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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水又南，猚水入焉。而南迳彭城县故城东。周显王四十二年，九鼎沦没泗渊。秦始皇时而鼎见于斯水。始皇自以德合三代，大喜，使数千人没水求之，不得，所谓鼎伏也。亦云：系而行之，未出，龙齿齧断其系。故语曰：称乐大早绝鼎系，当是孟浪之传耳。
猚水，即获水,获(獲)《说文》作獲,《水经》作猚、《汉书·地理志》、《水经注》作“获”。孙星衍、杨守敬均以“猚”为本字。《汉书·地理志》梁国杼秋县:“獲水,首受甾獲渠,东北至彭城入泗,过郡五,行五百五十里”。故道自今河南商丘市北,东流经虞城县,安徽砀山县、萧县北,至江苏徐州市北注入泗水。自晋以后被认为是汴水的下游,获水一名遂废弃不用[0]。地方学者认为魏晋时期的汴河就是芒砀山北麓的获水，是流经豫东、皖北、苏北的一条古河流，在徐州注入泗水。汴水在春秋战国时称为丹水，西汉时开封段叫汴水，商丘以东至徐州段叫获水，东汉时改称汳水，因魏晋时皇帝厌恶“汳”字，其中包含“反”，认为有反叛之意，很不吉利，于是全段河流改为汴水，历史上称为北汴水。这条河流实际上是战国鸿沟的一部分，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明帝十二年（公元69年）四月，在开封附近修治汴渠，历时约一年。汴渠向东经商丘、虞城、芒砀山、萧县至徐州转入泗水，泗水通达淮河。《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记载：“十二年夏四月，遣将作谒者王吴修汴渠，自荥阳至千乘海口……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辛巳帝行幸荥阳，巡行河渠”。这里的“汴渠”便是指获水。秦汉时代，中原地区东部通往江淮和吴楚地区的重要大运河就是获水。获水在隋代以前是沟通中原和江淮之间的重要运河，但是魏晋以来随着黄河洪水泛滥的加剧，获水因距离黄河太近而屡受其害，河道不断缩小甚至堵塞，航运功能大大减弱。唐宋期间，获水依然在通航，当时叫汴水。由于隋代开凿了通济渠，自商丘经永城、宿州直接斜向东南，比经获水转入徐州泗水南下大大缩短了距离，节省了时间，所以通济渠成为代替获水的主要运河，航运兴隆，导致获水的地位大大下降。到北宋时，获水成为商丘通往徐州的地方航道。苏轼自开封去徐州赴任，从汴水泊舟到徐州，曾赋诗一首：“古汴从西来，迎我向南京（商丘）。东流入淮泗，送我东南行。暂别复还见，依然有余情。春雨涨微波，一夜到彭城。”唐宋时期汴水的地位下降，大大降低了芒砀山的重要性，加速了芒砀山一带的衰落。据史书记载，公元1128年黄河决口南下，洪水泛滥成灾，汴水被淤积，狐父城和砀城均被黄河泥沙淤埋地下。运河停滞后，芒砀山一带的交通地位一落千丈，使得芒砀山地区陷入全面衰落。[1]
泗水捞鼎，鼎是先秦至汉代常见的器物，有关鼎和泗水的组合图像在画像石、画像砖中出现较多，现在学界多以“泗水捞鼎”、“泗水升鼎”、“捞鼎图”等命名。目前关于“捞鼎”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图像所蕴含的思想意义的探讨、对捞鼎故事和秦始皇形象的综合分析以及对捞鼎图资料的综合整理三个方面。邢义田先生的《汉画解读方法试探—以捞鼎图为例》一文提出，由部分历史故事演变的汉画遵循一定的“格套”，而榜题、格套是理解汉画较可靠的出发点。这为汉画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泗水捞鼎”故事发生在秦始皇二十八年。据《史记·秦本纪》，秦昭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史记·封禅书》：“其后百二十岁而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云:“禹贡金九牧，铸鼎于荆山下，各象九州之物，故言九鼎。历殷至周赧王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飞入泗水，余八入于秦中。”《汉书·郊祀志》亦记“鼎沦没于泗水彭城下”。“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关归。”从《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段描述文字中，这次东巡的路线经过鲁、彭城。《史记》撰写时间为汉武帝时期，此时秦朝早已被汉朝替代一百多年，详细情节也难免有缺失，但是从各地出土的捞鼎图来看，故事的主体框架所形成的“格套”在汉代乃至后代得以流传。真实情形是否如后人郦道元所言“当是孟浪之传耳”，已无从考证。秦始皇选择在彭城附近泗水中捞鼎，《史记正义》有“（禹）铸鼎于荆山下……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飞入泗水，于八入秦中”、“鼎沦没于泗水彭城下”[17]的历史缘由。鼎所落入的“泗水”，发源于山东泗水县东蒙山南麓。《史记正义》：“泗水源在兖州泗水县东陪尾山。其源有四道，因以为名。”古时泗水水流湍急，在徐州城北、东、南形成三处急流险滩，分别为秦梁洪、徐州洪和吕梁洪。而秦梁洪所在地点捞出的石头在两岸堆成长长的石梁，此处又与秦始皇“泗水捞鼎”故事联系紧密，因此秦梁洪由此得名。捞鼎故事发生地点为泗水，从典籍中所记载的时间等要素来看，都与山东省西南部和江苏省北部地区相关，该片区域也是画像石分布较为典型的分布区之一。加之该区域内鲁南地区捞鼎图出现时间最早，发现数量最多，因此，鲁南地区具备捞鼎图发源地的特征，故此张艳秋认为：可以大致推断，鲁南地区就是“泗水捞鼎”最早发生的地方[2]。而按上述郦注所述方位很显然泗水捞鼎的位置应在“（泗水）而南迳彭城县故城东”一带。而地方学界亦普遍认为今徐州市秦梁洪古村一带应即秦始皇泗水捞鼎之地（如下图）。至于“鲁南地区捞鼎图出现时间最早，发现数量最多”的原因，很显然是鲁南与徐州毗邻接壤的缘故；不可由此遽然推证鲁南地区便是“泗水捞鼎”最早发生的地方。
上图摘自网络
泗水又迳龚胜墓南，墓碣尚存。又迳亚父冢东。《皇览》曰：亚父冢在庐江居巢县郭东。居巢亭中。有亚父井。吏民视事皆祭亚父于居巢厅上。后更造祠于郭东，至今祠之。按《汉书.项羽传》，历阳人范增未至彭城而发疽死，不言之居巢。今彭城南有项羽凉马台。台之西南山麓上，即其冢也。增不慕范蠡之举，而自绝于斯，可谓褊矣。推考书事，墓近于此也。
龚胜墓，龚胜，西汉末年，三举孝廉，后为谏议大夫。与龚舍并称两龚。其人名重当时，崇尚名节，后为拒绝入王莽朝廷做官，绝食而死。按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载：“（龚胜墓）在（彭城）县城东南三里，至今禁刍牧。”明嘉靖间刊本《徐州志》卷八“人事志·祀典”载：“龚胜墓，在城东南三里。””明《明一统志》：“龚胜墓【在州城东南三里，胜汉臣，死节。】”清《大清一统志》：“龚胜墓，在铜山县东南。《魏书·地形志》：彭城有龚胜墓。《水经注》：泗水迳龚胜墓南，墓碣尚存。地方学者推测，龚胜墓约在今故黄河东岸，和平路一带。龚胜墓之所以湮没，最大的可能性是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泛滥所致。。
亚父冢，亦作亚父山。即今江苏徐州市南的土山汉墓。《魏书·地形志中》：彭城县有亚父冢。《宋书·张畅传》：元嘉二十七年(450)，魏“(拓拔)焘始至(彭城)，仍登城南亚父冢，于戏马台立氈屋”。土山汉墓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区云龙山北麓，共发现三座墓葬，《水经注》等记载为“亚父冢”，俗称范增墓。根据《水经注》记载这里是亚父冢，民间还传说范增去世后，在戏马台练兵的楚军将士用手捧土、脱下战袍铠甲兜土成山以葬， 在土山东面形成一片低洼地，俗称卸甲汪，后称沙家汪。戏马台、沙家汪都确有其地，因而范增墓长时间被人们深信不疑，古时有人专门前往土山凭吊，题刻了碑石“楚亚父范增墓”。这座传说中的“范增墓”，在元代还引来了盗贼。据《初盗发亚父冢》所记，盗墓者贾胡在土山“筑室潜谋二十年，一朝凿井穿其垄”，深挖四十余尺，盗走宝剑等物，后被缉拿归案。然而随着土山墓的发掘，“亚父冢”的说法被彻底否定。考古人员发现，土山一号墓为砖石混合机构。根据汉墓的制式，西汉为凿山而建，东汉为砖石垒砌，由此可以推断，土山墓为东汉墓葬，和范增生活的年代相隔了200多年。在土山一号墓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在封石上发现了“官十四年”的印字，还发现了银缕玉衣等大量珍贵文物，其中出土的器物均为东汉中晚期风格，所以应为东汉中晚期的王室陵墓。以此推测的话，土山一号墓与东汉的某位彭城王符合。2003年在一号墓的北方，又发现一处空墓葬，被称为土山三号墓。考古工作者王恺认为，三号墓很可能是建错了，按照东汉时期的制式，王和后的墓葬不能并排，因此三号墓废弃，又建造了二号墓。土山二号墓于1977年发现，至今历经了三代考古人40余年的发掘历程，从考古发掘转为发掘与保护、展示并重，是我国考古发掘工作理念转变的缩影和范例。发掘期间，江苏省文物局组织成立以信立祥先生为组长的发掘保护专家组，并与多家科研基地单位和相关研究人员开展技术合作。考古工作者推测土山二号墓的时代为东汉早中期，墓主以刘英可能性最大。刘英为光武帝之子，封楚王，都彭城。明帝时，因谋反被废迁丹阳泾县，自杀后以诸侯王礼遇下葬，章帝时改葬彭城。墓室中出土流行于一世纪中后叶的连弧纹铜铁镜，以铺设木板作横梁支撑的早期券顶方法等与墓葬时代相符，尤其是墓石上发现多处“官十四年”纪年刻铭，恰为刘英就国之年。（江苏徐州土山二号墓入选“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3]
上世纪80年代土山外景（北-南）
2014年土山外景（南-北）
土山二号墓东回廊和北回廊清理后（东北-西南）
墓室上有四层封石，外有一周黄肠石墙。封石共16排，每排用石18块。黄肠石墙平面呈“凸”字形，总长57、高6.4米。 封石（北-南）整个墓葬大规模使用石料、木料和土方。共用石4200多块，近1000立方米，石材上的“官工”姓名超过180人，初步研究判断石料来源于多处采石场。木材主要作为墓壁顶部施工平台及顶部装修、横梁、地板等。
石材刻铭
上述图文摘自国家文物局网:江苏徐州土山二号墓
项羽凉马台，即徐州戏马台。晋义熙中，刘裕曾大会宾客赋诗于此。清钱谦益徐州杂题诗之二：“重瞳遗跡已冥冥，戏马臺前鬼火青。”按上述注文“（项羽凉马台）台之西南山麓上，即其冢也”则凉马台应位于土山汉墓东北。戏马台现东临解放路，西靠彭城路，北枕马市街，南为项王路，，清代之前徐州城小，戏马台所坐落的山巅位于城南二里，故被徐州人称为“南山”。明代后期，“南山”改称“户部山”一所以，戏马台已经与“南山”即“户部山”融为一体，而且已处于城市中心。[4]
△又东南过吕县南。
吕，宋邑也。《春秋.襄公元年》，晋师伐郑及陈，楚子辛救郑，侵宋吕留。是也。县对泗水。汉景帝三年，有白颈乌与黑乌群斗于县，白颈乌不胜，堕泗水中死者数千，京房《易传》曰：逆亲亲，厥妖白黑乌斗。时有吴、楚之反。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吕梁也。昔宋景公以弓工之弓，弯弧东射，矢集彭城之东，饮羽于石梁，即斯梁也。悬涛崩渀，实为泗险。孔子所谓鱼鳖不能游，又云：悬水三十仞，流沫九十里，今则不能也。盖惟狱之喻，未便极天，明矣。《晋太康地记》曰：水出磬石，《书》所谓泗滨浮磬者也。
吕县，按文物地图集：吕城遗址，徐州铜山区〔伊庄镇吕梁村·春秋、汉〕城址位于凤冠山下，清同治《徐州府志》记载：春秋时为吕国，汉代为吕县，明代淹没于黄河水。未经勘探，范围不详。地下4米发现有春秋至汉代文化层。现地面无明显遗迹。散见有春秋时期的罐、甗、盆等陶片及汉代绳纹瓦片等。[5]
吕梁，宋代王应麟所著《通鉴地理通释》中写道：“泗水至吕县，积石为梁，故号吕梁。”位置约今铜山区伊庄镇吕梁村。历史上，黄河改道流经徐州，著名险滩吕梁洪便在吕梁山下。春秋时期，孔子曾驻足吕梁洪边，目睹“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的壮观景象，留下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千古名句。
泗水是古代南北水运交通的要道，但在彭城(今徐州)以南，由于地势北高南低，河道的流速增大，水量不易保持，以致在夏秋涨水时期，水量集中，水势汹涌，水流湍急，行舟十分艰难和危险；而在冬春枯水时期，水量不足，水流微弱，水位浅涩，行舟十分困难和迟缓。特别是彭城附近有秦梁洪、百步洪和吕梁洪三处险滩，过往舟船，无不视若虎口，一不小心，就会船毁人亡。原来，泗水流至彭城附近，开始穿行在冈陵山阜之间，两岸岩壁夹峙，形成瓶颈，加上水面乱石龃龉，水下礁石暗伏，于是形成“三洪”。之所以称它为“洪”，是因为水流湍急而多漩涡，势如洪水般的给舟船常常造成祸害......吕梁洪位于今徐州东南六十里的泗水上。分上、下二洪，相距七里。《水经注》卷二十五《泗水》说：“泗水又东南过吕县南，吕，宋邑也，县对泗水。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吕梁也。悬涛崩渀，实为泗险。孔子所谓鱼鳖不能游。”《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九《徐州·昌梁洪》条也说：“巨石齿列，波流汹涌。《列子·说符》称：孔子观于吕梁，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足见吕梁洪是三洪中最为险恶的一洪。[6]。
此外据李晓杰考证徐州之“吕梁”应是一座堤梁桥。史籍中记载春秋时期有名的堤梁桥是架设在今河南济原湨水之上的湨梁，在《尔雅·释地》中就有“梁莫大于湨梁”的描述。晋平公时就曾在此大会诸侯。另外就是在今徐州附近的“吕梁”，也应是一座堤梁桥。在《水经注·泗水注》中，作者郦道元有这样的记载：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吕梁也。昔宋景公以弓工之，弯弧东射，矢集彭城之东，饮羽于石梁，即斯梁也。这是以石绝水的方式所筑的堤梁桥[7]。
泗滨浮磬，按《尚书·禹贡》“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所谓“峄阳孤桐”，是指“峄山之阳”生长“孤桐”，它是制琴的最佳木材。“孤桐”者，生性“悲”矣。制成琴，其声亦“悲”也。“泗滨浮磬”，古今学者多注曰：“泗水旁山而过，石为泗水之崖石，在山旁水中，见石似若水中浮然。此石可以为磬，故谓之浮磬也”。周武彦认为（《尚书正义》)此释，难免望文衍义。“磬石”，岂能浮在水上？显然不确。周氏以为“浮”即“琈”字之讹。《玉篇》：“琈，筍玉采色。”《广韵》：“琈，玉名。”《集韵》：“琈，美玉”《山海经·南山经》：“又东五百里，曰浮[琈]玉之山。”这里的“浮玉之山”即“琈玉之山”，即美玉之山。可见，“泗滨浮磬”，即“泗滨琈磬”；即泗水之滨出产的美玉是制磬的上等材质。[8]
泗水又东南流，丁溪水注之。溪水上承泗水于吕县，东南流，北带广隰，山高而注于泗川。泗水冬春浅涩，常排沙通道，是以行者多从此溪。即陆机《行思赋》所云乘丁水之捷岸，排泗川之积沙者也。晋太元九年，左将军谢玄于吕梁，遣督护闻人奭，用工九万，拥水立七埭，以利运漕者。
丁溪水，史念海先生认为所谓吕梁水，实际上就是流经吕梁的泗水。吕梁在今江苏徐州市东，由于当地、泗水河床中的巨石罗列，所以水流“悬涛崩洚，实为泗险”。就在吕梁附近，由泗水中分出一条丁溪水，丁溪水又流入泗水。这里的泗水到冬春之际，不免浅涩，常须排沙通道，行旅就多改由丁溪水。谢玄所修的七埭，就设在这里。有的人以为谢玄在这里开凿过运河，并称所开的运河为吕梁堰渠，还说是“江淮、淮黄之间的运道，至此而大备”。其实这项工程只能说是整理河道。只限于整理过的河道，是不能称之为运河的，何况当时也没有这样的名称。[9]
七埭，按《晋书·谢玄传》:“玄患水道险涩,粮运艰难,用督护闻人奭谋,堰吕梁水,树栅,立七埭爲派,拥二岸之流,以利运漕”。晋太元九年(384年)，谢玄讨伐秦国，平定兖州。经过泗水上的吕梁，感其波流汹涌，巨石齿列，“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航运十分艰难。为改变泗水水道流急、浅涩的状况，特树栅立7埭，以堰泗水，从此公私便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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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东南过下邳县西。
泗水历县，迳葛峄山东，即奚仲所迁邳峄者也。泗水又东南迳下邳县故城西，东南流，沂水流注焉，故东海属县也。应劭曰：奚仲自薛徙居之，故曰下邳也。汉徙齐王韩信为楚王，都之，后乃县焉，王莽之闰俭矣。东阳郡治。文颖曰：秦嘉，东阳郡人，今下邳是也。晋灼曰：东阳县本属临淮郡，明帝分属下邳，后分属广陵。故张晏曰：东阳郡，今广陵郡也。汉明帝置下邳郡矣。城有三重，其大城中有大司马石苞、镇东将军胡质、司徒王浑、监军石崇四碑。南门谓之白门，魏武擒陈宫于此处矣。中城，吕布所守也。小城，晋中兴，北中郎将荀羡、郗昙所治也。昔泰山吴伯武少孤，与弟文章相失二十馀年，遇于县市。文章欲欧伯武，心神悲恸，因相寻问，乃兄弟也。县为沂、泗之会也。
葛峄山，亦名峄阳山。俗名距山。即今江苏邳州市西南之岠山，接睢宁县界。《尚书·禹贡》：“峄阳孤桐”。《汉书·地理志》 东海郡下邳：“葛峄山在西，古文以为峄阳。”
下邳县故城，秦置。治今江苏睢宁县西北古邳镇东三里。汉高帝五年(前202)，封韩信为楚王都此。后为县，属东海郡。南朝梁改名归政，东魏复故名。按文物地图集：下邳故城〔古邳镇北侧·秦一清·县文物保护单位〕据清咸丰《古邳志》等记载：秦置县，汉仍之，为(夯)土垣，周十二又五里，其南门曰白门。建安三年（198）曹操引沂泗二水灌城，城毁。至金宣宗时完颜仲德任邳州刺史，增筑城墙，江水环立，州由是可守。然而，因地处葛峄山之阳，泗沂交汇处，因黄河夺泗入淮，“河水大上，城陷，居民少有存者。”城淹没于地下，现成为农田或芦荡。遗址面积约4.2万平方米，1995年挖鱼塘时，曾出土石柱础、石狮和石板街道遗迹[11]。
又有武原水注之。水出彭城武原县西北，会注陂南，迳其城西，王莽之和乐亭也。县东有徐庙山，山因徐徙，即以名之也。山上有石室，徐庙也。武原水又南合武水，谓之泇水。南迳刚亭城，又南至下邳入泗，谓之武原水口也。
武原县，西汉置。治今江苏邳州市西北泇口镇。属楚国。高帝时封卫胠为武原侯。景帝时国除为县。东汉属彭城国。魏晋因之。南朝宋初废。北魏复置。东魏武定八年(550)置武原郡于此。隋开皇十一年(591)改为良城县。《资治通鉴》：南朝宋泰始二年(466)，魏将尉元“破(宋将)王穆之于武原”，即此故城。
徐庙山，《明一统志》“徐山旧名武原山”；《后汉书》注“武原故城在下邳县北，徐山在其东”：《邳州志》“徐偃王墓在徐山……石室祠在徐山，徐假王走死武原，民间凿山为宅祀”。从这些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出，武原县东为徐山，本名武原山，山上有徐偃王墓或徐偃王庙，徐山东即为偃王所迁之地。武原县即梁王城，城东的山今名禹王山，因山上有禹王庙而得名。耿建军认为按徐、禹均属鱼部，读音极接近，禹当为徐音之转。故禹王庙即徐王庙，禹王山即徐王山，也就是徐山。今禹王山顶部确有庙宇废墟，许多石柱础仍在，废墟中除时代较晚的素面小简瓦、小板瓦外，还发现有汉代的大型绳纹瓦片，说明其时代是相当早的，当就是三国时仍然存在的人们祭祀徐偃王的“徐庙”。徐山上除徐庙外，还有徐偃王墓。在禹王山山北的坡地上及山脚下，发现有许多大型春秋土墩墓，当地称之为九女墩，目前已经清理发掘了5座......从这些墓葬的形制结构、规模及陪葬品的数量、特征看，墓葬时代为春秋时期，墓主人的身份是比较高的，有的可能就是诸侯王。[12]
又有桐水出西北，东海容邱县东南，至下邳入泗。泗水东南迳下相县故城东，王莽之从德也。城之西北，有汉太尉陈球墓，墓前有三碑，是弟子管宁、华歆等所造。初平四年，曹操攻徐州，破之，拔取虑、睢陵、夏邱等县，以其父避难，被害于此，屠其男女十万，泗水为之不流。自是数县人无行迹，亦为暴矣！
桐水，一称桐汭水。在今安徽广德县西。《左传》：哀公十五年 (前480) 夏，“楚子西、子期伐吴，及桐汭”。杜注：“宣城广德县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阳湖。” 《方舆纪要》 卷29广德州：桐水在 “州西北二十五里。亦曰桐川。桐汭之名因此”。
东海容邱县，杨守敬认为“汉容邱县属东海郡，后汉废，在今邳州北[13]”比对文物地图颇疑与邳州市将车、炮车南后街两处毗邻的汉遗址有关联。（蒋车遗址〔炮车镇南500米·汉代〕遗址东西长100米，南北宽150米，面积约1.5万平方米，地面散见有绳纹、弦纹瓦片及陶罐、大缸等残片（《考古》1964年第1期）；炮车南后街遗址〔炮车镇炮车南后街·汉代〕遗址面积约4.8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2米，地表可采集到夹砂陶、泥质红、灰陶残片，可辨器形有罐、釜、盒、盆、甑、罐以及绳纹纹、弦纹筒瓦、板瓦等。[14]）
下相县故城，下相故城位于宿迁市宿城区西南古城村，秦、汉遗存。据清同治《宿迁县志》记载：“秦置下相县，为项羽生地。汉因之，属临淮郡。唐宝应元年（762），改为宿迁县。”城址位于废黄河西岸，平面呈方形，东西长约1000米，南北宽约750米，与东之项王故里隔河相望。遗址上部覆盖2~3米厚的黄沙泥，残存夯土城墙长200余米，宽23米，残高3~5米。保存有大量的秦汉文化遗存，出土完整的泥质灰陶罐、瓿、壶、坛，泥质红陶碗、钵以及砖瓦等。[15]
汉太尉陈球墓，宋《太平御览》中记载道：下相城西北，有汉太尉陈球墓，墓前一碑，记弟子卢植、郑玄、管宁、华歆等六十人，碑文是东汉时期的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蔡邕所作。
泗水又东南得睢水口。泗水又迳宿预城之西，又迳其城南，故下邳之宿留县也，王莽更名之曰康义矣。晋元皇之为安东也，督运军储而为邸阁也。魏太和中，南徐州治，后省为戍。梁将张惠绍北入，水军所次，凭固斯城，更增修郭，堑其四面，引水环之。今城在泗水之中也。
睢口，又称雎清口，黄河夺泗夺淮以后，雎水下游一段比照大河（黄河)被称为“小河”，雎口遂又称为“小河口”，在宿迁城南十里。过去，宿迁城南十里处有小河口渡，直到1855年黄河北徒以后，才废除，其地点老人多能确指[16]。
宿预城，古县名。预,又作豫(《魏书·地形志》)。东晋义熙中置, 《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认为治今江苏省宿迁市东南废黄河东岸古城,属淮阳郡。旧说晋元帝督运军储,以为邸阁,因有宿预之名(《舆地广记》)。城临泗水,南近淮水,南北朝时为重镇。北魏为南徐州、梁为东徐州、东魏为东楚州治。陈为安州治。北周至唐开元中,历为泗州、下邳郡治。其后属泗州。宝应元年(762年)因避代宗名讳,改为宿迁县[17]。按方位推析颇疑与宿迁市古城遗址有关联。该遗址位于宿迁市郑楼镇古城居委会一带，系汉、晋、唐、宋等遗存，现为黄河北堤的一段，现存遗址面积约2000平方米文化层厚3米左右。可采集到汉代的灰陶绳纹瓦罐缸豆残片等:晋代的青瓷残片,器形有碗、罐、虎子等;唐代的青瓷盘口壶罐壶盆、碗等残片;也偶见宋代的白瓷残片,器形有碗、注子等[18]。
邸阁，王国维先生认为：古代储蓄军粮之所,谓之邸阁,其名始见于汉魏之间。元李治《敬斋古今黇》曾于《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中举十一事,予复从《晋书》中得事,《魏书》中得八事,《水经注》中得十事,古印中得二……[19]
△又东南入于淮。
泗水又东迳陵栅南，《西征记》曰：旧陵县之治也。泗水又东南迳淮阳城北，城临泗水。昔菑丘诉饮马斩蛟，眇目于此处也。泗水又东南迳魏阳城北，城枕泗川。陆机《行思赋》曰：行魏阳之枉渚，故无魏阳，疑即泗阳县故城也。王莽之所谓淮平亭矣。盖魏文帝幸广陵所由，或因变之，未详也。泗水又东迳角城北，而东南流注于淮。考诸地说，或言泗水于睢陵入淮，亦云于下相入淮，皆非实录也。
陵栅(旧陵县之治也),熊会贞认为即《汉志》泗水国之凌县。（会贞按：即《汉志》泗水国之凌县。凌县见《淮水》篇凌水下[20]。）。秦置凌县，故治在今江苏泗阳县众兴镇凌城村。
淮阳城，学界通常认为在今江苏淮阴县西南废黄河南岸。为南北战守要地。《资治通鉴》： 南朝梁天监五年 (506)，将军萧昞 “击魏徐州，围淮阳”，败还。即此。比对文物地图颇疑淮阳城与六里墩汉遗址有关联,六里墩汉遗址位于淮阴区渔沟镇渔西村吴庄西南150米,系汉代遗存,面积为62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左右，出土有泥质灰陶罐、釉陶壶、“五铢”钱币。并见有同时代的陶窑与烽火台遗迹，遗址保存较好。陶窑为圆形窑，直径3.5米，存高约2米，烽火台方形，每边长8米，上宽4米，存高4.3米。[21]
泗阳县故城，西汉置，属泗水国。治所在今江苏淮阴市西旧黄河南。东汉废。
角城，在今江苏淮阴市西南古淮水与泗水交会处。《水经·淮水注》：“淮、泗之会，即角城也。”东晋义熙中于此置角城县。南北朝时置戍，为战时必争之地。《魏书·世宗纪》：正始元年(504)七月，“萧衍角城戍主柴庆宗以城来降”。皆此。另按卷二十五《泗水注》：“泗水又东经角城北，而东南流注于淮”胡文波等学者认为清水入泗，泗水亦得以名，清口、淮口、泗口所指为一地无疑。郦道元坚决认为泗水在角城入淮，而又言二水决入之所是所谓的泗口，极易令人误解泗口、角城为同一城戍。而按《南齐书·李安民传》:安民先后掌角城戍、泗口戍，是以角城与泗口显然是不同的两座戍城；而《南齐书·高帝纪》言“军主高道庆将数百张弩浮舰淮中，遥射城外虏”，则其在淮水北岸无疑。胡氏揣测角城、泗口相距极近，乃一地两戍。角城本县所，因县而设戍；泗口则纯因水战要害之地，而亦设戍。[22]张文华等学者亦指出淮阴与泗口夹淮相对，彼此犄角，互为借重。《水经·淮水注》云：“淮、泗之会，即角城也；左右两川，翼夹二水决入之所，所谓泗口也”泗口也称淮口、清口，东晋安帝时曾于此置角城县，属淮阳郡，刘宋因之。南齐、萧梁时为角城戍，李安民、萧道成、萧衍等先后为角城戍主。[23]
[0] 来源:《中国历史大辞典·下卷》
[1] 盛朝新：芒砀山的运河文化，今日永城，2020年05月11日
[2] 张艳秋：汉画像“捞鼎”图的流传与嬗变，《东南文化》2018年第4期，
[3] 国家文物局：江苏徐州土山二号墓，20220520
[4]徐州园林志编纂委员会编,徐州园林志,方志出版社,2016.07,第50页
[5]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江苏分册》（下）， 中国地图出版社，2008年5月，第754页。
[6] 嵇果煌著,中国运河三千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10,第394页
[7] 摘自李晓杰：《桥上桥下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9月。
[8] 周武彦著,中国古代音乐考释,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05,第311页
[9] 史念海著,中国的运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04,第143页
[10] 徐从法主编；京杭运河江苏省交通厅、苏北航务管理处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京杭运河志 苏北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11,第164页
[11]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江苏分册》（下）， 中国地图出版社，2008年5月，第774页。
[12]耿建军主编,中国考古谜案,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11,第136页
[13]《水经注疏》，第2154页。
[14]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江苏分册》（下）， 中国地图出版社，2008年5月，第765页。
[15]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江苏分册》（下）， 中国地图出版社，2008年5月，第701页。
[16]摘自政协淮北市委员会编,永远的大运河，沿河城市征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10,第203页
[17]来源:《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下》
[18]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江苏分册》（下）， 中国地图出版社，2008年5月，第701页。
[19] 王国维著,王国维考古学文辑,凤凰出版社,2008.11,第110页
[20] 《水经注疏》，第2156页
[21]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江苏分册》（下）， 中国地图出版社，2008年5月，第591页。
[22] 胡文波：南朝宋齐的河济淮北诸戍，历史教学问题，2021-08-15
[23] 张文华; 李巨澜：六朝时期沿淮两岸的军事重镇及其攻守形势，“六朝历史文化与镇江地域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201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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