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古代士子梦寐以求的两大幸事。乡试是学子踏入仕途、改变命运最关键的一次应试。因此，乡试“榜上有名”，成为举人，对学子来说，是人生中的特大喜事。同治十二年（1873）癸酉科江南乡试，应试者约两万人，中式者包括徽州府、太仓州在内的16府和10个州，共180名。其中中式10名以上的州府有：徽州府16名，休宁县汪昌鼐名列第一；扬州府15名；常州府7名；安庆府20名；松江府11名。在这组数据里，令人注目的是，古徽州一府六县中举者占癸酉科中举总人数的11%强，而其中休宁县又是一府六县中的佼佼者。休宁不仅有4人中举，占一府六县中举总人数的25%，且摘取同治癸酉科乡试解元桂冠。在这里，人们可能要问：一个地处山区、面积不过2000平方公里、人口不及20万的休宁县，何以能在科场上获得如此殊荣？
在古徽州休宁，科举文化如此繁荣景象的出现，并非偶然。究其缘由，大致有三：
其一，文风昌盛。徽州自古为华夏名区，文风昌盛，有“东南邹鲁”之誉。在徽州休宁，平民百姓普遍将“天下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作为头条家训；乃至“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已形成一种民间习俗；“深山茅屋书声琅，放下锄头赛诗章”，更是休宁徽式耕读文化的真实写照。读书与著书、刻书、藏书又密不可分。著书立说，既是文风昌盛的标志，又是其载体。清代编纂《四库全书》，休宁县作者入选达73人（宋代程大昌等8人，元代陈栎等4人，明代程大位、程敏政等39人，清代戴震等22人），收录其著述达187种。其中，收录思想家、考据学家戴震的著述多达20余种。在如此浓郁的学术氛围与文风盛行的风水宝地上，培育出乡试夺魁的能人，实乃顺理成章之事。
其二，教育发达。在徽州，尤其在休宁，尊师重教，蔚然成风。私塾遍地，族学、社学林立；书院众多，县学发达。据《休宁县志》载：“清末民初，私塾与新学并存。民国十八年（1929），全县有私塾306所，学生3740人。”“元代，50家为一社，每社设一学；明代，县内有社学140所”。休宁县书院有官办，更有众多民办。据明弘治《徽州府记》记载，当时徽州有影响的22所书院中，休宁占8所，高居六县之首。其中休宁的官办书院——还古书院，在明清时代与歙县的紫阳书院齐名，是一府六县中最负盛名的两大书院。县学是一种官办的初级教育，是读书人进身的必要之阶。休宁学宫（又称儒学），建立于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直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后，县学停办。
其三，坚忍不拔的进取精神。文风昌盛、教育发达，这只是适合人才产生的外部条件，但能否榜上有名，取得功名，决定的因素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一个士子而言，中国的科举之路，既漫长而又艰辛。休宁人汪昌鼐取得同治癸酉科江南乡试第一名后，其后续的科举之路虽无据可考，且汪氏本人在休宁县志上也名不见经传，但他从一个童生考取生员（廪生），再经过无数的科考，直到34岁才取得举人功名，其科考之路充分表明：没有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莫说求得功名，更难想象能有摘取解元桂冠的荣耀。
自隋唐至清末1300余年的中国科举时代，徽州休宁学子在徽州文化领引下，经过自身的刻苦努力，取得举人功名者数以千计，走进紫禁城，摘取进士光环者，数以百计。其中，从宋嘉定至清光绪的600余年间，休宁本籍与寄籍举子考中文武状元达19人之多（清代占14人）。由此，地处徽州的休宁县被世人誉为“中国第一状元县”。既然有清一代休宁县因能走出14位状元而荣膺“中国第一状元县”之美誉，而此番由休宁士子摘取解元桂冠，实乃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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