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记忆
--刘明
绍兴道邮电支局；坐落在天津市河西区绍兴道106号，一座坐南朝北，有近100个平方的铺面的临街平房，平房后是一个能开进汽车的院落。
70年代前邮局和电讯是一家，河西区有东楼，佟楼，绍兴道三家邮电支局，邮电局管理着收发信件，各种报刊，杂志。邮寄包裹，长途电话，电报业务。
改革开放前亲人，朋友之间的交流只有靠写信，打电话或发电报来联系。记得绍兴道邮电局营业厅，进门是低矮的木质柜台，柜台摆放着一台精密的台秤。为邮寄的包裹称重，根据邮寄目地地的距离和包裹的重量收费，还要将所邮寄的包裹打开，邮政员检查后才能寄出。贵重的票，证，加急的信息就需要寄挂号信，寄挂号信时信封内的页数不得超过两页，信封内的东西过多还要另行称重量而收费。那时的平信，市区内是贴4分邮票的邮资费。外阜是贴8分邮票的邮资费。挂号信或加急的挂号信要贴总计2毛--50毛的邮票，和加急，航空的邮资费。
营业厅的左侧是收发电报的柜台。那时发个电报是按每个字来收费，每个字3毛3分。当时人们的工资平均也就是每月不到40元。没有急事时都不去发电报。电报的内容也是极度的压缩。如；某病重，速归。由于电报内容的极度压缩也经常闹出不少的笑话。
营业厅左右两侧各有一电话间，打长途电话时，由邮政员指定进入那个电话间接听电话。打长途电话先要到柜台登记，记下你要打往的电话号码，交上押金，你就在营业厅里耐心的等待。因为那个时候用的是电话线，还没有无线的！电话线就跟自来水管 一样，一次只能淌那些水，那么电话线呢一次只能有那么几个人能同时打，如果超过一定的人数打，你就只能等别人打完了排到你了才能接通。收费的标准是，国内每分钟3毛钱。国际长途如美国是每分钟8元。
信件；它在70年代前，还是我们与身在异地的家人、亲戚、朋友、甚至是单位间的信息交流的主要方式。从买信纸--写信—装进信封---去邮局买邮票、贴邮票，投递到邮桶或邮箱的全过程。
1956年我的父亲到了新疆保密单位工作。母亲与我父亲的交流只有靠通信来诉说，母亲没有文化，写不了字。只有到邮局找在邮局里专职代笔的先生来写信。60年代前，我经常陪妈妈到绍兴道邮局，给我的父亲写信，把要诉说的事和代笔先生诉说后，由代笔的先生酝笔，信楣通常是某某某，见字如面，近日安康，然后简单扼要的几行要说的事，之后某某谨上。资费1--2毛钱。好多思念的话，思念的事都无法诉说。记得每次寄信回家时母亲都是默默无语眼睛红红的，看得出来母亲的心情是相当难过。
剩下的就是等待来信。那时的邮递员都是穿着绿色的制服，骑着绿色的自行车，满大街都能看到绿色的天使，敏捷的车技飞快的骑行在大街小巷。穿小巷时铃声不绝，来到门口高声报告某某来信，收信的人家都会欢快的出来迎接。每月我母亲都定时收到父亲的信件，邮递员总是高喊'’王桂珍拿戳'’这是父亲寄来的取款凭证。这也是母亲最高兴的日子，然后的几天里是母亲最春风得意，每日里总是笑逐颜开的时候，几天后又陷入无限的思念之中。
电报；70年代前谁家也不愿意接到电报，家里来电报一准没好事。那时的电报一般是6个小时送达到收信人，加急电报是4个小时送到。送电报的邮递员骑着绿色的摩托车。摩托车的突突声响到谁家，谁家心惊肉跳，电报的内容不是病重，就是病亡。
1970年的春节前，部队命令我到天津出差。并准许我春节后再归队。到津三日后的一天，邮局的摩托车驶到我家，邮递员高声叫到，刘明接电报。吓得我母亲当时就瘫软下来，还是邻居帮助接受的电报。原来是部队发来的电报，只有两个字'速归’。闹得胡同里的邻居们一通惊笑。
摘录发电报的两则笑话；
笑话一，某单位领导名；久钊，去南方开会，因返程到站时间太晚，赶不上末班车，临出发时给单位发个电报，让单位派车接站。那时侯电报每个字3角钱，为了节省经费，电文是：10日23点到。久钊。邮局收报员接到电报后，译成：10日23点到，酒糟。电报通过电话传给单位收发室，打更老头一听是“酒糟”，就直接转告猪舍。当晚，猪舍派出四辆大马车，带上8个饲料桶，浩浩荡荡去接站。
笑话二；男子接妻子电报“汝子病故请速回”。男子速归，到家门时大哭。妻子说：“你哭什么？孩子的病好一点了”。原来妻子在发电报时，为省几毛钱少用一个“，”点，应该是：“汝子病，故请速回”。省了一个标点闹出了一场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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