深，老到沉实。现代汉语才走过百年的道路，一百年，对人来说是高寿，但对十几亿人使用的一门语言，还年轻着，因为年轻，我们更该爱惜。
回首现代汉语的百年道路，有两个基本点值得检讨。一是自卑心理，白话文被倡导的时候，是中国大历史里严重落后与昏聩的阶段，向国外学习得多，向古汉语学习得少，至今这种心理阴影仍在，一些没有消化妥当的翻译词、译文句仍然显著。今天强调建立文化自信，有太多的基本东西需要被认识到。再是文风上受不太好的政治影响，什么是不太好的政治影响呢？我抄几句1970年的“元旦社论”，一望便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过去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以豪迈的战斗步伐，跨进了伟大的七十年代。放眼全球，展望未来，我国各民族人民心潮澎湃……过去的十年，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十年……在这十年中，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在新的条件下，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推进。”这样的语言风格过于浮华，外包装太多，不实在，而且情绪化，反理性。狂轰滥炸式的，太不爱惜语言。现代的文学是用现代汉语做基础材料的，做大建筑，基础材料仅仅过关不行，还要过硬。
今天的散文写作，文学标准也是不太清晰的。在散文这个概念之外，还有杂文、随笔、小品文等名目。小说以长篇、中篇、短篇区分，诗歌以抒情、叙事、哲理等区分，但散文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比较模糊，有待研究界做出理论的梳理与认知。还有一个事实，在文学研究界，如果把西方文论的东西拿掉，所剩的东西不太多。当代文学研究，有点类似当下的汽车制造业，整条生产线都是进口的，没有实现“中国制造”。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还没有建立起中国人思维基础上的当代文学评价体系。不仅文学研究界，在不少领域，我们都欠缺自己的标准。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排名第二，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但这个排名标准是西方的。经济、教育、医疗、环保，以及工业和农业的一些具体指标，所使用的标准，“国产化”程度不太高。建设强大国家，应该强大在根子上，我们已经到了建立中国人标准的时候了，包括中国人的文学标准。（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西北大学兼职教授，《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出版有《俯仰由他》《散文观察》《看左手》等著作十部。《先前的风气》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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