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苦难同行（附照片）
2011年8月15日，松冈环在做演讲。
本报记者 付鑫鑫
“我觉得，在南京大屠杀纪念日设立‘国家公祭日’是件好事，但如果能够早点设立就更好了。所有战争遇难者的想法一定是‘希望没有战争、希望世界和平’。中国把‘国家公祭日’定在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具有里程碑意义，可以让大家都知道南京大屠杀的惨状，让南京、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代表来悼念战争遇难者，而不仅仅是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
说这话的是松冈环女士。她生于1947年，毕业于日本关西大学文学系东洋史学科。上大学历史课时，她就听说过“南京大屠杀”，但对南京大屠杀到底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后来，她成为一名小学历史老师。日本小学一般在6年级开设历史课程，富有责任感的松冈环惊讶地发现，日本教科书对“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语焉不详。于是，她来到中国开展调查。
1988年至今，她80多次往返于日本和南京，采集到300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250名参与侵占南京的原侵华日军士兵的证言，用图片、影像、录音和文字，向日本民众传播南京大屠杀真相。
在幸存者面前记录真相时，她几度停笔，只因那段往事太过悲惨。但这些经历苦难的人们依旧激励着她前行，“这些接近90岁的老人们，较之于自己的健康和生活，他们更支持我。在我痛苦的时候，每每想起这些话，就会马上充满力量，继续调查下去”。
在右翼势力面前，她从不低头。“他们在网上和杂志上诽谤、中伤我，简直小题大做，我不怕他们，反而可以借机传播历史真相。”
昨天，松冈环来到南京，参加今天举行的“国家公祭日”活动。她说，每年这时候，她都要来这里。这是她与南京这座城市的约定。
在日本大阪的家里，松冈环珍藏着三颗雨花石，用红布包裹着，放在一个心形的小盒子里。那是1999年12月，时年85岁的幸存者张秀英前往日本作证时，送给她的礼物。
1999年8月，松冈环带着翻译盛卯弟，前往南京市浦口区，为南京大屠杀性暴力受害者做口述实录。他们向路人打听“中港一村”，路人告知：“中港一村没听过，要是宁港一村就在这附近。”
在一群又小又矮的瓦房中穿梭寻觅，松冈环终于见到了张秀英。
得知松冈环是日本人，张秀英的第一反应是：“我不想和日本人说话。”松冈环请她开口：“日本有人否定南京大屠杀和南京的性暴力，请婆婆务必向不明真相的年轻人讲出您的经历。”
“说南京大屠杀是不存在的，真是岂有此理。我就是活证人。”张秀英一急，便开了口。在讲述中，张秀英几次感叹：“日本鬼子太残酷！”
1937年12月，张秀英记得，在一个很冷很冷的日子，日军进到村子。她正在陶姓的地主家帮工，3个月大的女儿睡在自家里屋。日本人跑来，把连同她在内的四五十个女人拉到广场上。日本兵用刺刀扎她们，并让她们脱掉外套，只着衬衣和内裤在广场上跑步。三十来个日本兵边看，边拍手叫好。跑完以后，日本兵将张秀英带回陶家，强奸了她。之后，张秀英哭着跑回自己家，发现房子已经被日军放火烧塌了，连3个月大的女儿也被烧死。一时找不到丈夫，她带着3岁的儿子跟村里人一起向山上逃去……
“每次看到红色的雨花石，我就会想起在南京大屠杀中倒下的中国受害者的鲜血，就会忆起张秀英说过的那些话。”松冈环说，“与受害者同心同行，我一直记着这句话。为南京的受害者做口录，目的就是把他们渗透着鲜血的痛苦记忆传达给一无所知的日本国民。”
拾起笔来阐明真相
“日本很多民众如果不主动学习历史，就不知道历史真相，也不知道日本曾经侵略中国，甚至简单地认为日本是美国侵略下的受害国。”松冈环颇为愤慨地说，“我觉得，有必要告诉日本小朋友这段历史的沿革。比如，原子弹之所以会在广岛长崎爆炸，是因为先有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然后才有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不了解战争真相，小朋友就不知道和平为何物。既然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不在教科书里，那我只能自己去找。”
1988年，松冈环第一次到南京调查。此后的20多年里，她80多次往返于日本和南京，采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原侵华日军士兵的证言，用图片、影像、录音和文字，向日本民众传播南京大屠杀真相。
1997年，松冈环在大阪成立南京大屠杀60周年全国联络会（前身为一民间和平团体组织，始创于1985年，1990年曾用名“铭心会南京”），组织20多名日本学生参加了南京市教育局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组织的“留下历史的见证——万名学生寻找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令营活动，向居住在南京的70岁以上老人询问亲历南京大屠杀的过程。
此后，松冈环还进行了性暴力受害者的口录调查，收集来自公文馆（日本整理和保管公文、以公开为原则的文化机构）的资料，得到了20世纪40年代制作的“南京大屠杀案敌人调查委员会”的调查表（部分）等，站在市民运动的立场推进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
1999年春，松冈环拿到了1997年学生调查的530名受害者的名册。为了将加害者与受害者进行对照以查明事实，松冈环及其所在的“铭心会”在日本对原日军士兵进行同步调查，以南京的集体屠杀和性暴力受害调查为重点。
首先，将530名受害者从证言到受害实际情况作了分类后，松岗环选择有明确住址记载的人作为进一步调查的对象，加注住所、姓名、电话号码等主要事项，制成“男女分类预定访问名册”。以此名册为基础，调查小组用了大约4年时间，走遍南京城内和郊外寻找提供证言的人，并做了详细的记录。每次访问结束时，调查小组还要询问：“你知道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人吗？”这样，亲历者的数量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
1999年夏至2002年冬，松冈环访问的证人有180多个。在调查中，松冈环发现，有许多南京的受害者很早就去世了，寿命比那些侵华日本士兵要短得多。好几次，松冈环找到受害者的家，附近的人却说：“他已经在几年前死了。”有时，好不容易找到了，可走进去一问，许多受害者的记忆已经模糊了。
“这是与时间的竞争，我们必须征得受害者的同意，录制录像、磁带，拍下照片，做好记录。”松冈环说，做口录时，她常常会因受害者无比悲惨的命运而流泪，正在写字的手，也会因此停下来，可为了阐明历史真相，她又重新拾起笔。那些受害老人不愿触痛伤口，甚至不愿意再回忆下去，可松冈环不得不唤醒她们的记忆，尽管这样做会让她们痛苦难当。
不折不扣的体力活
2000年春，在南京性暴力受害调查中，松冈环重点访问了当年居住在国际安全区及周边地区和多次发生集体屠杀的长江岸边下关地区的妇女家庭。在7天时间里，她从早到晚都和翻译一起进行口录调查。走街串巷，找到受害者的家，希望她们把话说出来。“有的老太太开口了，但话题转移到性暴力上，她们常常自怨自艾，很难说出口。我也知道，这很难，可非得如此。”
另一方面，分散在日本各地的加害者，为了隐匿国家、部队和他们自己的罪行，常常三缄其口。
“很多老兵一听‘想问一下南京的事情’，往往就此打断对话，甚至将我赶走。”松冈环说，后来，她就假装路过顺便带点小礼物，跟老兵从战争的苦难聊起，慢慢取得信任。有一家，她去过20多次后，才让老兵敞开了心扉。
大约4年半的时间里，松冈环及其调查小组寻访了近畿地区（日本的京都、大阪二府和滋贺、兵库、奈良、和歌山、三重）200多名日本原士兵，截至2003年3月，共记录了约140人次的证言。
学校放假时，她就到中国调查。而上课期间，几乎每个周六，松冈环会去调查日本原士兵。从大阪去三重县的市津和四日市，乘电车要花2个小时，去靠近南纪的乡下海岸和尾鹫就更远了。因为要扛着资料和录像设备、小礼物，松冈环戏称，调查也是不折不扣的体力活。
当时在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2大队服役的井上益男说，自己的中队在国际安全区内的金陵女子大学附近充当了一个月的南京直辖警备部队。
“日本军官经常来这里，说声‘进去一下’就进了女子大学校园，把女孩子带走……妇女被装进卡车带走的事也看到过好几次，有时一个车斗里装了20个人……强奸每天都有……”
参加南京战役的原士兵谷山吉藏（1916年生，南京战役时在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1机枪中队）的证言，则反映了频繁发生于长江岸边的集体屠杀。
“南京陷落后几天，在入城仪式举行之前……（他们）全都穿着黑黑的厚棉袄，我想他们是在哪儿被抓住了给带到下关来的……500名左右的俘虏，被命令面朝江坐在扬子江岸边。我们让他们分成几列坐了。我当时正在等待机枪扫射的命令。那边全坐好之后，上头队长发出命令：‘机枪！’我想，中国人并不知道要扫射。他们连反抗都没有反抗。因为他们面朝扬子江，所以我们机枪中队就在距离他们50米的后方，在相当近的地方开枪了。四挺机枪‘哒哒哒哒哒——’开火了……子弹打在衣服上，白色的棉絮飞了出来。打死了之后，尸体放着不管，江水上来自然会把它们带走的。”
这样的屠杀，与幸存者刘永兴（1914年生）的口述不谋而合。
“12月15日，在大方巷被集中起来的四五千人被转移到长江岸边的下关，8个人一排，最前面的是国民党警察，后面是普通的男人，我和三十来个附近的熟人跟在队伍后头。队伍的各处都有拿枪的士兵步行监视着。因为最后面日军抱着好几挺机枪，我们心想恐怕要被杀了，非常害怕……不一会儿，日军从队伍后面20个一批地把人拉出去，在离开不远的地方用机枪扫射，开始了屠杀。到处传来‘救命！救命！’的叫声。可怕的机枪声响个不停。机枪也扫射到我们的方向，我和弟弟一起往长江里跳，弟弟中了弹，周围的人‘啪啪’地倒下去。天已经完全黑了，日军登上尸堆，确认是否还有人活着，发现呻吟着的活人，就用刺刀扎死。他们也走到我边上，我藏在小船的边上，一直和尸体泡在水中装死。好容易到了半夜，日军撤走了，我小心翼翼地看看周围，只有活下来的我和七八个人影在动。”
松冈环说：“士兵们个人实际目睹的状况是个狭隘的范围，谁也不可能看到南京大屠杀的全像，但同一部队的士兵所说的经历在内容、时间、地点上是一致的，能够认定是事实。另外，根据受害方的证言和当时的日记，也能够证明其为不可动摇的事实。”
比健康更珍贵的真情
2002年8月，松冈环出版了《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侵华日军原士兵102人的证言》（社会评论社出版），同时被朝日电视台的“新闻站”作为“8·15终战特集”采用，并出席了每日广播公司的广播节目。这本书问世之后，首先蜂拥而至的是否定南京大屠杀一方的反应。右翼势力对她进行各种诽谤中伤，邮箱里面也充斥着不负责任的垃圾邮件，甚至还有人污蔑她“收了中国人的钱”。
面对这些，她从不低头。“他们在网上和杂志上诽谤、中伤我，简直小题大做，我不怕他们，反而可以借机传播历史真相。”
2003年，以幸存者证言为主要素材的《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出版。
同年，以国内外调查资料制作的58块展板，在日本40多个地方巡展。令松冈环感到吃惊的是，来看展览的大多是老人。她开始思考，如何吸引年轻人来了解历史呢？
2005年，松冈环有了制作纪录片的想法，她将搜集的素材制成电影，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
2009年，松冈环编导的首部纪录片《南京，被割裂的记忆》制作完成。该片以7名日本老兵和6名中国幸存者的证言贯穿始末，在东京、大阪、名古屋影院上映13周，有的老人甚至带着氧气瓶前来观影。今年4月，该片中文版在南京举行中国首映，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此后，松冈环又完成了第二部纪录片《南京的松村伍长》，时长30分钟，以证言方式记录日军第16师团第33联队士兵松村芳治在河北残杀妇女、儿童，参与南京大屠杀、用机枪扫射民众的暴行。“来看电影的日本人都是有意愿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通过电影，他们对历史真相会有个清醒的认识。就加害者和被害者而言，说出那些尘封的旧事，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松冈环如是评论自己的作品。
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漫长岁月里，大多数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总是这样对松冈环说：“您是学校的老师吧？请告诉孩子们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我是活生生的证人。”
张秀英说：“我担心日本右翼的势力可能会来取你的命，我会一直支持你。”
幸存者常志强说：“您在南京的时候，如果遇到为难的事情，一定要第一时间来我家。”
……
“这些接近90岁的老人们，较之于自己的健康和生活，他们更支持我。在我痛苦的时候，每每想起这些话，就会马上充满力量，继续去调查。”松冈环激动地说。
其实，上世纪80年代末松冈环开始调查时，并没有遇上任何大方向上的障碍。
可近10年来，随着日本社会右倾化日益严重，她所遇到的各种障碍越来越多。在学校教书，松冈环会被校长叫去谈话，让她不要教小朋友历史书上没有写的东西。还有家长跑来给她提意见说：“你不要给我们小孩教这段历史。”甚至，她还被教育委员会叫去训话，警告说她这样做是违反公务员法的。
“其实，我这样做并不违反公务员法。”松冈环说，“尽管受到右翼势力的威胁，但我是历史老师，有义务把历史真相教给年青一代。即便只是为了那些‘三光’政策下的幸存者，我也必须把真相告诉孩子们。”
与此同时，也有支持松冈环的日本国民安慰她说：“您调查了这么多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日本原士兵和遭到屠杀、强奸的幸存者，并出版书籍、制作电影，很辛苦吧。”
为了帮助她的调查、慰问受害者，有的日本同仁还给松冈环寄来捐款。“我知道有理解和支持这些活动的市民存在，感到很高兴。”她说。
“我将坚守信条而行动”
就研究本身来说，松冈环认为，专家不应该只把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数量问题作为焦点。“我觉得，与其这样，不如参照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证言，日本士兵的日记、中国方面的日记（如金陵女子大学的老师程瑞芳）等等，它们应该详细地记录、验证具体的屠杀、强奸、施暴、放火、掠夺以及对之后生活的破坏。我花费10年的时间调查了参加南京战役的250名日本士兵和300多名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我想，如果研究的老师们能够申请相关的历史研究经费，并且动员更多的人进行调查，一定能发现更多新的事实证据。”
今天是南京大屠杀77周年纪念日，同时也是中国设立的首个“国家公祭日”。对此，松冈环说，在日本，大部分人并不关心中国的“国家公祭日”。“我也是在《每日新闻》上看到报道，才知道有这个事情。想来，日本媒体也不想大张旗鼓地宣扬这件事。”
在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会参加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遇难者的公祭活动，并表示深切哀悼。几年前，就连美国的大使也来参加这类公祭活动。
松冈环表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华战争中最残暴、最有象征性的大屠杀事件。“这并不仅是77年前发生的旧事，它影响深远，受害者始终背负着身心的伤痛在继续生活。参与屠杀的部分士兵也一直很后悔。在日本的学校，年轻人很少有机会学习近现代史，因此，正视日本的侵害历史也有些困难。但是，今天，我们正视历史，为的是不再重复过去的错误。即使加害者能够忘记，受害者也不可能忘记那些痛苦啊！”
“当然，要改变现状，首先，以日本政府为首的日本社会应该正视侵华战争，承认南京大屠杀、慰安妇、强行掳走中国人和朝鲜人、使用细菌战和生物武器等历史事实，这点很重要。作为日本国民，我仅以自己的绵薄之力，从南京大屠杀的加害者与受害者两方面进行调查研究，传播历史真相。遗憾的是，现在的日本社会，只有一部分有良知的人接受这个事实。即使如此，我仍觉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与今后中日国际问题的解决息息相关，所以，我将一直以此为信条而行动。”松冈环最后说。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原日本侵华士兵姓名使用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